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大火，國內有人以此與“火燒圓明園”對照。4月16日，圓明園遺址公園官微發佈《文明不能承受之殤》，將兩場大火都歸結為“文化之殤”，每件文物都是文化的象徵，每座博物館都是人類的寶庫，衷心祈願文物都能遠離災難代代傳承。
159年前，英法聯軍搶劫併火燒圓明園後，《巴黎聖母院》的作者維克多·雨果對此予以嚴厲譴責。而雨果名著《巴黎聖母院》使得位於法國巴黎市中心塞納河畔的大教堂聞名天下。烈火吞噬了人類文明的成果，並且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圓明園如此，巴黎聖母院同樣如此。
巴黎聖母院
當然，英法聯軍搶劫並燒燬圓明園，是極其野蠻的強盜行徑。但是，這並不能作為今人幸災樂禍、拍手稱快的理由。巴黎聖母院始建於1163年，圓明園毀於1860年。顯而易見，火燒圓明園的人是英法官兵，而不是修建巴黎聖母院的工匠，兩者之間隔了近700年。另外，1163年的法國，尚處於封建割據狀態，也不是現代意義的法國。這也意味著，雖然同為法國，但國家形態根本不同。顯然，巴黎聖母院不需要為火燒圓明園承擔責任。
如果追溯一下歷史，應該譴責的不僅包括縱火的英法聯軍，同時也包括咸豐皇帝及滿清統治集團。
1860年9月，第二次鴉片戰爭處在議和階段。據洪燕《巴夏禮事件與火燒圓明園》一文研究，由於天津談判破裂，英法聯軍向通州進發，進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親王載垣等到通州與英法談判。9月14日，載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條件，與巴夏禮達成了停戰簽約的協議。不料在17日，巴夏禮又提出了英國使臣向清帝親遞國書的要求。載垣等認為“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並且，9月12日的會晤中並無此說法，且先前英俄兩國也未開此先例。但巴夏禮則認為，親遞國書乃國際慣例，沒有必要列入談判內容。雙方堅持己見，相持不決。於是，載垣等一面向咸豐皇帝報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張家灣將巴夏禮一行人擒拿羈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勢已顯，早在張家灣以南重兵扼守，9月l8日面飭恆祺時，又已有“事已決裂，應將巴夏禮等羈留在通”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後，率部出動，截拿巴夏禮等英法人員39人。
圓明園
清廷扣留談判人員導致戰爭再起，，清軍再次節節敗退。但是，光祿寺少卿焦佑瀛、署戶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聯名奏請極刑處死巴夏禮。咸豐皇帝難下決心，9月21日任命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接辦和局。談判過程中，奕訢要求先停戰後議和，英法要求先放人後議和，雙方相持不下。9月30日，額爾金宣佈停止交涉，將此事移交聯軍司令部處理。10月5日，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德勝門、安定門兩門，並於次日凌晨佔據圓明園，與當地土匪一起，大肆搶劫。此時，咸豐帝已經逃到了熱河。
由於交涉無果，英法聯軍很快佔領了德勝門和安定門。l0月8日，清廷將巴夏禮等8人（一說為9人）釋放。lO月12日至16日，英法談判人員先後被送達聯軍大營的，英人26名，死傷各半；法人l3名，7死6傷，《泰晤士報》記苦包爾貝更慘遭分屍之禍 。作為英內閣任命的對華戰爭全權公使，額爾金決意對清朝皇帝虐殺外交代表的這一野蠻行為實施報復，於是下令火燒圓明園。
在明知道強盜入侵的情況下，清廷明知不能力敵，卻偏偏劫持談判人員，並導致十幾人死亡。這種做法無異於引火燒身。正是因為清政府的愚蠢行徑，這才引來了火燒圓明園。如果說，額爾金的強盜行徑需要譴責，那麼，清廷統治集團的作為更值得反思。
另一方面，在財產權和公眾屬性上，巴黎聖母院與圓明園有著本質的區別。巴黎聖母院大教堂是公眾活動場地，一般人都可以去。火災之前，中國人也可以去參觀，主教堂正樓免費，鐘塔、教堂博物館、地下室、塔樓售票。而圓明園在被火燒之前，一直是皇家園林，與老百姓沒有任何關係。即使老百姓有著強烈的願望，也不可能進圓明園遊覽。在1860年火燒圓明園和1900年的劫難中，都有土匪和中國老百姓到圓明園趁火打劫。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圓明園是清朝皇家的私產，既然有機會，何不渾水摸魚？
在火燒圓明園這場災難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罪行不可原諒，這場個災難的始作俑者額爾金將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清廷的應對措施也需要反思。作為今天的民眾，將巴黎聖母院大火視為報應，只是以偏狹陰暗的心理焚琴煮鶴，於人於己沒有任何好處。至少，最近幾年中國民眾去巴黎遊覽時，再也無法領略其昔日風采。巴黎聖母院大火，中國人沒有任何理由拍手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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