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说起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人们多聚焦于他在国内的经济民生举措，却往往忽略了他在西域之外的一系列制衡策略；得益于天竺、吐蕃与唐朝之间的三方制衡，唐初时的西南边陲总体上还是很太平的。
后来，这个制衡格局被破坏之后，唐蕃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战争先后拖垮了唐与吐蕃，最终让后来崛起的元朝捡到了巨大的瓜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西南边陲的大一统。
唐蕃通过会盟实现了西南边境的相互制衡
从唐初到宋末，看起来是漫长的五六百年，其实这当中的“鱼蚌相争”状况是非常清晰的，若非这长期的双方自我消耗，元朝要将吐蕃和大理纳入版图谈何容易？
唐朝、吐蕃与天竺之间的“哥俩好”时期
唐朝与天竺的通好建交，完全是因为玄奘的一次“非法离境”。公元612年，天竺戒日王朝成立，并于641年(贞观十五年)前后最终统一了整个北印度；同年，玄奘与戒日王会晤，戒日王开始向唐朝派遣外交使臣，中印两国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因玄奘的更正，天竺自始有了“印度”这官方名称)。
公元643-665的二十年间，唐朝先后四次派王玄策出使印度，这也是唐朝与印度之间最美好的一段“蜜月期”。
玄奘的西域之行直接促成了中印建交
在中印建交的公元641年里，唐朝与吐蕃之间也发生了大喜事，那就是文成公主和亲松赞干布了！印度的戒日王、吐蕃的松赞干布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哥俩好”，于是当时唐朝的整个西南边陲都呈现出了一派和睦景象：从吐蕃(西藏)、泥婆罗(尼泊尔)到印度的恒河北岸之间，各国通商队伍都是可以自由往返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当时的泥婆罗也通过“尺尊公主”与吐蕃成了亲家，彼此间有外交和姻亲关系相互约束着，在古代就是最经济划算的制衡之策了。
唐太宗接见各方使臣
在这之前，唐蕃之间曾发生过“松州之战”，松赞干布正是被唐朝“打服”了才决定与唐朝通好的；而印度与吐蕃之间，原先也经常存在着一些边境小摩擦，得知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后，双方边境也就相互罢兵，彼此间维持了时间不短的一段太平日子。
一个貌似壮举、实则祸事的历史事件改写了这一切
可惜这样的“蜜月好景”并不持久，因为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戒日王就不幸溺亡于恒河当中，而这时候，唐朝使臣王玄策正在“第二次出使印度”的路上。戒日王的陨殁引发了王朝内乱，篡夺了王位的阿罗那顺竟将王玄策一行人都抓了起来，这明摆着是要跟大唐对立呀！
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一起逃了出来，长途跋涉跑到逻些(拉萨)向松赞干布求助。松赞干布一听老丈人的使团受辱被抓，马上就顾不上既有的罢兵之举，亲自挑选了一千骑兵让王玄策带上，又去信让更靠近印度的泥婆罗发兵相助。于是王玄策与蒋师仁靠这八千骑兵一路杀向中天竺，最后生擒阿罗那顺并将其解押回长安。
王玄策平定印度内乱，本是保大唐颜面之举
后人均以“一人灭一国”描述王玄策这样的“壮举”，实际上唐太宗对此并无表现过什么惊喜和嘉许、倒是重新陷入分裂后的印度，虽然继续与唐朝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此就对唐朝心生了敬畏之心—-不再是从前彼此平等的“朋友关系”了。
更要命的是，王玄策为迎合唐太宗晚年爱服用丹药的喜好，从印度带回了擅长炼丹的方士。长期服用丹药无形中加剧了唐太宗的身体坍塌速度，贞观二十三年，年仅五十多岁的李世民暴病去世，史书上公认，他正是死于“长期服用丹药”。
因天竺的缘故，唐蕃之间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天竺原非唐朝的敌人，而吐蕃就曾经是；由于贞观时期，唐朝对吐蕃处于军事上的优势，再加上与唐朝通好建交的印度就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虎视眈眈，这样的三角平衡关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没有任一方愿意或够胆主动去打破这样的局面。
印度发生内乱之后重新陷入了割据状态，这种三角平衡事实上就被打破了；加上王玄策的“灭国”之举，印度各割据势力对唐朝也开始心生恐惧敬畏之心，由此转为了“既不愿得罪唐朝、又不会积极示好”的态度。
唐太宗与松赞干布死后，唐蕃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关系变化
吐蕃方面很快就察觉到了当中的微妙变化，各方间暗地里的各种小矛盾又重新浮出；碍于大家名义上尚“友好”，这样的关系实际上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有点象我国的婆媳关系：成为亲家的时间一长，夫家与娘家也难以保持着初始时的和睦，双方之间的往来更多是基于礼节因素维持着。
唐高宗“显庆”及“麟德”年间再派王玄策出使印度，史书上虽没记录具体过程，但其背后应是存在“促笼外交关系”用意的：万一唐蕃之间再度开战，印度虽不致于出力帮忙，但至少不能在背后从中捣乱。这也符合贞观年间的外交策略，唐高宗李治不会如此快就推翻父辈的国策。
数百年的“鱼蚌相争”过程中，吐蕃由赢家逐渐变为输家
唐蕃通好期间，吐蕃得益于从唐朝带来的大量人力物力技术支持，各方面的发展均突飞猛进，逐渐开始具备了与唐朝抗衡的资本。
大非川之战，扭转了唐蕃之间的军事态势
公元670年(唐咸亨元年)，吐蕃就借西域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与唐朝的嫌隙发动了争夺这四镇的“大非川之战”，以图通过这场战争小试一把牛刀。
唐军虽派出了薛仁贵这样的著名主帅，不过很遗憾，这场战争以唐军的“全军覆没”告终，唐朝在贞观年以来形成的对吐蕃的军事优势局面在此战中终被打破。
吐蕃方面一看：“原来唐朝也是可以被打败的！”，此后，各方就展开了“鱼蚌相争”的暗中角力。在这过程中，吐蕃、印度、唐朝三方”互为鱼蚌“，因为这样的局面中不存在绝对的赢家，而真正的“渔人”那时候尚未出现。
和亲，一直就是“鱼蚌相争”中的环节之一而已
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和亲赞普尺带珠丹，这同样是基于唐军击败吐蕃的基础上，与“松州之战”后的文成公主和亲如出一辙。
唐朝是希望寄予这样的“恩威并重”保持唐蕃之间的太平，不过在唐军身上初尝战争甜头的吐蕃可没有这样想、其野心始终在自我膨胀的过程中。唐开元年间，吐蕃弃迭祖赞一边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另一边则开始了对印度的征讨。
安史之乱的时候，吐蕃赤松德赞还借机杀入了长安、占据了唐朝的陇右、北庭、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吐蕃在印度的势力也扩展到了恒河北岸，连唐朝协助建立起来的南诏也成了其属国。
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表面上，吐蕃成了这时期“鱼蚌相争”中的最大赢家，但频繁的战争也严重削弱了吐蕃的国力，导致唐蕃间的战争一直是此起彼伏、互有输赢。
公元821年，吐蕃终于经不起这样的战争消耗了，主动派人向唐朝请求会盟，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这样来的。
可惜，那时候的吐蕃与唐朝均已衰落，在“鱼蚌相争”中都成了事实上的输家。而这时候的印度也遭遇了阿拉伯势力的入侵，吐蕃开始从印度节节败退、重新回到了青藏高原之上，多年的扩张美梦最终落空。
元朝崛起后尽收数百载渔人之利、趁机一统西南边陲
五代十国期间，中原大地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均是乱成一团，那时期的我国是没几块完整地方的。随后，宋接管了分裂的中原政权、大理接管了同样四散五裂的南诏国，青藏高原上就只剩下零散的弱小割据势力存在着，再也威胁不到外部地区了。
元朝的崛起，四散的割据局面逐渐再度一统
唐朝与吐蕃、印度、南诏之间的事情尚历历在目，于是赵匡胤就决定划地为界，将大宋的地域“存封”于大渡河以东，不再参与那样的“鱼蚌相争”之乱，因为光是来自北部外族政权的威胁，就足已让北宋应对无暇，何来精力再统一西南？
在整个北宋南宋期间，我国其实也属于一种割据局面，只是政权板块获得了较大范围的规整，不像五代十国时“处处碎片”而已。
这样的大板块割据状况，就给了蒙古人“各个击破”的机会，从元朝统一华夏疆域的过程来看，是颇有“秦统一六国”时的气吞山河之势的！由于唐宋之后西南政权的分崩离析，元军得以在轻松收复了青藏高原后，再通过迂回大西南的方式绕到了宋朝的南部地区，最终完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政权一统：大西南地区不再是以藩属形式存在，而是首次归入了中央政权直辖的行省和宣政院范围当中。
大西南区域历史上首次进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里面
在长达数百年的“鱼蚌相争”过程中，吐蕃在印度与唐朝之间不断自我消耗，南诏也在吐蕃与唐朝之间一直摇摆不定，这一系列的纷争其实也直接促成了元朝的大一统，否则元朝在与南宋拉锯几十年的过程中，也是难有力量大规模征战西南的。
所以说，元朝这样的“渔人之利”真是历史赋予的“大红包”了，对于今天的我国来说，我们其实也是这份“渔人之利”的最大得利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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