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老子就是毛伯聃（修订）

此老子非彼老子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出自老子所著《道德经》首章。这是为中国人熟知的一段话，也是不大能够为后人清晰理解的先圣哲言。老子说道先涉名，何也？皆因欲知道，先赋名。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意思是在人类有认知之前，天地万物本是无名的。人为天地万物赋名后才有了认知。有了认知的基础才有思想交流的可能，否则无从谈起。

就如老子说的道，也是在名的范畴。老子自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此道乃老子借名，赋名是为了交流，是为了讲清老子心中所认为的先天地而在的东西。可见在老子之前，先民所称的道，非后世所谓的道。老子借道说的是治国谋策之猷，非常人之道。

道失相猷，行正为德。东周之前的远古原始文献中，"德、猷"二字常见，是治国的两个重要概念。哲归纳为，行不迷为德，道相谋是猷，猷有得即后世所称之道德也。

中国人发明的汉字是博大精深的，但亦是容易歧义的。比如城市妞之间说苹果，第一反应是AppleInc，跟山里妞说，可能就是一水果。老子深谙其味，故著述五千言，大量使用了世俗常见易懂的语言，诸如"有无、美丑、善恶、雌雄、上下、虚实"等概念（名）来反复论道和德。你在道德经中可以看到，老子讨论问题用的概念多是路、结、水、风箱这种人人都有认识的东西。

用普罗大众熟知的语言表述"道"，就是内化"道"为人所共识的认知域。当然前提是有个共同的认知基础，你不能想象和一个傻子该怎么讲天文地理。有人说道德经难懂，其实是自己的认知理解有问题。在哲看来，老子说的那些言语，就是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亦是大致能听得明白的。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就能用浅显的语言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哲学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换作哲，就做不到用通俗的语言考证历史，让人明白，深自惭愧。

比如本文，本是想讨论下老子是谁的问题。拟题就自觉得已经掉进了老子所说的名实陷阱，所以不得不啰嗦了几句。幸好和要探究的老子有关，所以也不算离题太远，更不是废话。

老子不是"格老子"也。春秋末年，华夏文明进入了大迸发时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两位伟大的哲人——老子和孔子。上古流传之《易经》、老子所著《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老子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留给人世间的只是个扑朔迷离的身影和一部充满智慧的书——道德经。老子和他写的书《道德经》一样，都有好多解不开的谜。他像一条龙，乘云驾雨，来去无踪。直到现在，老子的身世和生平一直是个谜。

老子的身世，号称信史的司马迁《史记》貌似讲得很清楚，其实不然。《史记》固然是部不朽的伟著，但错误的地方也不少，有的地方甚至不可原谅。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遭受冤屈，发愤著书，精神固然可嘉，然司马迁对春秋之前的史实认识不清，已被后世学者屡屡指出且为地下出土材料所佐证。史迁喜猎奇，好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对史料传说缺失论证，又多有演义，是其一病也。以《老子传》为例，其陋显然。

在《老子传》中，史马迁一会儿说老子是西周守藏史老聃，一会儿说是春秋末期楚国的老莱子，一会儿说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一会儿说老子活了200岁，一会儿说活了160多岁，语焉不详，断断续续，给后人玩了障眼法。

吕思勉论及老子与诸子关系时称："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此言甚凿，虽寥寥数句，尽揭《老子》之真义，老子乃百家学术之祖。而司马迁承袭父论六家而异之，居然把老子和韩非子混一起作传。此错实在离谱，难以原谅。

由于司马迁的错误，把老子列为道家的始祖。致使近代疑古派学风甚行时，如梁启超、钱穆、冯友兰和顾颉刚诸家，著书立说推证《道德经》为晚出，最早也不超过战国末期，而老子其人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也成了问题!

所幸由于考古的进展，有大量地下周代铭文彝器及先秦时代之简帛书，先后被发掘出来，与老子有关的，无疑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和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竹简《老子》出土。特别是后者，学界一致认为该墓葬下葬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加之对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相传为老子弟子的《文子》竹简残本的对读研究，可以确信《老子文》成于春秋末是无疑了。

虽如此，然老子为谁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司马迁为孔子立《世家》言论有万三千字，而老子仅立传700字。记录墨子64字，记录庄子72字。无他，要么是有意隐瞒，要么是史料阙佚。哲相信是后者。

前辈学者曾指出司马迁公作《史记》并无《左传》相辅。简单说就是司马迁未曾见过《左传》，哲以为然也。《史记》中所称《左氏春秋》乃指《国语》，非后世所称《左传》。古往今来学者对此未加辨别，常混作一谈。史传刘歆发现了《左传》这部大书于汉王室秘府中，故请立《左传》，列于学官。而五经博士以为刘歆说的《左传》乃《左氏春秋》（即《国语》），认为其不传春秋，固"以不诵而绝之"。而刘歆不知博士所称"不传春秋的"是指《国语》，而以为是指他提出的《左传》，故作《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闹出了一场鸡对鸭讲的笑话

后之学者又不加辨别，进而怀疑《左传》乃刘歆伪造。正式提出《左传》为伪书的，始于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认为，司马迁"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刘)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崔适及现代学者钱玄同也有类似论断。由是又引发了学术界对《左传》真伪的激烈争辩。

2009年，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整理考释，最终确定，竹简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40年前后，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除了个别字外，这批楚简的内容和现在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楚简《左传》的面世，终于洗刷了刘歆作伪书的不白之冤。

哲花费数十年心血一直在潜心研究毛氏族先秦历史。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材料能够指证，佐助王子朝争政失败后逃亡楚地的毛伯得就是老子。因为自身姓氏的缘故，这个观念藏在心中已经很久了，只是怕俗世间异样眼光而不敢大声的宣布出来，怕人们以为自己是为毛氏的荣耀而乱认祖先。毛氏已经是够荣耀了，从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到三年平定东夷之乱奠定成康之治的毛懿公，位列穆王之三公的毛班，毛公鼎中懿夷时期的太宰毛公歆，到历宣幽时期的毛公仲山父、皇父等等，以及传诗经的毛亨毛苌乃至力挽狂涛救国于苦难的毛泽东，随便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历史人物。按理说，没必要再去争老子是不是毛伯得。但历史的尘埃渐渐拂去之后必然是历史的真相，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哲毕生在做的就是追求历史的真相而已。

研究老子者，古今学者虽然歧说很多，但老子与孔子并世且年长孔子是大家的共识，然孔子作春秋不说他未曾言涉老子，就连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这么重大事件也竟然失记，这显然是有意隐瞒了，始作俑者孔子乎？

史迁称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耼，周守藏室之史也。"开篇即错。古今学者对春秋前古人称名称字及氏姓制度一直没能搞明白，包括司马迁本人。春秋前之周人称谓虽十分复杂，然要之不过是个敬称尔。

《世本》、《竹书》等书俱以亶父、季历并称，人皆知季历为名，则知亶父亦为名也。又如毛公、召公、周公者，以氏加爵尊称尔，燮父、禽父等则是以名加父为敬称尔，太伯、仲雍、仲旄父、伯懋父、伯阳父等则是以排行加名以敬称尔。考之春秋鲁国之庆父、行父、归父，晋之荀林父、阳处父、箕郑父，皆名也。

铜铭之中，多见诸先考名讳或作器者之名。如班簋中器主班之名，毛班之先考讳名"爽"泯然可知。固亦知铜铭中他称多以敬称，自称多以名，王呼亦多为名也。这与古人崇信"名魂相符"，刻名于鼎彝以通灵神先祖，以求神灵庇佑的观念是一致的。《礼记•曲礼上》："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商鞅是战国时人，本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为商鞅。表字乃殷人旧俗，其先不过是殷人用以表族属，如殷商铜铭中常见之族徽，为商人始祖之表字耳。春秋后渐渐影响了周人，盖因王室分封制奔溃，而诸侯公子孙需以王父字称而分氏故耳。

古无"姓某氏"之说，是史迁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且前辈已经穷尽考证，春秋时并无李氏。史迁既然说老子是隐君子，怎会留下名姓来呢。何况古人间皆不直呼姓名以为尊敬。可见姓李名耳的说法是史迁采摭民间传说臆想而名之。杨雄《方言》说，江淮南楚之间称虎为李耳。此李耳的本字应该是狸儿，是陈楚民间对虎的俗称。今陈地民间相传，老子生于庚寅年，属虎。故亲邻戏呼隐君子老子为狸儿，后渐演变为"李耳"。而据胡适考证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２０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５７０年左右。"此为周灵王二年，上一年为庚寅年。则老子盖周灵王元年时出生。

史迁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盖亦是因民间传说而衍。周王室向无守藏室之史这样不伦不类的称呼，王室史官只有大史、内史之称。史记索隐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故而亦有人简称老子为"守藏史"。然据《周礼》，周官中的"守藏"职与"史"职应该是不同的职守，互不兼任，不好混为一谈。后世学者将汉代始有的柱下史比作周守藏史，更是已今轨古，毫不可信。前面已经提及，史迁根本不知有周典籍奔楚之事，故对搜罗到的陈楚一带流传老聃为周王室藏书守护者的放佚旧闻，理解成了老子的原有职官。

在王子朝与王子猛争夺王位事件中，王室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是支持王子朝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记被单穆公诛杀的党于王子朝的灵、景之族还、姑等八王子。此外，卿大夫中还有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原伯等一大批王子朝的追随者，这些都是西周以来的重要卿族。

王子朝失败后奔楚的随从者左传有记，《昭公二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盈不用说了属于反叛者，左传称"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不过没有好下场。尹氏固也是个不坚定分子，左传称"尹固之复也，有妇人遇之周郊，尤之曰，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夫也，其过三岁乎。"国君死后，王子争位，大打出手，胜者王侯，败者贼，没有谁正义，谁非正义之说。但是尹固不该在儿子被杀之后，还幻想回到周国，受到重用。这样的人有什么忠贞、信义可言呢。所以周郊妇人认为活不过三年，终如其言。

《昭公二十六年》载"二月已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定公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王子朝死后，《左传》对毛伯得、南宫嚚二人去向和周典籍的下落再无交待。

从周敬王和单刘一党对已经投靠了自己的召伯盈和尹氏固都能毫不留情绝杀的情形看，当时避居楚地的王子朝、毛伯得等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且据史料分析，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地，大致停留于楚周交界处，事实上还处在周人的势力范围内。加之当时的楚国自身内乱，根本无暇给王子朝一行于援手。有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被杀的前车之鉴，王子朝毛伯得南宫嚚等是绝不会与周敬王妥协的。在此等处境下，隐身埋名恐怕是保全自身的最好选择。

假设老子仅仅是个图书管理者低下身份，那么他是无需这类顾虑的。从老子文看，老子是非常爱惜性命的。从老子文的内容看，非周王室史官不能就。而西周、春秋时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平民百姓的后代根本无缘到周王室担当史官之职。此等身份，唯有毛伯得最合。毛伯得的祖父就是《春秋》传中曾与王叔陈生及周公楚争政的毛伯舆，其身份就是周王室内史。

先儒解诂载籍，往往见引经据典且不遗巨细。虽如此，然百密中亦难免多有疏漏。如《春秋》传"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事，伯舆为何人即失考矣。或以为伯舆卑贱而未能细理疏证乎。然能与王叔氏争权者，岂是"荜门闺窦"之族焉。而伯舆不仅与王叔陈生争政，与周公楚也曾争政，事见《左传•成公十一年》："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能让周公楚、王叔陈生争政不胜怒而出走者，其家族身世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清人刘体智旧藏有西周毛舁簋，哲因之辨析铭文拓本，知器主正是毛舆也。旧名毛舁误。因撰"七姓从王与毛氏伯舆"一文，力证《左传》之伯舆与毛舁簋器主为同一人无疑也。

左传襄公十年记"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事甚详。晋侯派士匄（即范宣子）平王室事，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讼于王庭。王叔陈生的家宰说伯舆之族是荜门闰窦之人，没资格执政主宰。瑕禽驳斥道："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杜预注："骍旄，赤牛也。举骍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鸡。"孔疏正义虽列举《周礼•牧人》"阳祀用骍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骍。"《尚书•洛诰》云："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以为"诸言骍，皆是赤牛"而顺杜预言而云骍旄亦"是赤牛也"。

哲以为，杜注孔疏皆不通之至。旄，从旗从毛，毛亦声。旄是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古有杀马牛羊犬鸡等取牲血为盟者，然未闻歃盟用旄者。汉"白马之盟"刘邦所用牲白马耳，未闻其他。周人祭文王武王皆用骍牛，未闻以旄而祀者。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篇中写作"骍毛白马"，后人考证梅本凌本黄本并同，唐写本毛始作旄。《乐府诗集》《古诗纪》《佩文韵府》中亦倶作"骍毛之盟"。

骍毛之盟乃东迁之周平王与文王嫡幼子毛叔郑（聃季）之后裔毛姓一族所立盟誓也。周幽王六年，太师毛公皇父因与虢石父、尹吉甫等卿士政见不合，率子司徒番、孙冢宰家伯、膳父仲允、曾孙内史聚、趣马蹶、师氏楀等举族委政而去，作都于向。幽王昏若，天不吊周，骊山一战，身死国灭。毛公家族因避开了政治漩涡移居东土王畿之向邑（今济源附近）而得免祸，但也因未能及时出手挽救而招致王室有怨。东周初年济地多为王室懿亲，如宣王时毛公仲山父之子樊侯就封在阳樊。

周幽王九年，平王宜臼先是被申侯等立于西申称天王，因幽王和伯盘围攻西申，宜臼逃至少鄂，晋文侯将其迎立于晋之京师。三年后西周灭国，幽王弟余臣立于虢称携王（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周二王并立。是年周平王始由晋文侯、郑武公护送下东迁洛邑。济源是必经之地，时毛氏在济地已经营有年，故"牲用备具，王赖之（毛）"。骍毛之盟，乃指平王用骍牛祭盟于毛氏祖庙以表庄重不欺，誓约毛氏在周王室世世无失职。此盟誓或传至毛伯舆手中尚有。故范宣子使双方"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乃奔晋。

与周公楚争政者，《左传》中写作伯与（與）。《正义》曰：本亦作"舆"。盖與舆二字易讹。又《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兴（興）父策命晉侯重耳為侯伯。"而刘向《说苑•复恩》记云，周内史叔舆闻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履不越，此之谓也。"

哲以为，周内史叔舆父即灵王时与王叔陈生争政之伯舆也。毛伯卫或是其祖父，周襄王时其祖父尚存，时为周内史而不称伯，以叔舆父称。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周定王十三年）夏，王孙苏派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立召桓公襄。后叔舆父虽承继称毛伯，或亦曾失爵秩，周简王或灵王时始复为卿士。

呜呼，吾毛氏亦命运多舛欤。先祖叔鄭（冉季）贵为文王王姒嫡幼子，"奉明水"于武王克殷受命大典之上。其子毛懿公平叛东夷"三年靖东国"而侧位于成王顾命六卿之列。而司马迁竟视若不见，汲汲言冉季之后不可见，而失记毛叔鄭世家。降自东周，伯卫见杀，子孙失爵。《春秋》记伯舆之名竟一讹三变，几失考氏名，煌煌史迹湮于尘土，竟被讥作"荜门闺窦"之族，不亦悲乎。

毛伯得身上背有杀毛伯过取而代之的一桩历史公案，在哲看来，或是强加之罪或是子虚乌有。此事《春秋》经无载，谷梁、公羊二传亦无，唯左传有记。《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其中对[毛得以济，侈于王都]这句话，千百年来，后世学者大多不能够正确理解。所见的多数是将"济侈"连读，将其当作一个汉语词汇来理解，认为是"增侈，更为穷奢极侈"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

正因为对此处的不够理解，古往今来的学者就很含糊地解释了过去，或者很含糊地用白话的说法解释过去了。其实这句话，让我来翻译，就是"毛得在济源这个地方，城邑的建造和生活的奢华程度胜过了王都洛阳。"所以苌弘说他不亡是没有道理的，意思是必会灭亡，当然亡亦可指逃亡。这句话反过来可以证明我们毛氏，自随周平王东迁到毛伯得随王子朝奔楚失去爵位封地这段时间里，毛氏族的东周采邑地就在济源。而这个结论又恰恰可与我以前考证的《为皇父七人佞臣说翻案》一文互为佐证和补充。

虽然苌弘的这段话为我们保留了毛氏东周居地的信息，但他的预测毛伯得必亡显然存有逻辑悖论。

春秋经传中并无毛伯过的其他材料，倒是有个内史过。见于《庄公三十二年》、《僖公十一年》，亦见于《国语周语上》。稽考其生活的时代大致是在公元前690年至公元前620年间，去世时距毛伯得继位大致有百年之久，按理绝无可能是苌弘所称的毛伯过。但因苌弘的这段显然矛盾的话语，哲对之研究甚久矣，偶然间脑洞大开，终有了个合理的推断。那就是毛伯过应该是东迁以来毛氏恢复卿士地位的第一代毛伯，并非与毛伯得并世。内史过就是东周以来的第一代毛伯。苌弘的意思是毛得以小宗的身份代替了大宗成为毛伯，在苌弘看来就是夺杀君位。苌弘作为周王室祝史（有说是周王室大史），对被毛得取而代之的毛伯名讳并不一定清楚，但对东周以来的第一代毛伯为内史过的记载一定是熟知的。所以就以毛伯过代称了历任毛氏宗伯，造成后人阅读的不可理解。

有人会说，怎么可能会存在不知道被毛得替代的毛伯名讳呢？还真存在当世人并不一定明了当代事的现象，比如和你同在一个楼层的街坊邻居你并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名讳，而你对网络上的些许小事都知道的很清楚，对中国的历史谈的津津有味。这是一种近者迷，远者清的认知规律。又如前面提到的毛伯舆和王叔陈生争政事，贵如王叔氏的陈生一族对毛氏的历史都贫乏至此，竟然讥讽毛氏是"荜门闺窦"之族，直到毛氏拿出"骍毛之盟"的盟约方哑口无言。又如周景王骂籍谈数典忘祖之事，更是人所周知的。

毛氏族西周春秋时代的历史俨然埋没了太久了，哲积十数年之功其实已经大致理清了毛氏族这段隐晦不清的历史。毛氏一族，貴為文王太姒嫡系子孫，迄自爯季载胙其土派氏为毛，終至西周幽王失国而被迫流离东土前，皆至为显赫，世为王室卿士。吾毛氏也，文王嫡孙，爯季之后，文武懿亲，班簋是证。昔在西土，毛懿公统帅周师，平乱东夷，位居三公，列顾命六卿，迹在班簋，事在尚书。毛伯囧（爽）位居大正，班簋铭文、《逸周书》互明。毛公班佐政穆王，勤劳王家，位居三公之职，《穆天子传》、《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班簋铭文可以互证。毛伯遣帅师败荆人于泲，史迹垂于《竹书纪年》。夷王时，王命叔父毛公歆治理邦家内外，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毛公鼎已铭记不朽。至于宣、幽之际，《诗经・烝民》之仲山父、《诗经》他篇所载"皇父卿士、南仲大祖、家父作颂"者，皆是吾毛氏先祖也。自毛父叔鄭（爯季载）以下，司徒、司空、大正、周六师统帅等王官卿士要职皆由毛氏子嗣交替任职。至于厉、宣、幽，更为太宰、太师、尚书，王权专命，政由己出。

幽王昏若，天不吊周，骊山一战，身死国灭，葬送了西周王朝。平王東遷，民失其所，公失其位，鼎埋黃土，斯文不在。据邰氏姜先生研究：西周灭亡的宗周大战实际是同时进行的毕邰之战和骊山之战。在西部，申吕家族联合犬戎与西六师的京师、豳师和盩师激战于邰地，结果是外戚家族取胜，西周灭亡。在东部，鄫侯家族联合犬戎与西六师的洛师、镐师激战于骊山之北，结果是外戚家族战败，鄫国灭亡。两个完全相反的战争结果导致了特殊的"东西割据、双王并立"的对峙局面。确实如此，经此一战，毕公家族基本上全族覆没，侥幸逃出的毕万只是毕公家族的一个小宗后生，后归附晋国，因战功得封魏地，得氏为魏，后子孙魏斯与韩、赵三家分晋建立魏国。召公家族、周公家族、南鄭家族、鄭桓公留守家族亦均遭受了重创，毛公家族因皇父于幽王五年委政自逸，率子嗣族人"作都于向"，避开了政治漩涡移居东土王畿之向邑（今济源附近）而得免祸，但也背负了未能及时出手挽救周王室颓败的骂名，招致王室怨怒，这一政治枷锁直接导致了在东周时期毛氏族人在王室一直未能继续担任执政一职。

二王并立结束，平王东迁后，毛公皇父子嗣回归周王室任职亦是情理中事。进入东周后的毛氏一直在试图恢复自己往昔的执政卿士地位，故典籍里屡见毛氏族人与其它王族卿士争夺执政的记载。著名的就有三、四次，如毛伯卫与王孙苏争权，毛伯舆与王叔陈生、周公楚争政，毛伯得佐助王子朝争位者。

稽考平王东迁前后的史实，事实上西周以来的王室文化尽在毛氏掌握之中。幽王灭国时，不知道有多少西土王室典籍因战乱而遗失，史官被杀或散逸者想来也不计其数。所幸毛氏早先就有预谋，抢救了一批先代典籍运抵济源。而幽王六年时，太师毛公皇父因与虢石父、尹吉甫等卿士政见不合，率子司徒番、孙冢宰家伯、膳父仲允、曾孙内史聚、趣马蹶、师氏楀等举族委政而去，表明毛氏族历来有担任周王室内史职的人才和惯例。

西周时代大致是毛氏大宗父子相袭任职司徒、司空、太宰这类卿士官职，而小宗众多子弟则分任王室内宰、内史、师氏、膳父等职。

从以上这些历史的梳理中，可以认定追随王子朝奉周典籍入楚的毛伯得就是后世所称的老聃、老子。得聃乃一音之转，对于隐世的老子来说，乡村里亲邻间叫老得、老聃，其实没啥区别。在先秦旧籍中，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乃至儒家的一些著述，多称老子为老聃概为事实。这也是符合世人对隐君子的称呼而已，绝对扯不到姓李名耳或姓老名聃之类的。尤其是史迁认为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显属神话，绝无可信之处。

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老子西出关至于盩厔若为事实，那无非是盩厔乃毛氏族的祖地，亦是周家历代王陵所在。老子西归，不过是想落叶归根而已。就如周幽王灭国后，毛公皇父痛心疾首，怨恨自己早早作都于向，轻易离开幽王，致使文武周王之基业一日之间倾颓，吩咐族人一定要将其归葬于西土（毛毛寺）一样，那是毛氏族人历代传承并提倡的敬祖归宗的美德。

北宋元丰六年，毛渐初纂《毛氏世谱》依据的是"乃梁尚书兵部知谱事贾贽所上之本"，贾本以毛氏得姓之祖为叔聃。可见西晋之前，毛伯聃为毛氏祖的说法一直存在官方谱牒中。叔聃就是毛伯得、老聃、毛伯聃。老子就是我们毛氏的春秋时期的先祖。历代毛氏相传多以毛叔郑为先祖，但也有些家谱固执地以毛伯聃为先祖。哲以为或亦是西周、春秋两个毛氏关键人物被族人铭记而衍为不同的说法。其实一个是追溯到西周的鼻祖，一个是追溯到毛伯得随王子朝奔楚而失去封地和爵秩的先祖。以今观之，老子就是毛伯聃也。

后记：近日间，有平顶山教育学院退休教师袁明洲、刘艳霞夫妇来信交流，谈及他们经数十年间研究后，认为毛伯得其实就是老子。这个观点与我心有戚戚也。外族人研究老子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观念，这也是我能下决心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来信还谈及他们当地有众多墨子遗迹，还有鬼谷子、鲁班，鲁阳文公等遗迹，墨子弟子相氏后人等民间传说。当地附近有村名"李子曰"、有晁庙村。他们怀疑郏县尧山一带就是王子朝奔楚后的隐居地。认为当地的二郎庙其实就是王子朝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到了当地奇怪的以毛字出头为名的三郎庙。袁明洲、刘艳霞二位写了数篇考证文章，他们认为这个奇怪的毛字出头念三的字隐藏着一个秘密，就是老子就是毛伯得。哲获知这个信息后，眼泪差点涌出。这个毛字出头的字还是念毛，那一定是毛伯得（毛伯聃、老聃、老子）隐居时自创的字，他在用自己的智慧遗告世人，毛氏族后世必将出人头地。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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