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山：“我的正事後來只剩下兩件”
本刊記者/古欣
本文首發於總第895期《中國新聞週刊》
去年夏天，慶山每天閉門寫《夏摩山谷》。早上五六點起床，八點開始寫作，一直寫到中午。午飯後休息半小時，再寫到下午四點。她感覺自己在一個深山洞穴裡，幾乎不停歇，累了就在沙發上躺十幾分鍾，緩過來後又繼續。這是她習慣的寫作方式，“穴居”、日以繼夜、當作體力活兒。寫到最後，是她被小說拖著拽著往前走。一種噴湧的感覺出現，之前從未有過。
每寫完一部作品，她都感覺滿意，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有種騰空感。讀者反饋是她重要的動力來源，她喜歡在書裡、在訪談中，引述讀者的來信，訴說著閱讀感悟或她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她將自己的微信公眾號、郵箱、微博公開在每本書的封頁。在微博上，她有一千多萬粉絲，讀者留言訴說迷茫與苦惱，常常與正在經歷的情感有關，她則抽取若干給出解答。
春節期間，她去南方的山上住了幾天。“看被冰雪壓斷的竹林，荒廢的古老寺院，走山路去尋找山谷的瀑布”，感覺很好。慶山的生活簡單，她的編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不旅行又不寫作的日子，她待在家裡，可以盯著杯子裡的茶葉看一下午。
“寫作、旅行， 我的正事後來只剩下這兩件。”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些事最後都變成了一件事，“研究自我” ：無論是親密關係中的自我檢視，還是旅行中自我放逐與療愈，都變成寫作裡孜孜不倦地被剖析的“自我”。讀者被此“自我”吸引，也引發種種爭議。
爭議之書
《夏摩山谷》是安妮寶貝改名慶山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像過去的每一本書的問世，這本書再次激起讀者強烈的好惡。
三個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因為種種原因，來到夏摩山谷。在小說中，夏摩山谷被設定為理想烏托邦，女性經歷了情感的困惑、摧毀與抉擇，在這裡重建信仰，獲得精神重生。小說中，慶山通過設置三組人物不同的結局，隱喻“愛”的不同境界：遠音在情人離世後最終釋然，重新開始一個人的生活；如真在經歷錯愛遇到真愛攜手歸隱；而雀緹卻為了惠澤眾生放棄與愛人相守。相同的是，在主人公奮力地自我清洗與超越時，都少不了佛教信仰與佛學思想的提攜與幫助。
對慶山而言，在這本書中，“說出觀點”是最重要的。具體而言，就是表達這幾年通過學習與實踐後，自己對佛學思想的感悟。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之所以採用小說形式，是因為故事與人物能給讀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比起直接給出結論，故事的形式更有助於讀者的體會與理解；人物也是如此，在他人的命運中，讀者可以自我參照與印證。
但現實卻是小說激發了兩極的評價。有讀者給慶山來信說，被她的文字感動流淚，身心獲得淨化。另一些讀者則對小說展開激烈批判。他們尤其反感小說裡詳細描繪一個“鋁鎂合金和聚碳酸酯材料製成的”名牌旅行箱，“分手就要一百萬”的主人公。小說中一些與從前作品相似的類型化的人物與故事設定，也被認為是沒有突破。
慶山曾表達過，描寫女性經歷負面關係，意在說明這些關係帶來的情緒與傷害可以轉化為開悟的契機。她解釋，如果讀者“過分糾結於作品物質、社會倫理層面的細節，其實是站在故事的外圍打轉兒，沒有入門”。 對這些讀者，她畫一個圈，將之撇在外，“他們也許應該去閱讀一些類型或網絡小說，不應該來閱讀我的作品”。
暢銷之困
慶山期望通過故事表達哲理來信服讀者，或許是表達想法的願望過於急切，她安排很多說理性的句子，直接由人物口中說出。“在這本書里人物之間經常對答。這些出題和解題的過程，本質上是我一個人在問，一個人在答。”接受《收穫》專訪時，慶山如此說。這導致很多讀者覺得，“感覺小說的許多人物只用一種口吻說話”。
在慶山看來，人物只是表達哲理的棋子，只要把自己想說的表達出來了，讀者將之看作一本小說還是一本哲學書，並無所謂。有評論者稱，慶山的小說裡“一般都潛藏著自我解釋的系統”。傅小平、木葉等青年評論者都曾指出慶山的作品，主觀性的評析與介入過多。這些創作傾向延續到《夏摩山谷》中。雖然在上一本小說《春宴》的序言裡，慶山曾反思這樣的寫作方式是任性的，但她卻不打算妥協或改變。她希望讀者能主動接納她的體系，放棄各種情緒與前見，進入她想表達的深層內核。
也許慶山忽略了，既有 “任性”的作者，也會有“反叛”的讀者；讀者不僅僅會服從作者、往往還會拆解作者，他們帶著自己的經驗而來。正是因為她的私人化寫作，傾注了真實的自我，塑造了個性鮮明而真實的形象，一些讀者可以從中體驗到共鳴的撫慰。而對另一些讀者，作者過分的自我聲音，會變成一枚利矛，戳破了小說的“虛構”之境，消解作品提供的沉浸式體驗。當原本躲在皮影戲幕布後的提線手走向前臺，文本變成一個人的左右互搏，作者本人與作品中人物界限會愈加模糊，而“反叛”的讀者，帶著對作者意圖的窺察與懷疑，很難再與作品產生貼膚的共情。
這涉及作者應該與自己的人物保持何種距離，應該隱藏還是表達自己的聲音，成功的人物塑造是否應某種程度超越作者的意志而具備獨立性，以及一部作品應該是單聲部，還是多聲部等一系列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在文學觀念史中也從沒有停止，慶山也選擇了她的方式、做出她的探索。她覺得因為自己的寫作早已拋卻了一切文學的座標系，實屬“一意孤行”，也因為自己是“暢銷作家”，這些年被輕率地貼上了很多標籤。
自我之變
在慶山眼中，這些年她在書寫小說時所調用的自我，不論從儲備、觀念、心態而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在小說中也有直觀體現。《夏摩山谷》裡，男性不再只是關係中較量的對手，或者女性自我成長過程中需要突破的阻礙，他們第一次充當起女性精神上的引領者。慶山試圖向讀者揭示，兩性之間可以朝向更高的精神追求，結成志同道合的夥伴，發展更加剋制、超越、平和的關係。
很多讀者覺得，慶山的寫作更“穩”了。從激越而鋒利體驗書寫轉入寧靜深沉的思辨，見證慶山生命狀態的改變，“我的寫作基本上就是符合自己的生命道路。” 慶山這樣對《中國新聞週刊》總結。“年輕時候我是個性格強烈的人，意志堅定，情感充沛，也很剛硬、倔強，帶著偏激，也比較叛逆，是那種一意孤行的人。”在《眠空》《素年錦時》《月童度河》多部散文集裡，她一再探究這種性格的由來並試圖自我修正。
“二十七歲前，我身上獸的成分佔很大。”慶山曾這樣寫道。上學之前，慶山被寄養在鄉下，野蠻生長。童年的暴力遊戲讓她印象深刻。五六歲，她去住在對面樓上的一個男孩家玩，兩人玩著玩著就廝打起來，都想制伏對方。回到家之後，滿頭大汗，辮子散了，脖子上有指甲劃痕。母親問怎麼回事，她撒謊說一直在跳皮筋。心裡曉得大人知道了要罵，隔天又瞞著所有人獨自前往，每次去男孩家路上，“穿越那個光線陰暗氣味潮溼的大廚房，往高高的木樓梯上爬，心跳格外劇烈”。
這種危險遊戲之所以吸引她，是因為通過傷害可以“確認自身的存在感”。在她最早的小說集《告別薇安》裡有一篇《七年》，講述一對戀人通過互相傷害的方式來感受相愛。
那時的慶山是孤獨的。從鄉下的祖母家被接回家後，她與父母始終不親密。父親忙於刺繡廠的生意，母親性格急躁，家庭氛圍不和諧。在散文裡，她不止一次地回憶，小時候父母很少帶她去電影院、遊樂場、逛公園，到了青春期，更是可以同處一室卻好幾天不說一句話。她的性格變得內向獨立又敏感，離家出走，早戀，從外界找補償，也讀大量文學作品和暗暗流行的地下文學。
在《素年錦時》和《眠空》裡她自我反省，年輕時的自己對情感有強烈的匱乏感，迅速展開又迅速終結與他人的關係，卻缺乏信念，對如何相處也毫無概念。書寫是宣洩情緒、整理思緒的出口，但並不能解決現實相處的種種矛盾與失望，更不能給她答案。曾經文學藝術是她最重要的食糧，但隨著時間推移她卻越來越認為，文學藝術在本質上無法究竟。
她閱讀大量宗教典籍，禪宗、金剛乘、基督教、印度教、薩滿、甚至印第安文化，尋求整合古人的智慧，最終確立“學習（被驗證的哲學或教育）、服務（寫作是其中的一部分）、相愛（儘量擴大認知的邊限）”三個辦法來使自己自愈，來面對人的存在無從彌合的侷限。
寫作的意義也轉換成了梳理與分享認知的方式。遠方之境
幾乎所有慶山的小說都發生在旅途中。無論是《夏摩山谷》，還是《蓮花》中的墨脫，在慶山的小說中，永遠有一個等待抵達的彼岸，那象徵追尋、超越、與圓滿。這些故事通常遵循相似的模式，都市邊緣群體或中產階層在經歷情愛、死亡、或俗世名利的無常幻滅後，踏上前往遠方自我追尋的道路。“ 這大概跟我自己的性情有關，我喜歡流動的場景，變化的日常，陌生的人群，未知的事物。” 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
外界批評故事模式化，她辯白，日光之下無新事，每個人的生活無非是情愛、父母、家庭、個人發展這些。她習慣從人與人的關係與自我觀察切入，與時代相比，更關心人心內部。她的生活簡單，不愛交際，興趣不在現實生活，生活中不看報紙、雜誌、電視。她會定期閉關，閉關期間不與外界來往、接觸。“這是集中地面對自己內心，清理和整合各種覺悟的好時候。” 剛到北京時，她住在三里屯，現在索性搬到郊外，閒時在家做家務、種花、喝喝茶、做手工、收集古老的珠子，都讓她感覺放鬆。
“作家需要的不是龐大的信息，而是敏銳的感知。” 慶山認為，儘管不工作，她閱讀、旅行、聽聞，也可以保持與世界的接觸，她與陌生人之間的問答、書信，可以直抵人心深處。但某種程度上，去信的讀者與作者因為分享相似的體驗與關心，構成了認知上的封閉。“日光之下無新事”也有可能是因為接收的信息大部分是某個向度重複增強的反饋，這是也許作者本人都未曾察覺的問題。
這種對遠方的好奇與自發的行動，從童年就有端倪。小時候春遊，其他小朋友跟著老師朝山上爬，她看見了路旁的杜鵑花，想不通為什麼要跟著一群人爬石梯，一個人脫隊去山谷漫遊，被老師尋過來，嚴厲呵斥。十六歲，她幻想可以離開家，去哪裡無所謂。她常常一個人逃課，坐大巴去附近的城市待一天，在景區的湖邊呆坐一下午。
對遠方的嚮往裡蘊含著對現實的不滿，她曾覺得自己生活的家鄉閉塞，周圍的人們只關心俗世生活，而自己不屬於那裡。苦悶中她開始在網上寫一些風格頹廢的小故事，情緒鋒利卻不乏真實，激起了讀者的共鳴。
文字為她帶來離開銀行的機會，她不顧父母反對，辭職離開家鄉，輾轉於南京、上海、北京，在雜誌與網站當編輯。2001年，她漂去北京，那一年她27歲。不久她辭去最後一份工作，成為完全獨立的寫作者。“瘦，短髮，精力充沛，內心無憑靠”，在散文中她這樣自我描述，經常寫稿整日，半夜十二點下樓，去超市買個三明治回來吃。
當大城市從曾經的遠方轉化成此時此地，它對慶山的吸引力也迅速消退。霧霾、交通阻塞、人心冷漠、慾望氾濫，這些年她在散文中與小說裡，不斷批評這種生活方式的正當性，也引起了爭議。
旅行變成離開的另一種方式。徒步深入山區，觀看生活在邊陲的人們，物質條件艱苦，與外界不通信息，讓她看見世界上人們存在方式的巨大差異。二十幾歲，她偏愛東南亞的旅遊地，熱帶生命力蓬勃，喧嚷熱烈的人世對長期獨居的都市人是一種撫慰。現在她喜歡尼泊爾，印度，喜馬拉雅山周邊地帶。“這些地方心靈磁場強烈，能夠帶給人淨化和增進心靈力量。”
古書是她心中另一個“遠方”，慶山覺得自己需要的感受純度很高，普通的人或事物無法提供這種純度，但在書中有。“古代的大量哲學、宗教文明、聖賢與智者，他們留下很多記錄，留下真理與智慧。”通過學習、實踐將書中的智慧化為自己生命的組成部分，“這些都是純度很高的生命體驗。是現有的時代無法提供的。”
在她的小說裡，古都、遠地、鄉村都化身成與現實對照的烏托邦。那裡，世俗與宗教生活並存，人們還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儘管生活不富裕，但神態安詳，內心平和，不似大城市這般人心沉淪。她在《夏摩山谷》裡描繪印度，“即便表象無序與混亂，內在保持平衡。”而印度人“只需要一小塊地方，就可以與外界相安無事地活下去。並且神態安靜。”早在多年以前，西方的旅行者也曾將遙遠的東方理想化為解決自己文明種種病症的場所。而如今，慶山所做的似乎差不太多。
《夏摩山谷》寫完後，她計劃再一次從雲南或從成都進藏。她強調，要按地圖的路線，搭乘當地交通工具，一站一站往前走，尤其是，要住在沿途陌生村莊或小鎮。三年前，她這樣走過，最後抵達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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