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大火，国内有人以此与“火烧圆明园”对照。4月16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官微发布《文明不能承受之殇》，将两场大火都归结为“文化之殇”，每件文物都是文化的象征，每座博物馆都是人类的宝库，衷心祈愿文物都能远离灾难代代传承。
159年前，英法联军抢劫并火烧圆明园后，《巴黎圣母院》的作者维克多·雨果对此予以严厉谴责。而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使得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的大教堂闻名天下。烈火吞噬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且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圆明园如此，巴黎圣母院同样如此。
巴黎圣母院
当然，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圆明园，是极其野蛮的强盗行径。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今人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理由。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圆明园毁于1860年。显而易见，火烧圆明园的人是英法官兵，而不是修建巴黎圣母院的工匠，两者之间隔了近700年。另外，1163年的法国，尚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法国。这也意味着，虽然同为法国，但国家形态根本不同。显然，巴黎圣母院不需要为火烧圆明园承担责任。
如果追溯一下历史，应该谴责的不仅包括纵火的英法联军，同时也包括咸丰皇帝及满清统治集团。
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处在议和阶段。据洪燕《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一文研究，由于天津谈判破裂，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进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并且，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l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
圆明园
清廷扣留谈判人员导致战争再起，，清军再次节节败退。但是，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咸丰皇帝难下决心，9月21日任命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谈判过程中，奕䜣要求先停战后议和，英法要求先放人后议和，双方相持不下。9月30日，额尔金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此时，咸丰帝已经逃到了热河。
由于交涉无果，英法联军很快占领了德胜门和安定门。l0月8日，清廷将巴夏礼等8人（一说为9人）释放。lO月12日至16日，英法谈判人员先后被送达联军大营的，英人26名，死伤各半；法人l3名，7死6伤，《泰晤士报》记苦包尔贝更惨遭分尸之祸 。作为英内阁任命的对华战争全权公使，额尔金决意对清朝皇帝虐杀外交代表的这一野蛮行为实施报复，于是下令火烧圆明园。
在明知道强盗入侵的情况下，清廷明知不能力敌，却偏偏劫持谈判人员，并导致十几人死亡。这种做法无异于引火烧身。正是因为清政府的愚蠢行径，这才引来了火烧圆明园。如果说，额尔金的强盗行径需要谴责，那么，清廷统治集团的作为更值得反思。
另一方面，在财产权和公众属性上，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有着本质的区别。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是公众活动场地，一般人都可以去。火灾之前，中国人也可以去参观，主教堂正楼免费，钟塔、教堂博物馆、地下室、塔楼售票。而圆明园在被火烧之前，一直是皇家园林，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老百姓有着强烈的愿望，也不可能进圆明园游览。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和1900年的劫难中，都有土匪和中国老百姓到圆明园趁火打劫。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家的私产，既然有机会，何不浑水摸鱼？
在火烧圆明园这场灾难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行不可原谅，这场个灾难的始作俑者额尔金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清廷的应对措施也需要反思。作为今天的民众，将巴黎圣母院大火视为报应，只是以偏狭阴暗的心理焚琴煮鹤，于人于己没有任何好处。至少，最近几年中国民众去巴黎游览时，再也无法领略其昔日风采。巴黎圣母院大火，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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