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在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和平路小學講授“兒童防性侵”法治課後，被孩子們簇擁提問。
3月28日，在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順慶區人大代表、南充市和平路小學校長羅迦向大會提交了《關於全面推進我區兒童防性侵工作的建議》。建議提出：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建立起監護人、校園、社會三重“保護網”；將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中小學入學必修課。
在接受檢察日報記者採訪時，羅迦代表說，這份代表建議的藍本是“1號檢察建議”和教育局發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
把防性侵課程引入轄區小學
和平路小學位於南充市主城區。全校一至六年級共有學生1000多人。羅迦將學校的特點概括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和留守兒童比較多，佔比達40.6%”。
留守兒童較多的特點，也拉高了當地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南充市順慶區檢察院檢察官雷蕾告訴記者，自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順慶區檢察院共受理性侵犯罪案件87件181人。其中，2015年幼女遭受性侵犯罪案件為4人，2016年為8人，2017年為11人，2018年為12人。
鑑於此，在2018年1月，順慶區檢察院組建的“梧桐樹”公益團隊與北京“女童保護”公益組織開始合作，將女童保護組織的優質防性侵課程引入轄區的所有小學。
就在這個時候，羅迦接任和平路小學校長一職。順慶區檢察院馬上與羅迦取得聯繫，主動提出送法進校園。羅迦希望與檢察機關的合作常態化，就聘請順慶區檢察院檢察長何曉榮為法治副校長。
在一次防性侵授課結束後，授課老師給每個學生髮了一張卡片，讓大家把想對老師說的話寫在上面。卡片上印有檢察官的聯絡信箱。
在整理調查卡時，一名女生填寫的內容讓雷蕾心頭一緊：“我曾經遭受過兩次性侵，一次是在三四年級的時候，吃一塹長一智，不要告訴我的家長。”
“學生當時沒有用真名，我們又擔心公開查詢會對孩子的心理造成二次傷害。”雷蕾說，檢察院在與校方一次一次協商之後，最終通過對照筆跡確定了那名寫卡片的女生。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她，商定以授課回訪的名義把她劃入座談學生的範圍。
在詳細瞭解情況後得知，受侵害學生是在上學路上被猥褻時，檢察官立即把線索交給公安機關，同時請心理諮詢師對孩子進行心理幫扶和撫慰。雷蕾說，從後來她給檢察官寫的卡片內容判斷，這名女生已經走出了心理陰影。
據順慶區檢察院統計，從2018年1月初至2019年3月末，檢察機關基本實現轄區鄉村學校“兒童防性侵課程”的全覆蓋，共計為6270名孩子教授99堂防性侵課程。
在保護孩子問題上
努力實現家校合一
2018年10月，最高檢認真分析辦理的性侵幼兒園兒童、中小學生犯罪案件，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首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1號檢察建議”。其核心內容，是建議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的制度機制；加強對校園預防性侵害相關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依法嚴肅處理有關違法違紀人員等。
2018年11月初，何曉榮向該區教育局局長當面通報“1號檢察建議”的內容。與此同時，該院要求擔任法治副校長或法治輔導員的檢察干警，將“1號檢察建議”的內容逐一通報所屬學校的校長，並充分發揮法治副校長作用，幫助學校對安全方面的管理制度進行查漏補缺，面向全校教職員工組織法治教育活動。2019年3月初，順慶區教育局局長換任，何曉榮再次向新任教育局局長當面通報“1號檢察建議”內容。2018年12月，教育部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2019年1月，順慶區教育局通知轄區所有學校對照落實整改。
羅迦表示，已經收到教育局的書面通知。目前，正在組織教師共同學習兩份文件，並且把文件內容向家委會通報，由家委會成員在各班家長群裡發佈，在保護孩子問題上努力實現家校合一。
羅迦始終認為，“保護未成年人，只有學校、檢察機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重視遠遠不夠，家庭教育不能缺位”。
五條建議助力夯實
“1號檢察建議”
通過一段時間的部署落實，羅迦感到，在有效預防和打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些細節影響著“1號檢察建議”的執行力。對此，他在向區人代會提交的建議案中列出五條建議。
第一，保護未成年人應以預防為主。羅迦說，無論檢察機關還是教育部門，在發文時都更多地強調了如何保護孩子，對如何引導孩子提升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提得較少。他建議以預防為主，將防性侵自我保護教育，納入孩子進入幼兒園、進入小學和升入初中等關鍵時間節點學生與學生家長的必修課。
第二，通過多渠道宣傳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法律，讓人們熟知侵害未成年人需要付出的法律成本。同時，嚴把教師資格入口關。在考核時，不要光看專業水平，還要判斷準教師們是否有社會責任感，是否真心愛學生。
第三，多部門協同，但是要明確牽頭單位。羅迦說，現在的狀況是協同部門都很積極，但是在具體問題上，沒有部門主導，這樣很容易陷入“九龍治水”的尷尬。
第四，期待在“1號檢察建議”和教育部門《通知》的基礎上給出量化考核指標。羅迦說，目前兩個文件都只是給出了框架結構，大方向有了，但是缺乏具體操作方案。“1號檢察建議”要落地生根，離不開具體量化的考核指標，否則到了基層學校，就會不知所措，無從落實。
第五，現在的法治副校長都由公檢法的同志擔任。但是，由於經費問題，加之缺乏對法治副校長責權利的明確，完全靠法治副校長講奉獻，將難以持久。羅迦建議儘快完善相關制度，明確相應的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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