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總督中，直隸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封疆大吏。它掌管現在天津、河北大部分、山東小部分地區，所管轄包括糧餉、河道、軍務等軍政事項。雍正時期，直隸總督曾經歷過許多重大調整。當時總督一般可以兼任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御史，並沿為常制。
這兩個職位都是從一品官階，一個執掌軍隊，一個監察文武官員。獲得這兩個職位後，直隸總督可以更好掌握軍政大權，地位更為重要。
雍正時期又是清朝制度一個重大轉型的階段。在此以前，清朝的主要精力放在平定內患，制度上以沿襲明朝制度為主。雍正繼位後，清朝根據自身的情況，對過去制度作出較大變化，並在乾隆時形成定製，被基本沿襲保留。
晚清時，清朝制度雖然經歷了很多重大變化，但大體框架沒有過多的變化。如雍正年間成立的軍機處，便一直被保留下來。
所以通過雍正時期，直隸總督的人事變遷，我們可以更好了解雍正時期的制度變化，乃至整個清朝制度的脈絡。雍正時期，李維鈞、蔡珽、李紱、宜兆熊、何世璂、楊鯤、唐執玉、劉於義、王暮、李衛、顧琮這十二人曾先後擔任過直隸總督的位置。
這12位直隸總督中，八旗出身的僅有3人，其中蔡珽、宜兆熊是漢軍八旗出身，顧 琮是滿洲鑲黃旗出身。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順治、康熙時期，一直都提倡滿漢官員平等，可是在用人上，地方督撫的重要位置上，仍是八旗出生的官員居多，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滿洲八旗出身。
這個變化，至少可以說明，當時在用人上，滿漢官員的任用上，相較過去，稍微平等些。而且，也可以看出，當時中樞對地方督撫，已經在皇帝的掌控範圍內。只要人選得當，有足夠能力，皇帝就不擔心總督會起兵造反。這個背後，清朝對總督的種種限制。除了有都察院的監督，清朝還允許巡撫上折，彈劾總督。
雍正年間，清朝又繼承完善康熙朝的密摺制度，允許四品以上官員，直接向皇帝上奏摺。皇帝便可以藉由密摺，瞭解地方情況。皇帝經常會在奏摺中，向官員瞭解其他官員的情況，藉此對官員進行任命。
而且，清朝的時候，總督的任期並不固定，一般都不會太長。雍正時期的直隸總督中，任期最長的就是唐執玉，一共署理了兩零三年月的直隸總督職位。其餘直隸總督中，任期也大多在一年和一個月之間。李衛曾兩次署理直隸總督的位置，但加起來也只有九個月的任期。
這種設立辦法，其實符合總督最初設立的預想。任務完成後，隨即裁撤。只不過雍正時期，則是保留職位，調任官員。
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較短的任期，不至於讓直隸總督在地方上發展出太多屬於自己的勢力，形成跟朝廷對抗的局面。但是壞處也很明顯，過短的任期，無法保證總督可以充分了解地方情況。一些剛剛推行的政策，也容易因為總督的離任而無法推行。當然，不管好壞，後來清朝在任命地方重要職位時，也常常會採用這個辦法。
不過，更大一個變化在於，直隸總督的資質。中國有上千年的科舉傳統，官場用人，也以科舉為正途，視為光榮。
通過對雍正時期12位直隸總督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科舉出身仍在大部分，但也有通過其他渠道獲得官職，受到重用的人。比如說靠買官獲得官職的人。典型代表就是李衛。他的江蘇富戶，康熙朝時捐得七品小官，受雍正提拔，屢出政績，得以提拔。也有靠父輩蔭封的官職。楊鯤便是其中之一。
這種多重選官方式，則一直是雍正所力推的。因為雍正認為，科舉只能選出文采好的，沒有辦法測出品行和能力。可以擴大招選提拔範圍，對那些真正有能力、品行好的官員，委以重任。
當然，科舉仍是選拔官員的主流。而且，當時不只漢人靠科舉，八旗中也有不少人參加科舉。如蔡珽，他不僅參加過科舉，還是進士出身。因為科舉出身的官員，還是可以享受許多特殊待遇，只是在參加考試時，難度極高。
畢竟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在朝堂上佔據主流，雍正再強勢，也無法拋棄科舉出身的官員不用。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清朝廢除科舉時，難度極高的原因。而且，科舉雖然無法測出人才的品行和行政能力，但對於官員仍有一個考核標準。對於底層的平民而言，仍有一個上升的途徑。這便是中國歷史更為深遠一種文化脈絡。
這也是呂思勉先生在《中國通史》裡說的：“其實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動，全靠社會做根底。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現在講歷史的人，都不但著重於政治，而要著重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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