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澤帕(Darwin Zerpa)是那些逃到秘魯去獲取他所需要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人之一。現在，他為其他攜帶病毒的人提供諮詢
29歲的達爾文澤帕(Darwin Zerpa)是一名艾滋病毒呈陽性的委內瑞拉人，目前在秘魯的慈善機構
聖馬丁廣場，白天，這裡是利馬最大的廣場之一。到了晚上，這裡成了夜總會和搶包者的聚集地，也是男性工作者和他們的嫖客經常光顧的地方。
就在午夜前，29歲的達爾文·澤帕(Darwin Zerpa)和其他志願者在這裡開店。他們把一輛停止服務的救護車停在路邊，把一張桌子摺疊起來放在人行道上，然後標出一個地點，在那裡，路人可以在不到10分鐘的時間內得到HIV手指刺破檢測結果。
在首都昏暗的街燈下，一群羞怯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他們聳著肩膀，低下頭，排隊等待艾滋病毒檢測，而澤帕則解釋了這種病毒是如何“95%通過性行為”以及血液和母乳傳播的。
澤帕是一名艾滋病毒呈陽性的委內瑞拉人，在艾滋病保健基金會(AHF)擔任顧問。他於2017年被邀請參加聯合國Jovenes Positivos網絡會議後移居秘魯，該網絡致力於反對排斥年輕艾滋病毒陽性人群。
“我來秘魯是因為我想活下去，”澤帕說。2015年，當他發現自己攜帶病毒時，他開始在家鄉梅里達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
但到了2017年,委內瑞拉的醫療體系已經崩潰,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只能在黑市上發現花費高達500美元一顆藥丸,Zerpa回憶說。在這個月最低工資約為30美元的國家，這個價格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完全無法承受的。
澤帕說:“我有六到七個月沒有服用任何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因為胃病，我重了35公斤。我甚至不能走路，不得不坐輪椅。“
“我的醫生告訴我，‘達爾文，你有兩個選擇:你可以留在這裡等死，或者你可以嘗試離開，找到一個活下去的辦法。’”
在利馬市中心的聖馬丁廣場進行艾滋病毒手指穿刺檢查。
澤帕認為自己是幸運兒之一。他致力於幫助那些艾滋病病毒呈陽性的委內瑞拉同胞，只要他們能夠註冊並繞過一系列官方障礙，就可以在秘魯獲得免費治療。
“我在這裡感到快樂，我可以幫助我的同胞。我們得到了這個機會。我們只是要求(秘魯)不要對其它國家關上大門，”他表示。
AHF顧問Percy Cuba估計，在廣場上尋求艾滋病毒檢測的男性性工作者中，近一半是委內瑞拉人。他說，兩年前幾乎沒有。
目前尚不清楚自2015年以來逃離委內瑞拉的300多萬人中有多少是HIV陽性或患有艾滋病。
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估計，2016年委內瑞拉有12萬艾滋病毒攜帶者;新增感染病例約6500例，與艾滋病相關的死亡病例約2500例。
在2014年經濟崩潰之前，委內瑞拉已經是拉丁美洲艾滋病毒感染率和青少年懷孕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增加了24%。
在一份官方報告指出嬰兒和孕產婦死亡率激增後，中國衛生部於2017年停止發佈衛生數據，衛生部長隨即被免職。
委內瑞拉醫藥聯合會估計，由於該國85%的藥品短缺，與艾滋病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了一倍多。
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委內瑞拉移民到秘魯的人數翻了兩番，很多人是被該國不斷增長的經濟、不受監管的工作機會和更寬鬆的入境要求所吸引。
截至2019年2月，超過68.8萬委內瑞拉人在秘魯正式註冊，成為繼哥倫比亞之後的第二大移民接收國，儘管委內瑞拉和秘魯沒有共同的邊界。
免費抗逆轉錄病毒(ARV)治療的可能性被證明是委內瑞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一大吸引力。
“讓我們擔心的是，(艾滋病毒陽性)患者之所以移居秘魯，唯一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在委內瑞拉繼續接受治療，”秘魯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控制項目負責人卡洛斯•貝尼特斯博士表示。
他說，與哥倫比亞不同的是，在哥倫比亞，移民需要獲得臨時居留權才能獲得醫療保險，而秘魯的公共衛生系統可以保證外國人和本國公民獲得免費治療。
“到目前為止，hiv陽性的委內瑞拉人很容易被這個系統吸收，”貝內特補充說。他說，2018年12月的數據顯示，1338名委內瑞拉人在秘魯接受免費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其中80%以上(1095名患者)在利馬和附近的卡亞奧港。
根據初步統計，秘魯有將近3200萬人口，其中5.7萬人正在接受治療，約有7.2萬人hiv呈陽性。
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預計，到今年年底，在秘魯的委內瑞拉人數量可能會增加一倍以上，達到140萬，人們擔心該國的醫療體系可能會面臨壓力。
安第斯地區AHF主任何塞·路易斯·塞巴斯蒂安博士說，目前逃離委內瑞拉的許多艾滋病毒陽性的委內瑞拉人尤其脆弱。
“移民開始的時候是中產階級、學生和專業人士……但近幾個月來，越來越多的窮人來到這裡，他們不知道如何治療自己的病情，因為他們所面臨的處境而絕望。”他們來尋找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閱讀更多 大唐遊俠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