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邵宇 陳達飛
（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生產函數常被作為探討潛在經濟增長的起點，它從供給側將經濟增長分解為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這三個部分（當然還可以進一步細分）。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本文從供給側出發（主要是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將新中國70週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闡述不同發展階段驅動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從理論上回答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以及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動能如何變換，以釐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
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
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成為研究知識、技術進步和創新對於經濟增長之意義的代表。諾獎得主保羅•羅默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理性預期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都是強調技術進步對於經濟增長重要性的代表，還有很多模型更加側重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如金和羅伯森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的共同結論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知識的積累和創新是經濟增長的終極動力，其政策含義是需要政府制定各種政策支持研究與開發，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在各種要素的投入量既定的情況下，通過提高各種要素的使用效率而產生的額外的生產效率，它可以被分解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觀生產效率兩部分（蔡昉，2014），前者源自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的轉移，後者則與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有關。由於勞動力和資本這些有形投入均受到報酬遞減的約束，若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經濟增長的穩態將是人均產出的停滯。所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提升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經久不衰的源泉。
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表現為人口流動和產業升級。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以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伴隨著制度性壁壘的消除，勞動力不斷地從農業向製造業和服務業轉移，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低，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越來越低，這是過去40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途徑。資源配置效率不僅體現在不同產業之間，還體現在產業內部不同行業和企業之間的重新配置，關鍵問題是配置的方式。計劃經濟時期，資源配置的方式是政府指令，在一個缺乏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的環境下，“創造性毀滅”的機制也不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將起決定性作用，以及當前推動的金融供給側改革，都將為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打開空間。
微觀生產效率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另一個渠道，它與微觀主體的激勵機制、管理方法和技術創新密切相關。一言以蔽之，由創意和創新所產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都可以算在微觀生產效率的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技術進步（蔡昉，2014）。就像勞動力供給可以抑制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一樣，技術進步也可以抑制資本與勞動邊際效率的下降，從而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新的動力，這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共識。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而驅動的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是經濟突破平庸的“循環流轉”過程的“基本力量”，“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性事實。索洛（1957）模型認為，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是技術進步。在探討美國經濟增長的來源時，他認為美國20世紀前半期工人人均產出的增長中，技術進步貢獻了7/8。蔡昉（2014）認為，日本“失去的10年”，實際上失去的是創新，從而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1985-1991年之間的37%下降到1991-2000年的-15%（如圖1所示）。
圖2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分解，包括勞動、資本和全要生產率三個部分，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也面臨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由正轉負的問題。世界銀行經濟學家Louis Kuijs（2010）估算的結果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從1978-1994年的46.9%下降到了2005-2009年的31.8%，並進一步下降到2010-2015年的28%。經驗證據顯示，能否維持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是一個國家能否順利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的40年，依託人口紅利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中國擺脫了貧困，進入到中上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下一階段的目標是在2022年左右步入高收入國家之列，在這之後，還要實現人均收入的不斷提升，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理論和實踐證據均表明，實現人均收入不斷提升的唯一途徑就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階段
去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回顧新中國這70年的發展歷程，結合前面所論述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解釋。在正式闡述這三個階段的特點之前，有必要描述圖3-圖5的內容。圖3為1953-2018年中國實際GDP同比增速。
圖4將實際GDP增速分時段拆解為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這三個要素，三者相加即為當期的GDP同比增速的平均值；
圖5進一步對勞動生產率進行分解，主要來自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深化。所謂資本深化，即資本有機構成（資本勞動比）的提高。比如，當勞動力成本提升時，企業更傾向於用機器替代勞動，致使單位勞動的生產效率得以提升。圖5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與圖4相等。
第一個階段：1949-1978年。這是一個資本相對短缺的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有形之手”是資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政策向城市和重工業傾斜。其結果是，不僅農村發展相對滯後，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也非常緩慢，可以說是既沒有發展的速度，也沒有發展的質量，而且經濟的波動性還非常高。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GDP同比增速最低降到了-27%（1961年）。
這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資本的積累，但由於實施了嚴格的戶籍制度，人口流動與資本積累的方向不一致，資本的邊際報酬呈現遞減趨勢（如圖6所示）。而且，人口流動所能產生的資源配置效率難以釋放，計劃經濟體制下又毫無激勵機制可言，技術進步處於停滯狀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如圖4所示，在1970-1975年間，GDP同比增速為5.7%，全要素生產率僅貢獻了0.1個百分點。
第二個階段：1978-2008年。蕭伯納說，如果不改變思想，那就什麼也改變不了。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是不斷消除政治和經濟中的體制機制性約束、釋放經濟中的潛在紅利並使經濟向潛在增長路徑迴歸的過程。
戶籍制度逐漸放鬆，人口得以自由流動，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不斷增加，高考制度得以恢復，雙重人口紅利（勞動力流動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增加）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再加上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資本深化，都是這段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更為重要的是，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價格機制開始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競爭機制帶來“創造性毀滅”，微觀主體的能動性得以發揮，全要素生產率對於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相比第一個階段，是從0到1的飛躍。
勞動對經濟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勞動對GDP增速的直接貢獻，還體現在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上，勞動與資本的匹配，還使得資本生產效率呈現上升趨勢（如圖6所示）。這段時期內，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非常顯著，改革開放初期（1980-1985）、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初期（1990-1995）以及加入WTO之後（2000-2005以及2005-2010）都有顯著提升。
第三個階段：2008年至今。2004年之後，中國從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進入到新古典發展階段，農村人口從過剩變為短缺。2010年前後，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開始消失，勞動力工資，特別是非熟練勞動力工資快速上升，使得中國的製造業競爭力開始下降。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對GDP的直接貢獻開始下降，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開始減速，它還使得資本的邊際報酬加速遞減。
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和2010年的歐債危機終結了中國的全球化紅利，外需急劇收縮增加了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2016年特朗普當政，掀起了保護主義的浪潮，全球規則面臨重構，中國很難再輕易摘取“低垂的果子”。
結果就是，自2006年開始，潛在GDP增速不斷下行，實際GDP增速在2009-2010年的強刺激政策的支持下出現反彈，在2010年後向潛在GDP收斂（如圖7所示）。從圖4和圖5可以看出，全要素生產率是這段時期GDP增速和勞動生產率下行的最主要原因。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2005-2010年的4.2%下降到了2010-2016年的2%，降幅2.2個百分點，可以解釋GDP增速下降中的66.7%（2.2/3.3）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64.7%（2.2/3.4）。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是需求側衝擊，卻開啟了中國GDP增速趨勢下行的“週期”。筆者認為，本質上來說，問題還是出在供給側。過去10年，穩增長一直襬在宏觀政策目標的重要位置，從4萬億到PPP，再到房地產政策的調控，都沒能扭轉GDP增速下行的趨勢。
從圖7可以看出，中國GDP增速下行，最先表現為潛在GDP增速的下行，其出現的時間為2006年，在這之前的2004年恰恰是劉易斯拐點。這一年，第一次出現民工荒，後來成為常態。實際GDP增速在2010年達到10.6%的週期高點之後，便一路下行。正好是這一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最高峰，而後不斷下降。
歸根到底，潛在經濟增長只取決於兩個因素：勞動數量（L）和勞動生產率（Y/L），而這兩個因素都取決於人，生產函數中的勞動力（數量與人力資本）、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微觀生產效率、資源配置效率、技術創新等），無不與人的因素緊密相連。人的流動與資本的流動相互牽引，在二者的融合中，要素重新組合，新技術得以發明，勞動生產率得以提升。所以，實體經濟層面著眼於長期可持續發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抓住人這個“牛鼻子”。
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發展階段，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來源是勞動力在農村和城市以及農業和工業間的轉移而獲得的要素配置效率，那麼，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微觀生產的效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說就顯得更為重要，關鍵的問題還是如何把激勵機制搞對，這取決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取決於能否真正建立起“創造性毀滅”的機制，取決於國企與民企之間能否實現“競爭中性”，取決於資本市場能否更好的發揮資本配置的功能，而這一切，都取決於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
如果說，過去4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源自勞動要素的優化配置，那麼未來，在人口紅利不斷消失的背景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將更加依賴資本的優化配置，這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邏輯，也是未來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主線。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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