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諸多皇子中，特別是在早期，雍正並不出眾，根本排不上號，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資質平平的皇子，卻最終登上了皇位，而且在短短13年主政期內，廣施改革，做出了許多非凡的成就。這是很值得品評的。
“九子奪嫡”最後的勝利者是雍正。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雍正佔據了“勢”上的便利。康熙是強勢君主，大權獨攬，而那些有些威望和資本的皇子卻總是急不可耐地要去分一杯羹。結果，鬧得越歡，被貶得就越厲害。這樣一來，雍正的劣勢反倒變成了優勢，不僅得到了保全，而且還增添了額外機會。
雍正直到45歲才登基，帶來一個好處，就是政治上更加成熟，大器晚成。《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對呂芳說過這麼一段話，“做官要學會：思危、思退、思變。知道了危險就能躲開危險，這就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這就叫‘思退’；退了下來就有機會，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兒錯了，往後該怎麼做，這就叫‘思變’!”為官三思，也是適用於職場的。
雍正好施帝王南面之術，善於用一部分整治另一部分人。比如，他即位後為了站穩腳跟，維護政權穩定，對不同的兄弟，採取不同的策略，對其他皇子有打有拉，搞分化。在決定搞下年羹堯後，就開始四處打招呼，組織檢舉揭發，大造反對年的聲音和輿論氛圍了。雍正之所以能夠這樣拉風帶節奏，還是因為他是最高統治者，佔據著主動地位，有這個權力和資本，遊戲規則由他來定的，當然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雍正重視用人，講過“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爾”這樣的話。改土歸流是雍正王朝的一項重大改革措施，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推動改土歸流的議論日久，但直到任用鄂爾泰才真正落地實施。鄂爾泰拿出了具體的原則、策略和方法，最終裁決於雍正。於此可以看出，合理的方法與得力的官員缺一不可。這正應了毛主席那句“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的著名論斷。
十三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對於普通人來講，可能無非就是在能力範圍內買房、娶妻、生子，幹這麼幾件事。對自己的人生，也算得上是比較稱意和圓滿的了。大多數人生活循規蹈矩，是難以做一番事業，特別是開創性事業的。雍正面對的難題不止於此。他連接康熙和乾隆，處於276年清朝政府整段政權的中段，所謂“不破不立”，守成不易，衝破“祖制”開創更難。而留給他的時間又很有限，只有短短十三年時間。
雍正做到了。其一個性堅毅，百折不撓，熟悉下情，比較自信。其二通過奏摺和軍機處制度等，促進中央集權且效率高。其三十分勤奮。親自批閱奏摺，處理政事日理萬機。十個皇子，只有兩個是登基後生的，其餘八個還都是他當王爺時所生，娛樂生活少。其四善於用人，整頓吏治，政治較為清明。其五著述多，佔據思想輿論主動位置，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讓後世瞭解他施政特別是嚴明政治的初衷。最廣為知悉的是那本 《大義覺迷錄》。
總的來看，雍正之所以成就一番事業，成為比較傑出的君主，主要在於他適應了時代發展的方向和要求，在可能的條件下，做出了他的努力。他的做事和成事有許多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
只有觀歷史才有大格局。眼前的紛紛擾擾，在當世人眼中不論多麼鴻篇鉅製，氣勢恢宏，但是若干年後，往往不過是歷史的小浪花小片段，在史書上，不過寥寥數語罷了。通讀古今，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可以通透豁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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