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人士本来就是一群书院里钻研学问的知识分子而已，他们被人诬陷为“东林党”，跟内阁里面的一次争权有关。
捏造出来的“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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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内阁争权就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李三才入阁风波。
李三才是万历朝少有的干吏，极有手腕，在凤阳巡抚、漕运总督任上治理淮河，政绩卓著，又敢于为民请命，不但抵抗万历派出的矿税太监对民间的横征暴敛，还上书批评万历聚敛，深得百姓爱戴，淮安百姓自发为他建生祠。最难得的一点是，万历也需要李三才如此能干的干吏，对于李三才的一些冒犯极少见的没有严厉惩处。
当然，李三才也有缺点，一个是喜欢讲排场，二是喜欢收集古董，所以在清廉方面不及东林诸君子干净，另外李三才雄心勃勃，有的事做得不太讲究，比如泄露老师王锡爵教万历把言官的“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的密信，导致王锡爵再次出任内阁首辅泡汤。
不过这些在顾宪成等东林人士看来只是小节，李三才敢于对抗皇帝，有志刷新政治，才能极佳，心系民众，已经是很难得的人才了。至于坑老师王锡爵一事，是因为
王锡爵第一次罢相以后痛恨六部和言官，有变为皇帝应声虫的倾向，而此人又极有手腕，若是铁心帮皇帝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所以虽然李三才对付王锡爵道德有亏，但却有不得不为之处。其实，李三才具有很多明粉最喜欢的“雄才大略”、“枭雄”、“杀伐果断”的气质，只不过同时他有极强的刷新政治、缓解民困的意愿，甚至直接对皇权本身提出严厉批评，这在王锡爵这样的名臣一入内阁都被皇帝驯化的环境下尤其难能可贵。东林人士与李三才交好，正是看大节不看小节，不迂腐的表现。
一代雄才李三才
万历三十八年（1610），内阁里面朱赓已死，李廷机闭门不管事，只剩下叶向高一人独相，急需增补阁臣，这时李三才就凭借卓越的政绩、极高的声望，成为了热门人选。
李三才在淮抚任上批评万历派矿税太监敛财，万历没有回音，李三才以为是沈一贯从中作梗（实际上沈一贯虽没有卡李三才的奏章，但在此事上确实屈从万历），曾经大骂沈一贯，与沈一贯、朱赓等人结仇。到了入阁前夕，沈一贯虽然辞职了，其一手拉起来的浙党党羽仍在，他们多数名声不佳，对锋芒极盛的李三才既恨且怕，必欲扳倒李三才而后快。
但是李三才能力极佳，除了清廉不太到位之外没有什么黑点，但浙党这些人更不清廉，只攻这一点攻不倒李三才，还要想更大的罪名才行。这个时候，就要使用专门对付没啥黑点的人的办法——“诬以朋党”了。
东林的讲学，虽然没有议论政治，只是想要通过“重整道德”来改善包括政治在内的世道，但是明朝皇帝要的是原子化的社会，这种知识分子构筑学术共同体的行为并不为皇帝所喜，当年张居正也因此毁禁天下书院。于是浙党的计划诬陷李三才和东林是朋党，从而引起皇帝的猜忌，打倒李三才，即所谓“料攻淮（淮抚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当时除了浙党之外，还有右中允宣城人汤宾尹的宣党和左谕德昆山人顾天埈的昆党，这两个人是翰林院编修，颇有文名，各有一派势力。他们都不愿意李三才入阁，于是浙党的邵辅忠、徐兆魁，宣党的王绍徽等人一拥而上，攻击李三才结党，又用下作的挑拨手段，说天下“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来激怒万历，同时也有不少正直的官员为李三才辩护，连攻击李三才的浙党徐绍吉在攻击奏章中都承认李三才“参者十一，保者十九”。
顾宪成对李三才刷新政治寄予厚望，眼见李三才被无端攻击，就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为李三才辩白，信写得情真意切，文采很好，宣大巡按御史吴亮就把信公布出来，想为李三才洗脱冤屈。
不料浙党他们等的就是顾宪成说话，于是马上造谣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勾结想变天，又说负责京察的孙丕扬等人已经与顾宪成、李三才结为朋党，将来京察一定会不公。因为他们知道孙丕扬京察时一定不会容忍自己的贪渎之行，所以通过造谣来给自己打预防针。
其实孙丕扬是陕西人，与东林过从并不甚密，何况东林本身连政治都不谈，全无结党之实，浙党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诬陷。顾宪成对徐兆魁之流的造谣诬陷冷眼旁观，把写给叶向高、孙丕扬的书信刊刻出来给天下人看自己的坦荡襟怀，称为《以俟录》，又写了《自反录》，分说“被诬结党”一事的来龙去脉。
两年之后，顾宪成去世，其道德与学术地位接近一代儒宗，深为天下正直之士所怀。但浙党、宣党、昆党一来为了防止李三才报复以及要推自己的人，一定要扳倒李三才，二来为了避免自己因为贪渎被孙丕扬京察掉，连孙丕扬也要一起干掉，但李三才好歹还不算清廉，孙丕扬却无隙可乘，只有将孙丕扬、李三才说成朋党才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一起撸掉，于是他们变本加厉的造谣，要借皇帝之手干掉自己的政敌。
一些正直的官员为东林辩白，但在万历的拉偏手之下完全没用，还有人被贬官。中立派江西巡按陈一元认为顾宪成写信一事愚不可及，但仍对此事评论说：“彼辈（浙昆宣党）无一自文，于是乎创为门户（即朋党）之说，以相煽惑”，“张四面之网，无物不入笼罗；造无底之阱，无人不遭陷溺”，其结局是“大臣（内阁）忧谗畏讥，小臣（六部与言官）缄口结舌”。
为了避免激起朋党之祸，李三才主动请求辞官，万历不给旨意就自己回家，但是浙党一定要把李三才搞臭，避免他东山再起，于是造谣说李三才盗用万历的皇木建宅子，这下打中了万历贪财的七寸。李三才自请抄家，以示清白，万历派人查勘李三才的家。
查勘者并没有找到盗用皇木的实据。李三才家确实是比较富丽，用南杉比较多，但并无证据就是皇木，只因没有从哪里买的票据，查勘者就一口咬定那是皇木无疑，万历就根据这种模糊的罪过把李三才削职为民。浙昆宣党又继续攻讦孙丕扬，孙丕扬不耐其烦，在坚持完第二年辛亥京察后也辞官回家。
在辛亥京察（1611）中孙丕扬与孙鑨、赵南星一样公正，东林人士王元翰、彭遵古、李腾芳等一样落马，尤其是王元翰，被浙党诬陷“奸赃数十万”，把家里的家当全部搬到城门给人们检验，证明浙党实是诬陷，但孙丕扬仍评之以“浮躁浅露”，将其黜落，连攻击辛亥京察的浙党郑继芳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京察在罢免官员上“不可谓不公”。
陕西富平孙丕扬宅院
李三才、孙丕扬走人之后，浙昆宣党的目的完全达成，此后京察就被浙党等邪党把持，在六年后的丁巳京察中对正直官员进行明目张胆的报复，直到又过六年，天启即位后的癸亥京察，东林人士才意外的重握京察之权，对贪渎官员进行裁汰，浙昆宣党再加上齐党、楚党就一起投靠魏忠贤，成为臭名昭著的阉党。
现代阉党对于明末的历次京察，对于主持京察的一方贬官是否公正避而不谈，只说东林贬了谁，浙党又贬了谁，仿佛东林跟浙党一样在搞党争，其实只要查一下东林或者说正直官员贬的人与浙党贬的人在为官上的天壤之别，自然可以知道真相。现代阉党的所有招数都是借助大家对明史没有系统性阅读，剪裁拼接来佐证其观点，大司马现在就要一条一条底裤剥掉他们的。
有意无意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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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怎样被捏造出来的过程，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下面要澄清一些传统误解。首先是《明朝那些事儿》大力宣扬的顾宪成写给李三才的书信，里面说：
木偶兰溪（赵志皋）、四明（沈一贯）、婴儿山阴（朱赓）、新建（张位）而已，乃在遏娄江（王锡爵）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叶向高）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王锡爵）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这个被当年明月说成是“顾宪成以一介平民而能操控宰相人选”，是“幕后黑手”，因此“十分恐怖”。其实这哪里是操控宰相，这就是顾宪成对李三才阻止王锡爵再相一事的赞许而已。那么顾宪成为什么赞成对付王锡爵呢？我在《“明亡于万历”——皇帝家事导致明朝灭亡》一文里已经谈得十分到位了，现在再稍微讲一下。
自从万历清算老师张居正以后，万历年间的首辅如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次辅张位）、沈一贯等多数都依附皇权，只有王家屏、沈鲤、叶向高等少数几人不屈从于万历的淫威，敢于仗义执言，所以不甘心太监化的正直朝臣都对前面几位首辅没什么好感，对后面几位满怀敬意。
在依附皇帝的首辅里面，申时行手腕厉害但无意复出，赵志皋、张位、朱赓都是庸才，沈一贯虽然恶毒但是名声狼藉，基本上不可能再复出了，所以顾宪成说他们是婴儿、木偶，只有王锡爵不同。
在第一次入阁之前王锡爵堪称名臣，手腕出众，声誉不错，入阁后为了借助皇帝的权威有一番作为才依附皇帝，但即使如此也破坏了政治规矩，因此被弹劾回家，此后王锡爵因为愤恨就有进一步向皇帝靠拢，给皇帝当帮凶的倾向，加上他本事又大，所以特别被正直人士警惕。
而不依附皇帝的首辅里面，王家屏、沈鲤都被万历记恨，复出无望，叶向高虽不依附万历，但是出于维护大局帮万历摆平过“诅咒案”（详见《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一根棍子捅破天》一文），所以尚不被万历记恨，能够把内阁首辅当下去，对万历的胡作非为或多或少能纠正一些。
所以正直官员都心向叶向高，而担心王锡爵复出，凭借过人的能力给万历当打手，这个时候李三才不顾师徒情面，阻止王锡爵复出，正直官员就颇有松了一口气之感，所以顾宪成这封信单纯就是赞许李三才此举，从来没有也做不到“遥控朝政”。
为善不终王锡爵
另外，天启朝魏忠贤得势后，派人编纂《三朝要典》，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史实大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虽然社会上知道这本书不靠谱，崇祯朝以后书也被毁，但是
看过的人大坑跳得出，小坑未必跳得出，思维方式也会受到叙述方式的影响，所以明末的一些人即便是东林的自己人，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如复社的夏允彝，讲述的“门户大略”就是明显的一例：
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
其实沈一贯胡作非为，天下侧目，批判他的又岂止东林而已。日本学者城井隆志对此有详细的研究，批判沈一贯的官员一共69人，日后的东林人士不过10人而已，此外还有昆党5人，齐党2人，东林之外的59人中反东林的又有12人，这些成分如此复杂的人不约而同的批判沈一贯，哪来的东林、浙党之争。
在皇权对政局的持续劣化下，许多原来名声尚不特别差，有一定政绩的人，因为贪图富贵，组成浙、昆、宣、齐、楚五党，为了争权夺势而互相攻讦，持续堕落，倒是东林，不是朋党，不去特意争权，反而因为坚持原则扶保太子朱常洛即位，意外的成了泰昌帝朱常洛和天启帝朱由校初期的大功臣，得到了主政的机会。至此，之前为了私利而互斗的五党，又为了私利而结合在魏公公旗下成为阉党，再一次断崖式堕落，
五党毫无原则、争权夺利和东林坚守原则，不屑禄位的逻辑都是一以贯之的。因为阉党及其余孽温体仁等人的手段极其下作，对东林的打击极其残酷，所以到了崇祯后期，以东林的后继者自居的复社被阉党拉了下限，确实有一些朋党行为，但这不能倒算到东林头上。而且即便是复社，比阉党那也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因为阉党所编《三朝要典》的误导和复社的一些朋党行为，一些后人遂误以为东林也是朋党，如《明史》说顾宪成“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就与东林书院“绝议论以乐时”，不谈时政的实情完全不合。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被魏公公带节奏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了明以后对东林的看法，又被现代阉党如获至宝，拿来当做自己炮制的一系列谬论的论据，不过从今以后他们是用不了了。
下面的文章，大司马会继续就财税问题、辽东战局来给古代阉党和现代阉党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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