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百年間中國最負盛名的一位企業家，榮毅仁人生際遇耐人尋味，他投射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凝視
《財經》記者 馬國川/文
北京東北三環內亮馬河畔，京城大廈大堂正中，圓形穹頂之下，四隻射燈聚焦在鮮花簇擁的一座青銅坐像上：一位西裝革履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雙臂自然地擱在座椅扶手上，左腿蹺在右膝上，氣度從容，優雅高貴，讓路過者不由自主地放慢腳步。
進入今年4月，這座雕塑周圍鋪上了紅色地毯，雕像身後正上方懸掛起紅色橫幅，上面寫著“紀念榮毅仁老董事長誕辰100週年”。
京城大廈是中信集團的總部，青銅坐像就是中信創始人、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從上世紀30年代上海灘的企業家，到50年代上海市副市長，從80年代蜚聲商界的“榮老闆”，到90年代末聞名世界的中國國家副主席，榮毅仁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一部傳奇，也濃縮了中國企業家階層的百年曆程。
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充滿艱難曲折，企業家階層也同樣命運多舛。作為百年間中國最負盛名的一位企業家，榮毅仁人生際遇耐人尋味，他投射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凝視。
（▲榮毅仁家庭照。）
一
1916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年初，袁世凱在北京稱帝，遭到全國反對，倉皇放棄帝制。不久，這位一代梟雄在憂懼中病故，中國從此進入軍閥混戰時期。
當時離北京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2歲的盛宣懷溘然辭世。這位秀才出身的清末官辦商人創建了諸多所謂“官督商辦”的近代企業，一度成為晚清首富。他的辭世，為清末以來的洋務運動畫上了一個句號。
距離上海僅有100多公里的江南名城無錫，41歲的實業家榮德生正在忙著為家鄉辦學校、修路橋、建花園。榮家還誕生了一個新生兒——榮毅仁。
榮毅仁出生之時，正是榮德生的事業如日中天之際。他和胞兄榮宗敬在上海、武漢等地接連開設數家麵粉廠和紗廠，生意蒸蒸日上。正如榮德生在這一年的日記裡所寫的那樣，“時歐戰已起，……餘認為可放手做紗、粉，必需品也。”
史學家們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帶來了某種難得的發展機遇。英、法、德、俄等戰爭國生產受到破壞，中國出口大增，尤以紡織業和麵粉業為最。榮氏兄弟抓住這個機會，數年間一口氣建立九家工廠，一躍成為聞名全國的“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
國家現代化的核心，是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現代化，而這一過程的推動者是企業家。清末洋務運動以來，官僚（以盛宣懷為代表）、士紳（張謇為代表）和買辦（唐廷樞為代表）紛紛投資建廠，中國現代化進程由此開啟。但是，這些人士社會角色複雜，並非獨立的企業家。
平民出身的榮氏兄弟的成功，標誌著中國新興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開始崛起。這是一群以產業救國為己任的愛國人士，當時被人們稱為“實業家”。他們無依無傍，主要依靠個人奮鬥，以強烈的社會責任和創業精神建立工廠，奠定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他們被後人稱為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回首過去100年，中國出現了三次經濟高速成長期：第一次就是1912年－1927年之間，工業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領先地位。另外兩次分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榮毅仁就成長在中國企業家的第一個生意上的“黃金時代”。遺憾的是，這個時代太短暫。在榮毅仁讀小學期間，國民黨結束了袁世凱死後長達十餘年的軍閥混戰，看似給厭倦混亂的國人帶來了希望。就像上海銀行家陳光甫所說，“我相信國民黨能夠帶來和平和國家的繁榮。”
可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伴隨國民黨政權而來的是新名詞“統制經濟”。它強調國家力量對經濟的干預，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企業家們的生存空間遭到擠壓。
榮毅仁11歲那年，國民黨政府查封了榮家產業，理由是榮家沒有足額購買被指派的軍費公債。後來通過無錫老鄉、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疏通，才算作罷。1933年榮家紡織公司遭受危機，宋子文、陳公博想乘機將其收歸官有，也是吳稚暉出面幫榮氏說話，才免遭歸併。
那些年，在強大的政治權力面前，中國企業家似乎無法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為尋求保護，相當一批企業家不得不與權力周旋。榮家也與上層政治人物盡力保持良好關係。就在這樣的政治夾縫裡，榮家的產業艱難而頑強地生存發展。到1932年，榮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成為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毅仁的伯父榮宗敬曾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作為當時中國的首富之子，榮毅仁很早就到家族企業裡歷練。他曾回憶說：“我讀大學的幾年，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寒暑假的。因為一休假回到無錫，就要到茂新麵粉廠住廠實習。我父親對我們小輩要求嚴，不許擺少爺架子。我這個小開可不好當啊。”
1937年夏天，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出任一個榮氏工廠的助理經理。這位年輕氣盛的少東家草擬了一個計劃，準備開設幾十個麵粉廠，打造麵粉托拉斯。可是，墨跡未乾，突然爆發的“盧溝橋事變”就讓他的理想成為泡影。
抗戰八年，榮家企業損失了戰前總資產的35％。慶幸的是，榮家仍然掌握著這些企業的所有權，沒有像有些企業那樣被官僚資本吞噬。“火柴大王”劉鴻生說：“我在重慶辦的中國毛紡織廠、火柴原料廠等都有官僚資本的投資，我原來在上海是大老闆，到了重慶卻成了大老闆的夥計。”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榮毅仁主持重建的無錫茂新麵粉一廠）
抗戰勝利之日，榮毅仁開著汽車、扯著國旗出去兜風，他認為國家和企業的前途將一片光明。戰後確實是工業發展的大好時機。大量日偽紗廠完全可以讓民間企業收購經營，可是卻被官僚資本以“國營”名義囊括而去。這種與民爭利的做法，引起企業家們的不滿。榮德生在1945年奮筆寫道：“因知富強非難事，只在用之當與不當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這些警世之語，代表了當時企業家普遍的看法。
戰後社會需求激增，榮家企業獲利豐厚，棉紗和粉磨生產能力在全國首屈一指。無奈好景總難久，中國很快就陷入三年內戰。國民黨統治區社會秩序趨於崩潰，企業家們備受打擊。1946年榮德生曾遭綁架，震驚上海灘，也讓企業家們心寒。隨著國民黨步步敗退，企業家們面臨歷史選擇，惶惶不可終日：國民黨固然不堪，但是共產黨會容得下他們這些富人嗎？
許多企業家將設備資金轉移海外，偌大的榮氏家族裡，許多人也攜帶資產遠走異國他鄉，包括榮毅仁的兄弟姐妹。唯有榮毅仁和他74歲的老父親留了下來，靜觀天下鉅變。
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企業家，榮氏父子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共產黨再怎樣，絕不至於比國民黨更糟吧。”
二
後來，榮毅仁曾多次向國內外友人提到一個歷史細節：上海解放之日，他開著汽車上街，看到解放軍戰士露宿街頭，絕不擾民。由此，他對共產黨刮目相看。當然，榮毅仁不可能僅僅因為街頭一幕就認同新政權。事實上，他和當時留下的企業家們一樣內心彷徨。
和上臺伊始就消滅企業家的蘇聯布爾什維克不同，中國共產黨很清楚，戰後百廢待興，還是要依靠企業家來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根據其階級鬥爭理論，創造出一個概念，“民族資產階級”，用以特指這些民營企業家。
1949年，相當於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新國旗上圍繞代表共產黨的大紅星的四顆小星，其中一顆就是民族資產階級，這無疑讓企業家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榮毅仁在政治上開始活躍起來。為了支持國家的“抗美援朝”，他慷慨捐資。在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遊行隊伍裡，他高舉大旗走在最前列。他還組織企業家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不過，在逐漸靠近共產黨的同時，榮毅仁仍然對未來感到迷茫。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有些官員想趁機把榮毅仁等舊社會的孑遺一齊打掉，一舉實行社會主義。企業家們備受煎熬，上海有人跳樓，四川著名愛國實業家盧作孚自殺。榮毅仁則得到了政府高層的保護。毛澤東甚至直接干預，將榮家企業劃為“完全守法戶”。
這番經歷讓榮毅仁又向共產黨靠近了一步，但是並不表明他沒有疑慮。後來榮毅仁曾多次談到自己這一時期的思想，“我比較順利地過了抗美援朝關和‘三反’‘五反’關。但是，在靈魂深處……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在新中國的命運如何?社會主義事業有沒有前途？這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私營企業主關心的首要問題。”
按照共產黨的最初設想，中國要長期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到1967年才完成。但是，毛澤東很快就改變了原定計劃。在他看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一切社會財富集中到政府手裡，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只要依靠國家的強大力量，就可以完成雄偉目標。
1954年9月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頒佈，正式確定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儘管企業家們一直在接受改造，“有一隻半腳踏進社會主義”（毛澤東語），但是趕不上毛澤東的想法。
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文中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絕種”。可是，有誰願意將自己苦心經營的企業拱手讓出呢？毛澤東親自在中南海兩次約見榮毅仁等代表人物，指點迷津。
（▲1956年1月，榮毅仁陪同毛澤東、陳毅視察上海申新九廠。這是毛澤東視察過的唯一傢俬營企業）
這期間，性情率直的上海市長陳毅對榮毅仁說，“我們不貪圖你那一點財產，我1000萬工人階級，農民5萬萬，幾百萬知識分子，幹他五年七年，可創造幾十萬萬、幾百萬萬、幾幹萬萬元。現在中國總產值大概五百萬萬美元，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可達一千五百萬萬美元，再30年後可達四千萬萬美元，不貪你那一些，那一點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共產黨眼淺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貪你那一些?共產黨氣魄大得很，共產黨要取得全世界，共產黨看到你們一批人還有用，你們來參加很歡迎，都是真話。”
這番談話引起榮毅仁的很大震動。當年上海灘工商界人士都認為，“榮小開”最靈，“拎得清”（上海話，一點就明的意思）。不久，身為最大私營企業集團老闆的榮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要在六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
（▲1956年，上海工商聯副主席榮毅仁（右四）同上海工商界人士就上海市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座談）
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宣佈全市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人們敲鑼打鼓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榮毅仁在慶祝遊行時說，“社會主義改造對於我失去的是屬於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榮毅仁在解放初期曾說，“我贊成共產黨只舉一隻手，如果兩隻手都舉起來，那是投降。”這時他說，“舉一隻手贊成共產黨我是錯了，現在要舉起雙手擁護共產黨。”從此，“紅色資本家”成為榮毅仁的專屬稱號，伴隨他一生。
毛澤東說：“榮家是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國際上稱得起財團的，我國恐怕也沒有幾家子。”作為積極配合共產黨政策的企業家，榮毅仁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這是榮德生兄弟自創業經商以來，第一位榮家子弟擔任政府公職。從企業家到政府官員，榮毅仁的人生出現了轉折。
三
公私合營後十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已經失去企業的企業家們成為革命的對象，肉體被折磨，財產被查抄。
1959年就進京擔任紡織部副部長的榮毅仁，同樣難以逃脫劫難。他被剃了陰陽頭，右手食指被打斷，家裡的名貴字畫、精緻擺設等被搶走。雖然後來得到周恩來的保護，但榮毅仁的日子並不好過，他被指派給鍋爐房運煤、洗刷廁所。
不過，榮毅仁還是幸運的，許多企業家沒有能夠熬過這場浩劫。和榮毅仁齊名的同仁堂老闆樂松生，1956年在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遞交北京全面實行公私合營的喜報，後來當上北京市副市長，卻在1968年4月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年僅60歲。
1976年“文革”終於結束了，但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度盡劫波的人們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很明顯，完全由國家控制經濟的做法行不通了，應該探索新路。問題是，由誰來探路呢？
（▲1979年，鄧小平委榮毅仁以重任，創建中信公司。）
於是就有了“五老火鍋宴”的著名故事。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古耕虞五位老工商業者，提出“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五老火鍋宴”意味深長，它最大的意義在於，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重新請回了企業家。
“五老”中63歲的榮毅仁最年輕，被寄予厚望。葉劍英說，“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利用他在國際上的影響，利用榮氏家族的優勢，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來投資，然後吸引更多的外資，榮毅仁的這作用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較好。”
榮毅仁建議設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很快就得到批准。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正式成立，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和同時請來的工商界故友舊知開始創業。榮毅仁重操舊業，人們都把他叫作“榮老闆”。
鮮為人知的是，中信公司成立前一個月，上海一批老工商界人士集資創辦了“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與此不同，中信公司一開始就明確是“國務院直屬的國有企業”，公司印章和國務院部委的大印尺寸相同，上面還赫然刻著只有政府機構公章才能有的國徽。
榮毅仁著洋裝，讀洋書、 洋文，渾身“洋派”，精通西方的企業制度和商業規則，因此頗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國際公司懼怕共產黨，但是樂於和榮毅仁這樣背景的人打交道。榮毅仁當然對此也很清楚，他曾對美國著名資本家哈默說，“你是資本家，見過列寧。我也曾是資本家，幹社會主義。我們兩個都是資本家，可以談得攏。”
儘管如此，榮毅仁的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資在國內發展實業，一手利用外資在海外投資，這些做法在當時被視為帶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榮毅仁本人又是資本家出身，所以傳言眾多，不時有人寫信告狀。也常常被有關部門刁難。在一次寫給高層的信中，榮毅仁請求，“請理解我在夾縫中走路的艱難！”
正當榮毅仁“在夾縫中走路”的時候，一些富有冒險精神的農民也開始在創業。中國人的創業精神在這些農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當然，農民的創業道路佈滿荊棘。他們經常成為政府打擊的對象。1983年全國嚴打中，溫州八位農民企業家就被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有的被收審關押，有的“畏罪潛逃”。“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就像榮德生兄弟通過打拼成為民國第一代企業家一樣，這些農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代企業家。
和草根企業不同，中信公司不時遭遇體制的阻礙，最後總是能夠走出困境。“我是‘調和派’，碰到險灘，儘量想辦法繞著走。”榮毅仁曾自我調侃地說，“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對待幾個特區那樣，而不是向國家伸手要東西，靠吃偏飯來生存。”
榮毅仁飽經政治風浪，為人謹言慎行。他與鄧小平等元老交往密切，頗得信任。但是他審時度勢，恪守本分。上世紀80年代，他曾力邀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到中信公司任職。但是雙方談話之後，這位經濟學家認為榮老闆“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員”，沒有就職。
作為有豐富經驗的企業家，榮毅仁對中國經濟問題看得非常清楚。1987年他談到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時說，“我對計劃經濟一直有看法，計劃往往憑主觀想象，沒有考慮經濟規律、市場、供需關係、經濟效益，較少考慮客觀因素。”
國營企業一直是中國改革的重點和核心，承包制一度被視為國企改革的“靈丹妙藥”。榮毅仁不以為然，他說，“企業不同於農業，企業搞承包制和過去的包工頭制沒有什麼兩樣……在企業，搞包工制是有封建性的，有近利而無遠見，弄不好會變成國家拿小利，個人拿大利。”
對於如何發展中國經濟，榮毅仁也有自己的思考。他歸納為兩條：一是健全市場機制。搞經濟的關鍵是市場，要吸取資本主義在市場方面有用的東西；一是加強國家機器，一方面是立法執法，加強法制建設，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另一方面是加強民主監督，要發揚人民群眾的力量。這些話，在學者們看來，至今恐怕也沒有過時。
作為探路者，榮毅仁沒有辜負重託。在上世紀80年代，中信公司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不到十年就成為世界知名公司，成為國際社會觀察中國的一個窗口。除了政府的“特殊政策”，榮毅仁本人也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每天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路透社的信息顯示系統的終端裝置，饒有興趣地觀看熒光屏上不斷閃爍變換的各種市場數據，緊盯著市場的信息變化，捕捉商機。
1987年，榮毅仁被評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業家。這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入選世界知名企業家行列。有人曾提出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假如榮毅仁創辦個人企業，是否有可能打造出一個世界級的公司呢？
四
“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到，一個共產黨政府會走向市場。但現在中國政府帶領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事實已經眾所周知。”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一直對中國經濟轉型充滿好奇，在晚年的著作《變革中國》一書裡，他提出這個疑問：“中國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
研究者們對於“科斯之問”的一個簡單回答就是，中國政府最初並不清楚轉型的方向，是許多企業出於本能向市場方向發展，闖出了一條獨特的轉型道路。榮毅仁創建的中信公司作為特殊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起，就像在原有的經濟體制裡嵌入了一個楔子，動搖和瓦解了計劃經濟體制。
榮毅仁的朋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感慨道，“榮毅仁是既瞭解東方，又瞭解西方的企業家。蘇聯人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他們找不到一個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
確實，蘇聯沒有舊時代的企業家，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湧現出新的企業家群體，因此在80年代末經濟走向崩潰，最終解體。中國共產黨卻挺過了改革開放以後最艱難的一段歷史時期。
榮毅仁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企業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特殊歷史時期，榮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請國際知名的銀行家、企業家來中國訪問，發揮了一般人難以起到的民間外交特殊作用。
當時，民營企業生存艱難，眾多企業家只能“戴紅帽子”以求安全。到了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之後，中國明確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民營企業才重新活躍起來。
1993年3月，77歲的榮毅仁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人物。因為這個“紅色資本家”被選為中國的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國1949年以來首次由一名資本家擔任國家副主席。消息傳出，世界震驚。德國《柏林日報》在一篇評論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萬富翁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不僅僅具有象徵意義，它還向國內外特別是向爭取其投資的數百萬華僑表明，中國領導人認真對待改革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決心。”
（▲1993年5月22日，榮毅仁在江蘇無錫農村麥田考察時，拿起麥粒放在嘴裡搖咬一咬，瞭解麥子的成色。）
榮毅仁當選國家副主席的信息給國際社會巨大信心，也給企業家們傳遞了強烈的信號。
如果說，榮毅仁是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民族資產階級“改造”政策的標誌，那麼在90年代，他則成為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風向標。正是在90年代，大批有志之士下海創業，中國產生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代企業家。這批被稱為“九二派”的企業家和榮毅仁等第一代企業家一起，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就任國家副主席後，榮毅仁脫離了商場，重新扮演起政治家角色。此時正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突飛猛進的時期，許多大企業成長起來。榮毅仁神秘而特殊的身份，為這個時期塗上了別樣的色彩，他的經驗也得到了執政者的重視。中共中央專門委派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的曾培炎，每個季度向他彙報經濟形勢，聽取他的意見。
榮毅仁時常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出現在外交場合。他身著深色西服，器宇軒昂，舉手投足之間盡顯氣派。自晚清以來，沒有一位企業家像榮毅仁這樣登上政治高峰。即使是赫一時的盛宣懷，也不過官至內閣。自榮毅仁之後，中國如今也再沒有一位像他這樣具有商業背景的人士出任如此高位。
作為20世紀的一位大企業家，榮毅仁擁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他與幾代國家領導人都有密切往來。榮府會客廳迎面即是鄧小平題寫的“戒欺室”的本色木匾,匾下國畫“群山夕照圖”上，是葉劍英題寫的“滿目青山夕照明”詩句。在榮毅仁的書房裡，則懸掛著江澤民書寫的鄭板橋詩句。
（▲1988年5月，榮毅仁（左二）在家中會見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布徹、大通銀行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1979年10月29日，榮毅仁與美國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董事長簽訂合作協議。這是中信公司成立後與外國銀行簽訂的第一個合作協議。）
1998年榮毅仁退休後，很少再出現在公眾場合。他常常安坐家中，每天閱讀文件、翻閱中外報章雜誌，間或打開路透社傳送信息顯示系統的終端裝置，瀏覽全球政治經濟新聞。他眼看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開始騰飛，中國經濟中民營企業三分天下有其二。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已經在中國逐漸形成。
2005年，89歲的榮毅仁辭世。一個民國時代企業家的後人得知消息時說：“這是一個時代的句號。”確實，100年前，榮毅仁的父親與伯父先後創辦麵粉廠和棉紗廠，開始書寫一個家族企業的傳奇。雖然這個家族企業的故事在1956年戛然而止，可是直到榮毅仁去世，這個家族的傳奇才告一段落。
始於企業家，終於政治家，榮氏家族和大時代的複雜互動關係，從此成為後人談論不休的話題。這是一段長達百年的曲折故事，是中國企業家命運起伏的最好見證。
不過，故事還沒有結束，因為中國現代化轉型還沒有完成。可以想見，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中國企業家或許會像榮毅仁一樣，書寫更多傳奇。
（未標註來源圖片由中信集團提供，選自畫冊《榮毅仁》，中央文獻出版社）
（本文首刊於2016年5月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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