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構成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新指向。當下，綠色發展實踐中尚有些問題亟待廓清解答、統一認識。
綠色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排斥關係？
從國際範圍來看，存在形形色色的“環保”論。如，環保主義認為，經濟增長總是帶來環境破壞的危險性，經濟發展與生態維護的“雙贏”效果只能在局部區域實現，現有工業增長模式若繼續發展下去將在地球上出現“增長極限”之現象。
實際上，在綠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上所持的這類“環保”論不符合馬克思生產方式理論。近現代史經濟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在生產上的應用成就與綠色發展之間本不存在“排斥”邏輯，近現代科學技術如蒸汽機、內燃機等本是人類利用自然資源、開發自然資源的工具，當代科技成果與綠色發展存在正相關性。當然，早期資本主義生產與近現代史上的綠色發展呈現“排斥”甚至嚴重“排斥”現象，因為經濟實體單位所固有的逐利性特別是那些“經濟人”的貪婪性同人類所擁有的自然資源、能源、環境容量稀缺性之間存在矛盾。
綠色環保在當今國際生態環境日趨嚴重的背景下已居於國際社會主流意識的範疇，但也不能絕對化、片面理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強調發展不能破壞生態環境是對的，但為了保護生態環境而不敢邁出發展步伐就有點絕對化了”。經濟發展與綠色發展的關係從哲學邏輯看源於人類與外部自然界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註定彼此沒有本質上的利害衝突，沒有解不開的“結”。所以，“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是擁有哲學理論依據的。
綠色發展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發展之間存在何種關係？
我國推進綠色發展的實踐離不開經濟發展的具體過程，具體表現為綠色發展與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存在內在關聯。
綠色發展與創新發展的內在關聯：一方面，綠色發展必須“融入”創新發展，要以生產與經營領域的“高精尖缺”科技為支撐，借力科技力量和生產者的知識與智慧把生產成本、經營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把生產過程和經營過程所排放的廢棄物及其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創新發展必須遵循綠色發展的要求，防範新科技成果對環境帶來的負效應。
綠色發展與協調發展的內在關聯：綠色發展的指向越來越成為我國協調發展的重要指向。綠色發展不能“孤軍”作戰，必須“借道”協調發展過程，滲透到其中各個環節，以便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橫向層面獲取綠色發展的空間，引領、約束協調發展過程，提升其綠色發展的成分。
綠色發展與開放發展的內在關聯：綠色發展越來越成為開放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在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實際上“融入”了綠色發展的要求。換言之，開放發展只有以綠色發展為指向、為約束，讓綠色發展成為開放發展本身的生長點，才能進一步提升我國開放發展的質量；同時，開放發展也為綠色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及其可借用的渠道與資源。
綠色發展與共享發展的內在關聯：一方面，綠色發展成果越來越構成共享發展的直接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綠色發展必須體現共享發展的價值指向，綠色發展果實應真正為人民共享而非少數人獨享。
綠色發展是否等於“政府的事”？
雖然從短期或局部經濟效益看，綠色發展所帶來的直接“實惠”似乎屬於公共產品而具有非營利性。綠色發展似乎等於“政府的事”，與個人無關，與具體單位無關。如，某些人即使是對有利於綠色發展的舉手之勞也不作為。
然而，從綠色發展的主體看，推進綠色發展必須普遍地興起“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精神。綠色發展就是要通過人類自身文明素養尤其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意識的普遍培育去加強人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尊重與呵護，通過人類生產生活綠色化技能的提升去降低資源消耗量、降低廢棄物排放量、降低直至消除對生態環境的汙染，使人類的生產、生活控制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可承受範圍內。顯然，綠色發展可歸結為一種要求人的自身素養全面提升的發展。
因此，綠色發展必須落實落細到每個人。如，個人應養成生活垃圾的減量化排放、資源化利用的習慣等。這樣的綠色行為多了，每個人都行動起來了，才能共促生態文明建設、共同推動綠色發展。
（作者：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張定鑫 吳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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