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千年前的古人可以写出《易经》《道德经》这种著作,而现在却没人可以写?

1998的故事


我的观点是,几千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德先贤,之所以能写出了《周易》、《道德》这样伟大的著作,堪称文化奇迹。

回到正题上,他们为什么可以写出来呢好,为什么现在的人写不出来呢?

其实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于,古代先贤那时候认识世界,了解宇宙,探究人性的途径,只能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通过游历,掌握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去写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写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充满了哲学思想和人类智慧。

我们现在是身外可以依赖的先进仪器太多,了解探索世界,揭秘人类身体原理的工具太多,手段是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有了依靠,忽略了内心的思考,内心的感悟。

就像以前的老中医,看病只能靠"望闻问切",一把脉就能查出病。而现在呢,中医大夫绝大多数看病,用CT、B超、核磁共振、有了化验等一大堆数据来判断病情。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的,有效的。

但是,这也是我们现代中医大师,不可能写不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这样有智慧的中医著作。

我们写不出来了,那我们就传承,去弘扬先贤们的智慧吧,扬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中国经典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雷新宏369


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今不如昔,人类智慧在退化之类的方向,毕竟这世上认为古人具有超高智慧,今天的科学家都破解不了之类的思想毕竟还是不少。


但是如果理性的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靠不住。


我先说答案吧,今天没有人能写出《易经》《道德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时宜不合,第二是没必要。


《易经》说起来比较麻烦,我就先说《道德经》好了。


《道德经》是怎么出世的,我想我不用再重复一遍了,老子作为周朝的图书管理员,知识当然是渊博的,洋洋洒洒五千字,写出了《道德经》,并且在后世发扬光大。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道德经》到底是干嘛用的,或者老子写道德经到底是干啥的?(写作目的)


很明显不是为了教人修真,房中术,画符驱鬼,炼丹成仙的,这些道家的分类,都是后世的人根据自己当时的需求,拿《道德经》等著作作为理论根据来给自己背书用的,老子当时可没这么无聊。


修身养性?谈天地宇宙大道?将自己悟到的天地至理记录下来?


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逻辑不通。


自古至今,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但凡大家,从来不会以自己所知来炫耀自己所知,而是以自己所知来达成自己所致——这句话比较绕口,我解释一下:

以自己所知来炫耀自己所知:通俗的说就是到处显摆自己懂什么知识给世人看,这种事情,基本在后世只有酸秀才,孔乙己,以及翟天临式的人物,需要通过告诉别人自己都懂什么作为背书,让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这种人别说在春秋战国,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会觉得没什么卵用。

自己所知来达成自己所致: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自己所知的知识体系,理论结构,以及逻辑推演来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进而达成自己的某种学说目的。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爱因斯坦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上,构架出《相对论》,马克思也不会炫耀自己知道经济的原理,而是构建出《资本论》来彰显人类社会的走向;孔子从来不会炫耀自己对周礼有多么精通,而是通过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论证如何通过周礼来治理当时的乱世。


这即是大家与小家的最大区别。


今天对《道德经》等著作的描述重点,几乎都着墨于书中各种知识结构,理论结论的赞叹,比如“两千年前的古人竟然有如此的智慧”,这当然没错(老子的背后可是周王朝数百年的精神文化积淀啊!),但是如果仅仅存留在“赞叹”老子书中的“智慧精华”,而不去追寻《道德经》这本书的写作意图,那不就等同于一直赞叹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过程中的每一个公式之美,而枉顾《相对论》真正实用之处了么?(例子不恰当,大家粗糙理解一下就好)。


所以我们今天,试着在承认《道德经》的每一个文字,每一个词的智慧精华的前提下,在“以自己所知来达成自己所致”的大家规律下,看一看老子写《道德经》的整体目的是什么?


而老子写《道德经》的目的究竟如何老子自己没有明说,加之《道德经》博大精深,所以我们通过其文来了解其意的套路很容易让人迷失在其中,不过有幸的是,当时除了老子,还有其他子,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子”们的行为的共同特点,来推演老子的特点。


历史的潮流之下,总有相似之处,这是客观规律。


而孔子,孟子,墨子,鬼谷子等等子作自己的著作,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其目的却是一样的: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春秋战国,是华夏这片土地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有记载的混乱时代,这种混乱,不仅仅是周朝控制不住整片封建各国这么简单,还包括社会上每个阶层几乎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谁都有可能被谁干掉,谁也都有可能一夜之间沧海桑田。


而这种状态谁都不喜欢,所以诸子百家都开始琢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毕竟长达好几百年呢),于是各个门派都提出自己的“假说”——没错,是假说,就像今天科学家面对量子力学的混乱,也提出假说一样。


每个门派根据自己提出的假说,然后在套用一定的推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各位要注意,虽然每个门派提出的都是假说,但是他们的理论根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比如孔子提倡礼,墨家提倡兼爱非攻,老子提倡无为,这不是简单的意淫出来的,而是这些基础理论在社会的现实中就存在的,这既是这些“子”们提出的“物质条件”,也是其他人可以接受这些人的学说的客观基础。


只不过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各自的方向推演推演着,就完全不同了。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诸子百家的学说的目标人群是谁?


有人说是天下所有人。


不是的。


大多数学说的目标人群只有一种,那就是各个国家的王。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被历史尘封包裹,被后世各种注解之后,觉得这些人都是圣人,金口玉言,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我们按着他们提出学说的缘起,以及他们学说的目的就会发现,既然各种子们因为社会混乱而思考到底怎么了,并且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论体系来解决当前的混乱时,能够帮助他们实践他们的理论,并且验证是否可以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的人群只有每个国家的王。


所以大家会看到,每个学说基本上都是在当时的列国推销自己的学说,这里面推销的最狂热的大概是孔子(一说这货是官迷),最不积极的大概是墨家(毕竟苦行僧这样的学说哪个王愿意啊,所以就发展成类似黑社会性质了……)。


同样,老子的《道德经》目的性也极强:这本书就是通过老子以自己多年的知识积淀和自我梳理,总结的一套告诉各国国君们,你们如何能够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治国方案。


有人说不对啊,《道德经》里讲了很多宇宙,人类等观点,你怎么能说老子是写给各国国君呢?


别忘了我刚刚前面说的:理论基础。


孔子儒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基础,是人与人的关系,比如仁义礼智信,比如恢复周礼等等,这是当时的社会人们实实在在看到的,或者人们认为这些属于“公理”,不证自明的,所以孔子在这套“公理”基础上才能架构自己的儒家学说。


问题是这套“公理”不那么“公”,比如周礼这种东西,当时就不是很多人认同。


老子更厉害,毕竟是图书馆管理员,见多识广,人家的“公理”直接是从“人和宇宙”的关系开始讲起,进而开始推演,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由于从人和宇宙的关系开始论证,我们有幸看到了老子的宇宙观,而且这个宇宙观确实牛逼,以至于随后两千年内都还有人不断为其注解。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整个道德经,从开始的道可道 非常道(讲宇宙天地关系),老子就很鸡贼的提出了他的“公理”,道法自然。


注意,这是个坑。


既然什么东西都是道法自然,那么天地大道如何,你治国就应该如何哦!


比如:自然规律是:水利万物而不争,那么治国就自然应该无为而治了。

所以治国的最高水平是民众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国君的存在(太上,不知有之),除此之外,不管下面的臣民夸国君,害怕国君,甚至骂国君,都是国君治国不到位(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而且老子还怕各位国君看不懂自己在说什么,把整部书分为《道》《德》两部分,而且在老子的眼中,德其实是落下乘的: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一个社会开始讲德的时候,就是已经脱离大道了(但是老子在前面已经设定了大道是最高水准),所以他给了每个国君的治国最高方略:几近与道。


不过可惜的是,老子的学说和自己的目的是违背的:既然无为是最高的治国行事水准,那么老子为了让各个国君接受自己的学说,如果自己像孔子一样来回奔波,苦口婆心,那怎么能算无为?——在自己学说的理论框架(道法自然,无为)与达成自己目标的过程(让国君知道无为而必须有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老子还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自己的理论写了出来,谁爱看谁看。


其实按照老子的想法,特么的连写都不写才是自己真正的理论(当然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老子是在经过函谷关的时候,在守卫尹喜的要求下才勉强写的。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沐雨你凭什么说《道德经》是给国君们写的一本书,整个《道德经》包罗万象,写尽了天地大道,你竟然说是给统治阶级用的?


这不冲突,我是从那个时代的状态,各种“子”们为什么会出现,他们都想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道德经》里面的内容来解释的,写书目的是什么,与书中的内容是什么并不冲突,我想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个观点:


作为活生生活在春秋战国那个纷乱年代的老子,以他的成长过程,他的知识体系,他的所遇所见,他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是自己对这个纷乱时代的解法,这个立意,远远高于炫耀自己的知识体系。


所以,包罗万象不是目的,包罗万象是手段,老子秀完肌肉,让你知道老子的理论是对的,而不是迷失在老子的包罗万象中。


好,以上散文一样的描述老子的《道德经》的写做过程,只为说明一件事: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写不出《道德经》了。


是知识体系不足么?不可能。


是不观察社会么,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不可能,朝阳区大妈们和北京的哥们第一个站出来不服。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事宜不合。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出现的列国纷争,天下大乱,各个知识分子开始从“元认知”开始思考这个天下到底怎么了,该怎么办了。并且,即使有知识分子从头开始思考,那也不会有多个国家让他周游,推销自己的学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现有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修注,认同,并且在认同的基础上塞入自己的私货,完成自己的抱负,这无疑是性价比更高的一条路(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两千年中,少有新的思想出现的客观原因)


第二,没必要。《道德经》本质上是老子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写成的书,并且由于字数限制,老子的总结过于提纲挈领,过于抽象,以至于很多结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喜欢,信奉道德经的,说它什么都对,质疑道德经的,说它观点过于片面,甚至误人子弟。这样的好处是怎么解释都有可能是对的,只要有利益集团把它用起来,就可以用它的理论来粉饰自己的真实目的,进而传承下去(儒家就是典型案例),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学说没啥卵用,都被别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去了。(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的学说跟练丹,尤其是给皇帝炼春药扯上关系吧)。

而今天的各个学说,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了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标准,那就是是否可以明确地解决某一问题,或者解释某一现象,换言之,像《道德经》这样包罗万象并且“好像”可以模糊的解释所有事情,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解释度过于提纲挈领的书籍,在具体的问题上没必要出现。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人类的大脑是很神奇的,它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问题的出现,自身生存的优劣而跟着变化,很多答案里面说出了一个答案,大意是过去的人们关注点就那么几个,所以能够集中精力思考那几个问题,自然可以得出比今天人们更多的答案。


这话只对了一半,其实这是一种悲哀,在哪个时代,如果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关注那么几个问题,而那几个问题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乱成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么多人朝不保夕?”,每个知识分子的精力都在解决原本应该平和的社会环境,这与其说是一场知识盛宴,百家争鸣,不如说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


说到这里,不如再说回老子,为什么老子有这么多知识,知晓天地却还是出了函谷关?某种意义上,这难道不是这位那个时代最智慧的老人,面对背后的繁华征战的一丝绝望,一声叹息?


所以说,哪里有那么多百家争鸣,那是假象,真相是,活下去。


人都是逼出来的。


一不小心竟然《道德经》都写了这么多,《易经》虽然是大同小异,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观点和案例想分享,不过写了这么长确实有些累了,暂时先发这么多,回头有空的时候补上。


关于《易经》的部分,其中一个重点是我前面说的话:春秋战国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出现的列国纷争,天下大乱。


问题来了:为什么春秋战国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列国纷争,天下大乱(我说的有记录是指当时有史记录,而不是后世补史,烽火戏诸侯之类的基本算司马迁补的),在周之前的历史为什么没有历史记录?

我们知道《易经》有比较大的作用是用来占卜的,而我们又知道商人喜欢占卜,通过占卜治国的,周人其实是用礼来治国的,按照道理,作为占卜用的《易经》应该活跃于商,而不是周,但是为什么恰好相反,周朝留下来的却是一套占卜教材呢?


上面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易经》是怎么写出来的,以及写出来的真实目的。(同样,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写不出《易经》)


我的观点还是比较偏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我相信一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的人群,都在自己的时代尽力了,没必要厚古薄今,也没必要妄自菲薄。


上面的问题,回头有空了在做解答吧。


吃饭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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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我们继续。


看了一下评论,挺有意思,我把我的整个思路的基础逻辑简单说一下:


1、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文明的主要特色的务实文明,换句话说,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具体问题的,治世尚且如此,乱世更加如此。

(作者私言:以上是我国思想文明与以古希腊为首的西方思想史的较大区别,大概由于各自环境不同,古希腊的哲学家讨论的内容似乎并不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具体社会问题,而是某种思辨——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对西方的整个思想体系当时的发展缘起研究不深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简单的想象古人精神层面活动丰富,想象力多,所以创造出灿烂的思想文化是不负责任的,也不符合我国文明发展史的基本规律的。)

2、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时代,放在当时的社会里,任何一种学说能够争奇斗艳的充分必要条件至少有一条: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这一条我们换个例子就好明白了:我们对鲁迅(周树人)以及他弟弟周作人的评价。鲁迅之所以伟大(我在很多回答里表达过我对鲁迅的观点,所以请不要就其行文和我抬杠),是因为他在当时的乱世,以唤醒民众为目的,以改变落后的民众思想为目的,以创造一个新天地为目的而书写自己的文字,这样的人和目的,在当时不仅有市场,而且是受人尊敬,甚至几十年之后的和平年代的今天,也受人们尊敬(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而周作人,不是说其文章不好,文笔不佳,而是在当时,其内容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描写的仍旧是一片自我天地,说白了就是有些“小资”,文如其人,国人自然对这种在乱世只顾自己而对大局的“无作为”的文人嗤之以鼻。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建立,基本上公认的一件事情是,谁在那个时代,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奋斗,人民和历史就会记住谁。

这几乎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秉性了。

以今度古,虽然时代变化,但是这条基本逻辑不会变化。

3、以上两点推演,我们很难想象,《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在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此明显的环境下,仅仅以炫耀自己的思想所得而写下一部“包罗万象”的《道德经》,如果老子的目的如此功利,写《道德经》就是觉得自己能总结这么伟大的思想,不留下点什么有些可惜,那么正常情况下,老子应该是比孔子更加入世的,建立一个门派或者一堆随从,到处传播自己的思想,最差最差的,也会像“头条民科”们,到处宣扬自己的所谓“发现”(虽然他们的发现很搞笑)。老子没有这么做,很明显“保留自己思想精华”不是老子的目的,而结合老子的行为,以及当世其他“子”的目的,《道德经》是老子以自己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为基础的,解决当时社会问题为目的的著作,这个看起来更合理一些,也更能解释前后老子的行为:

西出函谷关,老子有老子的理由,或许因为他觉得这片土地已经完全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套“正确”的国度了,但是在尹喜的请求下,老子心中还留有一丝“希望”:虽然当世国将不国,但把自己的理念留下来,万一将来有人能够实现呢?

我不知道大家读《道德经》什么感觉,我不同年龄读的时候感觉不同,中学时期读的时候,感觉是牛逼,写遍了天地万物规律,但是这几年读,尤其是我写完自己的小说后,更愿意从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角度出发,我读出了一种“迫切”,一种已经思考了很多东西,但是无法把思考源头,论证过程从头到尾讲完,只能把论证的结论写到文章里,但是担心读者看不懂,所以还是稍微做一点解释的文字现象。

这个现象在《道德经》里尤为明显。

大家读《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觉得还能理解。

但是普通人读《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比较费解了,甚至很多话,后人各自有各自的解释。

而为什么是这样,按理说老子也可以像孔子一样,叨逼叨写很多生怕人不理解,每一个结论写的再详细一些,但是老子没有,五千言道德经,没有一句废话。

除了当时时间不允许,从作者书写的角度出发,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老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推演出来的,别人不见得能理解)结论的推演过程,而是在乎这些以这些推演的结论为基础,继续推演的结论:如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如果将每一个结论的推演过程都做描述,那老子想说的问题就会被冲淡,就会失焦。

我们都有个经验,如果一篇文章比较短,哪怕其中有不理解之处,我们也比较容易忽略这些不理解之处,从而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但是如果一篇文章过于长,过于繁复,就很容易迷失在细节。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很容易理解《过秦论》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比较难总结出《红楼梦》在说什么,即便《红楼梦》里面堪称细节之王。

而老子的《道德经》,恰恰是以《红楼梦》的知识量,总结在《过秦论》的文字体量之内。(例子不恰当,大家理解个意思就行)。

这就好像什么呢?老子在“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命题下,以自己过去所学为砖,已经搭好了一座大楼,但是其他人由于没有他的经历和知识体系,连这座大楼的每块砖怎么来的都不知道,但是老子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告诉世人每块砖怎么做出来的,世人就看不到这座大楼了,这很显然与老子的目的相悖,所以索性简单粗暴:你别管我这砖怎么来的,你就看这座大楼,你能看清楚这座大楼就行(也就是《道德经》的主要目的)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这座大楼的每块砖过于绚烂夺目,很多人更愿意去思考这些砖,而看不到大楼。

甚至在后世厚古薄今的整体思潮下,更多的人从不愿意看大楼,变成了不敢看大楼,继而变成谁看大楼就笑话谁——典型套路是:你连每一句话都没理解清楚,你还敢说理解全篇?

这其中的逻辑漏洞也很明显,我们也用古文解释就好:

《魏略》记载:“诸葛亮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换言之,整体的理解和细节的精通,并不是互为必要条件的。

至此,以老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草根知识分子的思想创建的分析,差不多结束了。

凡人畏果,菩萨畏因。

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大概也很容易看到今天我们做不到的结果了。


(补充一句,评论中也有人提醒我说道德经的作者不是老子,而是尹喜总结的,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我说的整个大逻辑:思想为解决当世社会问题而生。)


下面我们说一下《易经》。


我有预期,如果说我从描述《道德经》的创作缘起,解决问题,来论证为什么今人写不出这产生的这个描述过程而产生的议论,或者叫“抬杠率”是1的话,那么我按照这个讨论来描述《易经》的“抬杠率”应该是一万倍。


毕竟敢说看懂《易经》的人都没有几个,谁还敢评价呢?


不过我们不从易经的内容进行描述(毕竟易经被后世解读的爹妈都不认识了),我们只从《易经》的诞生时间段,易经与诸子百家的区别,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入手。


首先,我们先说《易经》与诸子百家的诞生区别说起。

我们前面说过,诸子百家的学说其实是“草根”学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基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环境的变化,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构建的各自的理论体系(这点很重要,后人在捧各种“子”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的忽略掉这个问题)。

而《易经》呢?

从出身上来说,《易经》和这些“草根学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就拿论语来说,是谁做的?

打着恢复周礼旗号,忽悠了几千个弟子,在各个国家奔波,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所做。

而《易经》呢?不论是《连山》,《归藏》还是《周易》,(按照记录)都是当时社会毫无疑问最智慧的社会顶层所做。

咱们就不说失传的《连山》相传是黄帝所作,哪怕是《周易》,也相传是周文王姬昌所作。

这规格完全不一样啊!

一个是乱世的普通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治国成功经验,仅仅根据自己对过去朝代的了解而“意淫”出来的一套学说(儒家),而另一个,是不仅有着成功的治国经验,并且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还建立了随后两千多年华夏文明的根基的大国设计者,操刀人,创造出来的学说(《周易》),咱们不看具体内容,仅仅从这两部著作的创作根基来看,两部著作高下立判。

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周易》是毛泽东思想,那么《论语》充其量也就是咪蒙公众号,赚点流量自娱自乐罢了。

为什么我们不谈《易经》的内容,而从《易经》和诸子百家的诞生区别开始谈起?

因为《周易》和《论语》的诞生区别,决定了两部书试图解决问题的视野不同,并且目的不同。(注:本文中的易经,重点指《周易》)

屁股决定脑袋,我们不可否认,这种不同与姬昌和孔子的社会地位不同紧密相关(而这个角度,似乎很少有人涉及?)

所以,我们要讨论下面一个重要话题,那就是周文王姬昌所处的时代,以及周灭商的可能的真实情况。

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推测出《周易》的创作意图,并且失真度也会较小。

所以我们接着下一个话题:

其次,在周灭商的这个历史事件下,周文王姬昌,以及他所作的《周易》在这个过程中,都起了什么作用?(当然其中一部分相传是周公所作)

不论历史被后世如何演义,周文王时期“开始”周灭商的动作,这是铁定的事实。

但周为什么灭商,以及灭商之后周的具体行为,甚至包括这种行为与《周易》的矛盾之处,隐隐透露着矛盾之处。

很多人把周灭商简单的等同于后世的改朝换代,也就是某个部落/地区大了,推翻当时的主要政体,从而得出了“周黑商纣”的结论,今天很多人也在为商纣洗白。

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据后世推演前朝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周灭商,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这么简单,而是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正如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之一:商朝是巫文化,占卜文化,提倡的是通过“神谕”来管理天下,而周是礼教文化,提倡的是“周礼”管理天下——到孔子时期,巫文化已经衰落到“子不语怪力乱神”了,并且提倡的是恢复周礼,周朝在礼教方面的功夫,可见一斑。

今天我们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这哪里这么简单,仅仅以西方的神权大于君权,一直持续到近代,我们就知道这种变化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治国方法代替另外一种治国方法,这是一个文明代替另外一个文明!

一个文明代替另外一个文明,根本不是改朝换代这么简单。——注意,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大家记住。


到这里,我们的《周易》和周文王姬昌该出场了。


我们要牢牢记得两件事情:第一,商朝是巫文化,盛行占卜(甲骨文),第二,周文王擅长八卦(占卜),并且传说其将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并且创造了《周易》(的一部分)。


各位看出问题了么?


商朝是当时社会的中心,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明的中心,按照文明从社会中心往周围辐射的原理,以占卜为社会根基的商代,最擅长占卜的,应该是商朝的某些人,而不是边缘的“蛮夷”西伯侯姬昌。


这就好像什么呢?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对儒家文化理解最深的不是汉朝的学者,而是印度国王!这位印度国王不仅对儒家的理解非常深刻,还把《论语》扩充成《论世界语》。


搞笑么?


熟悉我国历史的同学大概反应过来了,这是典型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许在当时商朝还有更厉害的“占卜方法”,但是因为周灭了商,所以就顺带着把商的占卜方法也灭了,独尊周文王的这套“占卜方法”。


能想到这层的,应该算上道了,至少从历史的视野,开始破除因为不了解《周易》而不敢思考的迷思。


但是即使到这里,还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周灭商,是礼教文文明替了占卜文明,那么以占卜为主的《周易》,很明显和周朝的“国策”有矛盾,为何在周朝地位如此之高?甚至一直延续到周朝末期?


有人说这是因为《周易》是周文王所作,后世对其为尊者讳——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是为尊者讳,但是又出现与随后的国策不符时,正常的政治家的做法是淡化处理,以新换旧,比如汉初用的是黄老之学,但是到后期就独尊儒术,也没人说黄老之学不对,只是不提了。


但是《周易》不同,不仅周朝没有淡化处理,并且随后的周公还为《周易》写了的《爻辞》部分,要知道周公是周礼的主要推行者啊!


所以我们依托《周易》,看到了一个非常“拧巴”的周灭商现象:明明是一个文明替代另外一个文明,却在推行自己文明的同时,完成了上个文明的巅峰之作,甚至被称为“群经之首”,并且具体的执政者在对待上个文明巅峰之作的态度非常暧昧,一边不遗余力的推行着自己的执政策略,一边完成这部巅峰之作。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一切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周易》在当时起的作用,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占卜这么简单。


正是由于《周易》在当时的作用/贡献如此之大(具体作用我们后面会说),所以在随后的周朝,才会在推行自己礼制的前提下,同时推行另外一种文明,这大概是最早的“一国两制”了。(开玩笑,哈哈)。


如果有点朝代更替历史观的读者,大概能猜出来,这种作用/贡献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开国。


讲到这里,我想有些朋友开始恍然大悟了:对啊,当时的主流文化(商朝的文明辐射)是巫文化,占卜盛行,如果周要灭商,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在整个社会思潮都是认同占卜文化的情况下,如果周要灭商,利用当时的占卜文化,在里面动手脚,使其理论体系往有利于自己“造反”的方向走,获得群众基础,进而联合各个力量来攻打商,这比先推行自己的思想策略,改变群众思想要来的性价比更高。


想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明是商朝占卜文化盛行,而却是周文王精通八卦,并且还将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了吧?


周文王推演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谁受益,谁嫌疑的规律来看,周文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塞了不少“私货”进去。


举几个例子:

《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几千年后的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是套路,这是从文化的角度,给自己未来的行动做铺垫!


周文王,周文王,我们以为周文王什么都没做,周灭商是周武王的功绩,殊不知周文王的精髓,就在这个“文”字。这位老人,以不动声色的行为,利用商朝的文化,行灭商之事。


这简直是商州时代最有名的文化版“特洛伊木马”。


在这种背景之下的《周易》,自然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再加上周文王的光环,成为后世的皇家和民间的追捧对象,不足为奇。


到这里还没有完,因为我们知道,推行礼制的周公,也著作了《周易》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了解了周文王做《周易》的目的,我们就同样会了解周公做《周易》的目的,也就了解了周公行为的矛盾之处。


周文王的目的是通过文化,为未来的行为做准备,周公的目的,和他一样。


我们要注意,周公的时代,是周替代了商的时代,很显然,《周易》里面那一套“履帝位”,“宜建侯”之类的言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让这套系统继续推行下去,周朝不用等到东周就黄了,所以周公不论推行什么国策,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开国功臣《周易》的理论体系问题。


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


至此,相对完善的解释了一本说占卜的书,为何能够在商末周初,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并且能够在整个周朝,也有如此高的地位。


换做你是周公,在管理整个周朝的天子天下时,恐怕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通过《周易》,利用整个天下在商朝时期建立的巫,占卜文化,完成整个社会朝代变化的“软着陆”,同时修改“占卜内容”,不动声色的使之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变化,最终通过礼制,建立起自己的文明根基,同时还将占卜文明的巅峰之作,非常礼遇的摆放到其他著作都无法匹敌的位置(万经之首),而此时,人们根本不记得曾经的占卜文明的代表——商——在这个文明中到底有何建树,谈起占卜,人们只记得周文王的先天八卦,号称无所不知,而后世所有对占卜文明的推崇和赞美,只会落到周朝人身上,与商朝毫无关系。


一种文明替代另外一种文明已经很难,然而周朝还能将前者文明的“移花接木”,将其巅峰转移到自己身上的同时还不涉因果(罪行由商纣承担),与此同时还改变了天下文明的走向,将各个矛盾的问题处理的如此平和——


高手,这个真是高手。


到这里,我们再重新看一下我前面提的那几个问题:


1、我们知道《易经》有比较大的作用是用来占卜的,而我们又知道商人喜欢占卜,通过占卜治国的,周人其实是用礼来治国的,按照道理,作为占卜用的《易经》应该活跃于商,而不是周,但是为什么恰好相反,周朝留下来的却是一套占卜教材呢?——不用解释了吧?

2、为什么春秋战国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列国纷争,天下大乱(我说的有记录是指当时有史记录,而不是后世补史,烽火戏诸侯之类的基本算司马迁补的),在周之前的历史为什么没有历史记录?——除了时间久远以及记录条件不佳之外,考虑到前面的过程,不论客观还是主管,周朝都比秦始皇更有动机来从历史上消除商的记录。尤其是《周易》这部占卜著作,在大面上不能有其他与之阐述不同的占卜著作共存。


今天我们搜《易经》,会发现《易经》著作是三套:连山,归藏,周易,但后面都会加一句:连山和归藏易经失传,现存只有《周易》。


考虑到《周易》是周朝倾举国之力将其碰上神坛,再考虑到其他两本的“失传”,你能不能想象到,这背后的血雨腥风和毛骨悚然?


所以说,地位不同,思考的问题不同,创作著作的目的也不同,从历史上看,周文王创作《周易》的目的和结果,是终结上一个时代,而孔子创儒家,是试图开创一个时代,但是两个人所有的资源,野心,以及结果,都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当然,即便到这里,我们也只是解释了《周易》这部巨著的创作缘起,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后人无法写出《易经》这样的著作(很明显随后历代都有改朝换代,用前面解释《道德经》的过程简单套在《周易》上,并不完全合适),甚至有人会说,这是你沐雨的一面之词,不足为信。


这种言论我只承认一半是对的:那就是这确实是我的一面之词,不仅我承认这是我的一面之词,我还承认各位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作者的“一面之词”,读者看文章,本身看的就是作者自己的一面之词,如果想看绝对真理,干嘛不去查教科书?——哦,你说这个问题教科书上没有标准答案,那不就结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岂不是任何人说的,都是自己的一面之词,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没什么好说的。


我能负责的,只是在我的描述过程中,不论问题的提出,推演,以及结论,都尽可能的符合逻辑,并且在历史上或者现实中有重复的类似的案例——这表示这类事情是某种规律,而规律的发生概率,远远高于瞎猜。


这是我回答这类问题的基本逻辑,不认同这个逻辑的,那确实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好了,文归正传,我们继续来解释为什么《易经》(周易)今人做不了。


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周易》的出现的历史机遇是周灭商的大背景,历史使命是为周灭商提供理论依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出的:周灭商是一个文明替代另外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朝代代替另外一个朝代。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文明替代另外一个文明的结果是,前者文明终结,后世不会再前者文明的辉煌下继续延续。


一个朝代替代另外一个朝代的结果是,文明是延续的,后世在前朝的文明下再创辉煌。


举个简单例子: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随后历代朝代都代替前朝,但是儒家的学说没有断,以周礼为根基的礼文化没有断,不仅没有断,历朝历代都以精研儒家学说(不管有没有当朝的私货)为当世显学,这样的结果是这类文明不断昌盛,甚至有所突破(当然,由于儒家过于尊重祖宗,厚古薄今导致后人无法突破,这是儒家学说自己理论体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而同样的周灭商之后,占卜文化呢?从一个文明的主流文明,干什么事情都需要占卜,变成了后世将其与虚无缥缈相提并论,甚至在庙堂及精英阶层中,都对其持并不支持的态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就是差别。


这种差别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占卜文明必然出现断层,只要时间足够久远,就不愁这种文明消失。


注意,我们所谓的文明消失,不是说这种文明不存在于这个时代。而是说这种文明再也无法拥有其当时的历史地位,以及对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了。


所以在答案里,有人问我,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看不懂《周易》了。


答案显而易见:你以为看不懂《周易》是你的能力问题,智慧问题。错了,微观上某个人看不懂《周易》,可能是这个人的理解能力问题,而如果整个宏观上的都出现看不懂《周易》的问题,那答案只有一个——能看懂《周易》的环境,从宏观上消失了。


而这种从宏观上消失的行为,很大概率是能够左右宏观的力量才能办到的。


到此为止,这套证明体系相对完善:因为周要灭商,所以采用了当时效率最高的方式,通过修改商文化的细节为其建立理论基础和群众支持,同时伴随武力的天时地利人和,一句灭掉了商的高层,同时为了让自己的文明能够软着陆的传播,周在初期使了狸猫换太子之计,将整个占卜文化统一成对自己有利的《周易》,并且逐渐过渡,最终将《周易》束之高阁,仅有“群经之首”之名,而无群经之首之实,进而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一举奠定了周朝的伟大地位。


只不过这个证明体系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周灭商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


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小到很多人虽然能够推演出来(毕竟周朝是礼制,商朝是占卜我们早就知道了),小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既是我们前面这套证明体系的基础点,又是华夏文明与西方神权文明随后几千年差距的开始点。


按照我们的正常思维,如果周武王为了天下而灭商,那他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灭商之后继续用商的文明体系,仅仅是修改成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行了,这样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反弹一定最小,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随后的历朝也都是这么玩的(基本策略和理论基础不变,仅仅证明前朝的统治者丧失人心即可)。


而周却不,周朝纯粹是在商的基础上“软性”的又坚定的否定了商的根基(占卜)的理论基础,而生生的创造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举例:商朝的巫文化,占卜文化之下,是妥妥的“君权神授”——我为什么是国君,你为什么是贱民?因为神这么定的。而谁对神有解释权呢?神权的代表者。


周朝的礼制文化,虽然还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由于有“礼”的存在,天子之所以是天子,已经从“神这么定的”转变为礼制确定的(当然在有周一朝没有明确提出),甚至到随后的楚王问鼎的典故中,周朝的官员已经说出了对曰:“在德不在鼎。(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


这个典故基本上等于承认了天子的重要标准——有德者居之。


从随后孟子等人对国君的各种要求来看,都是缘起于周朝的礼制文化。


问题是:周朝发什么神经,放着现成的统治理论不用,非要“自创”一套理论呢?


我们知道,在国家创立初期,从无到有的创造一套理论的风险是很高的。如果不是不得不做,谁也不愿冒这样的风险——从后世的历朝历代来看,每个朝代都没有自创理论,而是在现有的理论中做选择题,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


很显然,周朝当时遇到了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也是周灭商的主要动机。换句话说,破解了这个大问题,才能彻底理解周灭商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逻辑。(否则就是道学家们的意淫)


这个大问题至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周朝对商朝的巫文化,占卜文明从大面上是不认同的。(否则没必要换文明)。甚至我们再做一部推演,周灭商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灭掉商朝改朝换代,而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灭掉商朝的文明!


如果是这样,商朝的文明到底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周朝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从后世对商朝的描述中已经很难看出原本面貌了,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周灭商的几个理由:

1、商纣无道,滥杀无辜

2、宠爱妃子,昏聩不已

3、残忍待下,炮烙等刑罚

4、不把人命当人命,比如和苏妲己打赌就可以杀了孕妇、老人、少年来证明赌局的正确性

5、杀了伯邑考,并且将其剁成肉泥,还给其亲生父亲吃


虽然这些点都有可能是后世黑商纣的点,但这里面应该区别对待:这里面其中前三点,基本是后世改朝换代时的常规宣传套路,随便换一下可以用在其他帝王身上——比如武则天,你就可以说她滥杀无辜(假酷吏之手),你也可以说她宠爱“妃子”(男宠),你也可以说她残忍待下(周兴来君臣的手段我们从史书上也看得到)。


但是第四,第五点,在后世的“黑帝王”行为中,却几乎很少用——不是没有,比如将俘虏称为两脚羊,随军做军粮,但这基本上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操作(战争时期),你很少听到黑一个稳坐高堂的皇帝,没事儿干喜欢把人剁成肉酱吃这种黑点。


这就是奇怪的点:根据我们历史上后世喜欢抄前世的行为,按理说后世应该照抄周灭商的这些“黑点”,但历史上有后面两点,并且是君王爱好(并非不得已而为之)的,只有商纣。


有人说这才能体现出商纣的独一无二无道啊!


这么说的人是典型的时间逻辑混乱,因为“黑纣王”的事件必然发生在“黑后世君主”之前,当时的人怎么知道“只有这么黑商纣”才能在随后的历史上体现出商纣的独一无二的无道(比较优势)呢?


能够解释这个逻辑矛盾,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两点,很有可能不是黑商纣的,而是真事儿,或者有类似的真实案例。


而后世没有用这两点黑其他君王的原因,也恰好如此:这些君王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民众也不会相信一个君王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太奇葩了)。


注意,这是关键!


后世的人们认为,一个昏君再昏聩,也不会不把人命当命,为了一个赌局就随便杀人,甚至杀人之后作为常规的食物。但是后世的人们(以及当时“黑纣王”的人们)却认为,商纣是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


注意,这不仅仅是区别对待商纣和其他昏君,同时这也是人们思想上的变化。


如果再结合周灭商是一个文明灭了另外一个文明的前提,我们能不能想到什么?


没错,以巫文化为底的活人祭祀。


在这里我要推荐一篇头条上的文章给大家,大家可以搜《深度雄文:周灭商之惊心动魄超乎想象!》(由于不能附链接,我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不搜也行,我简单介绍一下文中所描述的事情: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在商时期,是有大量的用人的祭祀行为的(这不仅是文献发现,还有实物发现),其次数之频繁,数量之多(一万多人),并且产业链之完整(有各种工具等显示人的不同部位做不同的用处),都证明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整个商朝,实际上很可能是一个比较文明的“食人族”部落。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说一下用人祭祀和用人陪葬的区别,用人陪葬,是希望死后还有人来服侍自己,这是希望死后过的和生前一样;而活人祭祀的主导思想,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献给神——而这种最好的东西,往往是当时的人们也吃的东西(只不过标准更高)。


比如今天我们祭祀,用的是馒头,水果等东西,这里面的基本逻辑是我们吃这些好东西,理所当然的就认为神/祖先也吃这些东西。如果你把这个逻辑套用在用人祭祀上,你就会得出毛骨悚然的结论:商朝人,有可能认为人是最好吃的东西。


而根据那篇文章中描述,以周为代表的商周围的部落们,很长一段时间做的工作,就是抓捕商所需要的“食用人”。


而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大多数周人(或者商之外的人),并不知道商人用这些人做什么,而商作为文化中心,巫文化,占卜文化也是当时的国际潮流。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巫文化,神文化,占卜文化在过去的阶段,很有可能和活人祭祀扯上关系,而一旦食人,活人祭祀和文化扯上关系,那就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如果是这样(实际上根据考古发现,实锤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会有这么几个结论:


第一,真实的情况很可能并非商纣一人喜欢把人做成肉泥,把人不当人,而是整个商部落,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精英阶层,都有这样的认知,而且在巫文化的大纲领下,这已经成为了商的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认为食人是罪行,相反可能认为这是高尚的!

第二,伯邑考很可能真的被做成食物,并且周文王真的见到这个食物(并且吃了)

第三,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情况,周文王很有可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去了商朝,发现这些真相,并且能够活着回来,而且还有影响力的人员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周统治者的周文王,很敏锐的捕捉到这其中的联系:敬神-巫文化-占卜-活人祭祀-食人 之间的关系。


惊吓之余,周文王不仅感到唇亡齿寒,而且可能有些绝望:如果只是个体上有这样的罪行,那还可以冒险杀了这个个体来换取自己部落的平安,但是情况是(很可能)对方整个族群都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并且已经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否则不会有一万多人的祭祀行为),这该怎么办?


几番谋划,才出现了历史上非常诡异的周灭商行为:


1、既然食人行为的已经是整个部落中大范围的“国策”和基本认知,那就只能通过改变基本认知来改变人的行为了(将巫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去掉)

2、考虑到涉及人数众多,在灭商成功后,是不能这种食人的罪行普遍性如实记录的(否则一来会有法不责众的问题,二来也会让整个新国家动荡),比较好的方式是将这种行为归结为某个人的行为,并且在随后的宣传中,不断强化此人的暴虐,并将这种暴虐和类似食人行为做关联,以在人们心中建立(食人是罪大恶极的)底线。

3、旧的文明不能用,必须创造新的文明,既然判断人的方式不能通过“神”的判断来进行,那就需要有另外一种规则,而周朝,选择了礼这个规则。

4、一切不能操之过急,师夷长技以制夷,整个社会对占卜还是有很大群众基础的,所以还得从占卜文化入手,不仅要从占卜文化入手,而且还要将周朝在占卜文化上建立“学术标杆”,这才能够尽可能的平稳过渡。《周易》的历史意义,恰在于此。


这里我必须说明,关于八卦,《周易》的目的和作用,我与《深度雄文:周灭商之惊心动魄超乎想象!》的作者意见不同,该文作者文王的八卦推演,创作《周易》行为归结为在商朝受到惊吓之后的自我安慰行为,而我将其归结为有目的,有意识的为后续的发展做准备的行为。


这属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是不论我和该文作者如何判断文王的主观目的,《周易》在整个周灭商过程中起的作用,我和他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今天文明的基础上来看,自然知道活人祭祀,食人文明的反人类特性,将之嗤之以愚昧落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出现过或者存在着食人部落和其行为。


而如果一个这样的食人行为,与其迷信的文明联系在一起,那会更可怕。


徐克的《东方不败2》中有一个桥段:东方不败重出江湖,却发现有一个小部落将自己奉为神灵,他们祭祀“东方不败”这个神灵的方式就是将一个少女活人祭祀,最讽刺的是,不论被祭祀的少女,还是那群其他人,都认为这个行为是非常神圣的,神圣到东方不败救出这个少女的时候,这个少女却认为东方不败在阻止自己的神圣行为,而里面那个戴着面具的祭祀(或者叫巫的代表人吧),竟然当着东方不败的面,大言不惭的说道:东方不败是我们的神,只有我才能与东方不败心灵相通,我是东方不败在人间的使者!


当时看这个桥段的时候,觉得这些人的愚昧和悲哀,必然被历史所抛弃,但是今天写了这么多之后我忽然发现,人,最不清楚的,就是自己到底该活成什么样子。


个体的人,其实是活在规则之下,每个个体的人在当时的规则下,扮演着自己认为自己扮演的对的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行为——可是这个自己扮演的“对”何以称之为对,个体往往是无法判断的,而个体的判断标准,往往就是自己所在社会的规则本身。


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怪圈:每个人都活在这套规则之下,只能以这套规则来判断自己的对错,所以当期判断自己对错的天花板,在一段时空内,能且仅能以这个规则为天花板。


如果这套规则是巫文化结合献祭文化,身在其中的人,如何能够肯定,以神的名义,来献祭人,是错误的呢?


如果在这套规则上加入更多的注解,将其理论化,道德化,那么很有可能质疑这套规则的人,首先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假设这些都是真的,即便是今天我们知晓历史,我也想不出比文王做《周易》,周公行礼制更好的办法。


而我为什么选择相信这套解释,除了考古发现的客观事实,除了这种客观事实可以相对合理的解释周灭商的疑点,除了这套说法可以合理的解释一部“算命”的书在一个行礼制的朝代被拔高到其根本不应该到的高度外,还有一个细节,是我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格格不入的又非常合理的,那就是——


明明《周易》是一部与巫文化相关的占卜的书,在这本占卜书中,却不是以鬼神理论来论证自己的占卜的理论合理性的,恰恰相反,书中最提倡的并不是鬼神等虚无缥缈的“神秘力量”(按说占卜书籍提到这些更能说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是实打实的现实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我不知道《周易》的创作者在两千多年前的活人祭祀给神的主流思想下,是如何“以人为本”的,坚定的宣扬人的力量的,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在当时的社会习惯下,用这种巧妙而隐晦的办法,将整个社会文明试图从否定人,高举神的巫文明,占卜文明转变为规则文明的尝试。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倒不用纠结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周易,为什么写不出周易了:


《周易》是一本伟大的书,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生,并且其历史功绩也是异常伟大的。

它的创作者呕心沥血,创造出这样一本书。但是包括它的创造者在内,谁也不能保证这本书是为未来几千年准备的——与解决当前以及未来几百年的问题相比,未来几千年乃至更远,实在难以企及,过度追求反而误了当下。

正如同我前面所说,任何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说,其基础理论一定是当时的社会“公理”,同时,里面往往都塞了“私货”。

我们可以感叹古人智慧,可以将其惊为天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

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此而否定当下,否定自身,更没有必要将其神话。

因为这并不是这些巨著的创作者们的创作意图。

尤其是《周易》,哪怕前面说的在随后的历史发现中都被推翻,我们也要相信,至少《周易》的作者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人不如自己,甚至捧着一本《周易》奉为神作而不敢前进,毕竟《周易》在自己的理论中已经教导我们:

君子以自强不息。


至此,《周易》的“为什么今天无法写出《易经》”这个问题算是解释完毕了:我们今天,不用冒着巨大风险的思考如何更换文明,更不用以一己之力面对荒蛮。


换句话说:今人写不出当年的《周易》,不是一种智慧的桎梏,而是一种幸福。


感谢你看完这么多字,尽管这些文字可能错误很多。


我是江南沐雨,《众神聊斋》作者。


沐雨纵横众神聊斋


谢谢题主的提问。看到很多答友围绕题主抛出的观点一本正经的高谈阔论,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吗?显然不是。

首先声明一点,《易经》、《道德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古籍,的确体现了古代先贤的智慧。但这与今人能否写出类似的经典完全是两回事。换句话说,今人完全能够写出《易经》、《道德经》之类的书。但是为什么要写?或者说为什么不写?因为不需要。

个人一直觉得,那些总以为“古人比今人牛很多”的想法往往是特别幼稚的。

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古人在各个方面都远不如今人:科学、医疗、技术、制度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与改造能力等各个领域。

就拿《易经》来说吧。它在当时还是可以的,因为用《易经》来占卜,操作简单而且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古人的事物少、信息匮乏,用《易经》占卜尚可勉强应对。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还使用《易经》来预测股票涨跌或天气变化显然就属于无知了。

现在有信息技术、决策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分析学、遍布全球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的计算机及其网络,还有日臻完善的大数据……

所有这些,可以用来科学预测天气变化、经济增速、人均预期寿命、风险评估、交通状况等等。您说,是古人的《易经》、《道德经》厉害还是今人的科学技术和大数据厉害?

当然,今人也有一些“重要发明”。比如朋友圈、心灵鸡汤、标题党、短视频:

“老铁双击666”、《祝贺王总喜提玛莎拉蒂》、《女人出轨前的十个表现》、《反正我是转发了》……

以上个人观点难免肤浅偏颇,欢迎各位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原创和码字不易,若有所启发敬请点赞或转发。我是漫步世界遗产,喜欢独立思考,远离人云亦云,专注文化领域,探究传统文化,每日分享美文美图。斧正更多拙作,欢迎点击右上角添加关注。谢谢。








漫步世界遗产


这个问题确实大,试着分析一下,浅薄之见望大家赐教!

1.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性质的不同。像《易经》从上古时候的伏羲氏画卦开始,到中古的周文王作六十四卦,再到近古孔子撰写“十翼”,经历几千年光阴,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封建社会制度生产力低下,民智未开,连年战乱,这些先贤为了教化人民而又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打击,只能借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去隐晦的传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

《道德经》也一样,老子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礼教崩塌、痛心疾首,所以给君王进谏以改变动荡时局安抚天下,后写下五千言骑青牛出函谷不知所踪。

2.文化背景的不同。古代当然没有现代的科学分类了,做文章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手段了。古文就是每个读书人的主项了,文字比起白话文更加的精炼,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评价,一首古诗要解释的传神到位要很大的篇副。像解释《易经》,卦辞,爻辞更加晦涩难懂,要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境遇,搞不好就解释偏了。《道德经》就是老子结合现实社会和自己遭遇,感受到的宇宙大智慧。文字精炼,意韵优美、琅琅上口、博大精深、实在是东方圣经,智慧宝典!

3.古代社会物质贫乏,百姓精神纯朴,内心恬淡是个欲望相对较少的社会,民欲少则易教化。

现代社会物质丰富,精神领域则呈现多元化,追求多了,欲望多了,人们缺乏基本的信任,浮躁风气蔓延,人没有信仰敬畏了,谁也不信就信钱,做学问的人没有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了!

要再写出《易经》和《道德经》一样的经典已经不可能了,圣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句一阴一阳之谓道已包括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了。今人不会再有那么深邃的思想了,我们只能解释说明,努力让其有益思想和时代融合发展。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敬畏先贤,传承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百姓创造历史


一个原因:我们的智慧没有古人的智慧高,或者说人类的智力处于下降的趋势。

过去200年,我们在科技领域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不能代表我们的智慧在进步,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和智慧无关。比如电力的发明以为着电器必然诞生,电器的诞生自然会促使通讯的繁荣,通讯的繁荣必然带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新。

我们有医疗机构,但我们写不出《伤寒论》。

我们有军事机构,但我们写不出《孙子兵法》。

我们有哲学专业班,但我们写不出《道德经》。

我们有天文、历史、预测学科,但我们写不出《易经》。


屯元国学文化


这个问题可以套用马克思关于神话为什么起源于人类童年时期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神话只起源于人类的童年时期。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的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神话的产生缘于人类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一旦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支配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就不会再出现新的神话。

《易经》为什么只产生于我们民族的早期,也是这个道理。易经本质上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祖先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易经时代没有牛顿定律、相对论,也没有天文望远镜、宇宙飞船、人造卫星,先民们对宇宙对世界的认识全靠肉眼观察、经验积累。应该说,这种经验总结有其历史合理性,值得尊重,但也必须承认,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比如阴阳理论,今天我们知道,太阳是恒星,月亮不过是地球卫星,日为阳、月为阴,完全就是搞乱辈分。《流浪地球》里地球之所以流浪,为的是寻找新的太阳,而月亮却被“无情抛弃”。又如,山南为阳、水南为阴,那澳大利亚、新西兰怎么办?

古人不懂现代科技,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一点也不丢人。哥白尼那么伟大,但不等于日心说就是正确的。不仅中华文明,也包括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等主要文明,他们对宇宙对世界的认识同样也是错误的。人类就是从无知逐步走向有知,一步步接近真理的。

易经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只可能诞生于那个矇昧与理性交织的时代。今天,如果谁写出一部类似《易经》的著作,要么脑子缺氧了,要么良心缺失了,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江南俗士1


据说亚当活了九百岁才死。

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也是活了百岁高龄升天。

相传伏羲最开始在洪水过后的土地上演算八卦,为后来周易的成书奠定基础。说句题外话,伏羲和女娲是经历过一场特大洪水的人,没错,就是诺亚方舟的那场全球性洪水,大禹治水的水指的仅仅是中国地区黄河流域,影响稍微小些。因此洪水一共有两次,谁前谁后,谁轻谁重,这点要分清。

最后再来说说为什么现代人为啥写不出《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一类的书呢?

我们的航天技术突破了太阳系,我们的医疗水平达到了纳米级,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研究生物种类的金科玉律,古时流传的宗教,儒家,佛家都被斥为了迷信。

有人说社会不断进步,社会发展不断向前,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目前的现代社会。

可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的社会相比,真的进步了吗?换句话说,人类两千年的文明成果,尤其是近五百年的文明成果,是趋向光明的,还是趋向堕落?

我的确相信远古时代是有伊甸园的。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当一个社会达到了没有你我之分的状态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乐园,就是天堂。

悬崖勒马吗?恐怕为时还不晚。不过就像莫言所说,我们在这里所发的“劝世良言”,很多时候也只是安慰自己的话语罢了。毕竟,这目标实现起来不容易。伟大的佛陀也提到过,未来的世界,不堪期图。

但如果就在此刻,我们一起做一些改变,或许在最终的时刻,我们的文明不会消亡得太过于落魄。

如果你能读到这里,也许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现代人写不出那么伟大的书了。

本人不擅写作,憋出这么多字也算是奇迹了,把我心中强烈的感受说了出来。不过如果让我做一次预言,那么按照人类这样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糟糕。

希望人心没有我恐惧的那么坏,希望社会能像你我期图的那样好,希望我今天的预言,纯粹是一个痴者的胡说八道,这样,我也无愧于天地祖宗,生养父母了。

德成

2019.1.6


两路口哦诺顿


每当静心读起古诗的时候,心中就不免暗暗地感叹:这古人写的真是太好了,简直是千古绝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像这样的诗句,古人是怎么写出来的呀?现在的人怎么没有以前人写得那么绝呀?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难道现在人的智力不如以前了?



究其原因,本人粗浅地认为:这与现代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有关。

你看古代的诗人写一篇诗都反复推敲,是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呢?有的甚至于佳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而现在人哪有那个耐性,写文章一天能写几万字,佳句没有一个,但是垃圾却一大堆。更有甚者,有些人为了图省劲、挣大钱,不惜东拼西凑,抄袭复制粘贴,那制造垃圾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为了钱,他们哪有时间和精力做出来“为求一个字,捻断几颈须。”

这也与人生活快节奏,不能静下心来潜心揣摩和思考有关。原来古人写文章都是非常寂寞的,也是非常苦闷的。而现在的人手机不离手,浮光掠影,他们哪有心思潜心造句,仔细打磨。

如果能让现在的一些文人或者是思想家,没收手机,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让他们关到一个孤岛上,也许他们能够写出像古人那样名垂青史的文章来的。

不信试试?


法重情深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几句话小篇幅还真说不明白。

以现在人的思维方式,别说写了,就是理解也没有丝毫可能。

为什么呢,因为先人用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太不可想象了,按我们正常的智力根本无法理解的。

几千年前,我中华的先人们,就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与我们这个眼见的这个世界并立,把我们正常眼见这个物质世界叫“后天”,另一个不可见的无形世界叫“先天”,我们后天世界的万事万物的起点,就在那个“先天”世界里先萌芽,然后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出现。先在“先天”世界成象,后在“后天”世界成形。

万事万物的出发点起点,古人叫做“一”。

这时还没有阴阳,比阴阳还先一步,一分为二才有阴阳,阴阳再不断生下去,由小而大,由无形渐渐有形。这就是道德经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思。

更早一点的黄帝道原经也有写“一”这样的描述: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也。

所谓易经,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即是总结出的“先天”阴阳的运动规律,为什么会有易经可以算命的传说,想通了先天后天的“先后”道理,也并非毫无可能的。

那么,古人是如何发现另一个“先天”世界的,道德经说的太含糊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做。损之又损等等。

庄子说的要明白一点,读一读这一段,黄帝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

广成子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

【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

【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

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

【我守其一以处其和】

【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得其一而万事毕】。

庄子这一段,为全书最精彩之极点。【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抱神以静】十几个字,行至极点,则得一。阳阳之原指的是什么?即那个“一”。今人皆注重阴阳,而忽视一,“一”才是阳阳之源头,万事万物的起点。

庄子讲的几个小故事,都是说的这个道理。

2.象罔得珠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

使知(大智慧)索之而不得,使离朱(好视力)索之而不得,使吃诟(能说会道)索之而不得也。

乃使象罔(无心),象罔得之。

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庄子·天地

【象罔为不言不听不看不思.一念不起,达无为无,守静笃致虚极。玄珠为道为一,黄帝道原经、道德经称之“一”。庄子告诉你,要寻道得一,用眼用耳用脑子思考分析都是找不到的。

3.无心为斋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

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炁。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炁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心随呼吸,无念有觉,无知无觉,久极,一惊而醒,无中生有,无中更有别乾坤。】

庄子.人间

4.耳目出而混沌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丝毫念起失天真。】

庄子·应帝王

5.心如死灰聆听天籁之音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子綦曰:"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

【心死神活,心活神死。】

庄子.齐物

6.解心无魂

鸿蒙曰:"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

【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

【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

庄子.在宥

7.坐忘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大宗师

对古代文化有兴趣的朋友,我推荐你看一看黄元吉的《道德经讲义乐育堂语录》,特别把其中的“一惊而醒、一惊而觉”找出来读一读,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十次用“一惊而觉”,这“一惊而觉”就是得一之时,这就是几千年来最大的秘密。

另外,中医的理论来自哪里?为什么中医的炁、经络穴位现代科学测不出来?因为它是“先天”世界的东西。


象罔找珠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古人可以创造出许多玄之又玄的(古籍)而现在的人却很难写出一本像样的书籍了,难道是我们的智慧是在处于后退的一种状态,答案肯定是否定,现在的科技像航天技术,陆海技术,也是比较发达的。

我想为什么现在人内在智慧不如古人,我客观的分析两个客观原因对于不对还请各位看官及时纠正。

第一个原因为:古人注重内在精神方面智慧的的修为,而现在的注重在外物质方面的研究。由于在古时候的环境相对现在的浮躁环境,还是处于较为清净的,人的心在清净不浮躁的环境中才会利于智慧的显现。

第二个原因:依赖性,由于先人创造的原始的智慧,而后人则是继承古人的智慧,而没有在古人的智慧基础上去更深入的研究探索。所以过于依赖,就没有了自我创新的精神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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