不久前雲南舉辦一次以小學課本為研討內容的會議，邀我參加，我欣然應允。原因有二，雲南是我青春寄宿地，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的十年間，我在雲南宜良一處叫作“大荒田”的軍營度過，此次行前為雲南諸多戰友寫一小詩：“曾為十載滇雲客，夢中常回舊軍營。滄桑歲月人未老，最憶濃濃戰友情。”此番故地重遊，內心自然欣喜。其二是此次研討內容是小學課本，更切中我的心意。
我感念小學語文課本，那是我文學初心的萌生地。
小學語文課本，常是文學種子生根發芽的土壤。尤其是對我這樣一個五〇後背景的作家而言。它不肥沃，但足夠一個熱愛文學或者寫作的孩子紮下靈感與熱愛的根鬚；它不深厚和寬廣，但足夠開拓一個文學幼童稚嫩的視野；它有那個特定年代的體現，譬如我就曾吃力地背誦過課本中的“農業八字憲法”，至今印象鮮明，可以毫不費力地脫口而出：“土、肥、水、種、密、保、管、工。”
我不知道農業生產上這八字如今還好不好使，但至少當時讓我這樣一個剛上學的小學生花了不少苦功。背誦需要記憶，記憶依靠理解和領會，可我當時實在理解不了其中的奧秘，這本應是從事農業工作人員的專業，不知為何闖入小學生語文課本。這讓當時二年級的我背得焦頭爛額，還因錯了一兩個字而被老師批評得垂頭喪氣。於是我決心發憤圖強，進行強迫記憶，結果便是直至今天，我依然能條件反射般背出這些內容。
有些人覺得小學語文課本作為基礎性、通識性文本，主要承擔的是認字識文的價值。這是片面的看法。從我自身的學習經歷、後來的創作經歷看，我認為文學作品在語文課本中的價值至少有如下幾種：認知價值、審美價值、拓展價值和浸潤價值。
學子面對課本，本身認知是題中應有之意，從孔夫子時代到今天，課本的首要任務是啟愚蒙開混沌，從教育學到心理學都對此有專門論述，語文課本的認知價值無需多論。
語文課本上大多數的課文都出自名家名著，我記得郭沫若先生的《天上的街市》是如何讓我驚豔神往，也記得賀敬之先生的《桂林山水歌》又如何讓一個北方草原的孩子對南國山水充滿憧憬，更妙的是楊朔先生的《荔枝蜜》色香味俱全的文筆，讓人口水長流，他所引用蘇東坡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又如何令人驚詫莫名，特別是一個“啖”字，既不是吃，也不是咬，更不是嚼或吞，古趣橫生，發人深省!“啖”，在宋是通用語，到今天已成語言化石，一粒硬邦邦卻韻味十足的化石，觸發人諸多聯想。
是小學語文課本讓我知道了新詩與舊詩，知道了押韻在語言中的妙不可言的趣味，也知道了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中把炒麵和雪一起吞服的人的偉大，知道了羅盛教、劉胡蘭、黃繼光，知道了小英雄雨來和王二小，知道了“雞毛信”與“狼牙山五壯士”，這是幼童審美，也是立志與價值觀教育。
小學生大多活動空間狹小，視野侷限於“家庭—學校—家庭”之中，小學語文課本的教材內容應負有開拓孩子視野、拓展認知空間的責任，科幻、科普及相關的課文，如《我們的土壤媽媽》(高士其)就起到了很好的豐富知識、拓展視野的作用。記得還有趙樹理先生的《手》，寫一個山西農民的手：粗短，有力，佈滿老繭，隨便在土裡一抓，便是一把乾柴……細節栩栩如生，人物個性鮮明，文中充滿一個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的尊重，傳奇性中見平凡與真誠。
而尤為重要的，是浸潤價值。它是潛移默化和潤物細無聲的教誨，是言傳身教的深切表達，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傳遞和承繼。要做到這一點，語文課本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授業執教者的修養、素養和教養應與語文課本熔鑄一體，方可達到“浸潤”孩子身心的作用。所以一堂語文課，如果課文好而老師理解不到位，講得不好，肯定是不成功；相反，如果課文平平而語文老師理解充沛、發揮超長，則是學生的幸事。這一點至關重要。
好老師，好課文，好好相輔，語文課很可能成為一個孩子萌生文學初心的沃土，未來作家的始發地。這是一個有幸有作品進入小學語文課本的中國作家的心裡話!“荷衣說藝鬥心兵，前輩鬚眉照座清。收拾遺聞歸一派，百年終恃小門生。”這是一百八十年前的清人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首。大家都熟悉他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實前一首也很有見地。他尊崇前輩，獎掖後生，“百年終恃小門生”，我認為此句放在教育界、教材界亦妥。希望新時代的教育發展，出好教材，辦好教育，以明德引領風尚，用課本培育初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我們應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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