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晚召內製詞臣，往往是要草拜相、建儲等極其重要的除拜之命。即便是夜召外製，亦多是事關兩府執政之任免，如鄭獬例。這類人事任免，往往會涉及朝中多方面的利益，若在宣制之前洩漏，有可能引發各方面的政治問題，因此，皇帝對這類除拜的保密事務，極為重視。如其將召對的時間定在夜靜人稀之時，即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防止機密外洩。而內東門小殿，處於僻遠之地，一般的人員，無由至此，所以，在內東門小殿召對詞臣，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保密。
《鐵圍山叢談》載：國朝之制，立後、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院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重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
及晩歲雖倦萬幾，然命相每猶自擇日，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垂於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啟封焉。可以說，“夜漏上”和“內東門小殿”兩個因素，分別在時間與空間上，保證了召對之事能秘密進行。是否在內東門小殿召對詞臣，召對哪些人，雖有一定的制度規範，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志。因此，內東門小殿中召對的進行，亦能有利於皇帝實現其“乾綱獨斷”之意圖。
鄭獬曾言：“故事，命參知政事及樞密副使，宰相封詞頭送當制舍人草詞畢，復封送中書，遂出誥。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予當制。是夕，中使召入，對於內東門別殿，命草張方平、趙抃除參知政亊，舊參吳奎出知青州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翌日具狀進詞草，方降付中書出誥。於時二府無有知者。蓋上初攬大權，宰相不得預聞，故獨召舍人授旨撰詞。自本朝以來未有。乃自予始也。其後兩日，上面授以翰林學士。”按常規程序，任免執政，皇帝當與宰相商議，由後者將詞頭交給外製擬詔。
而初登大位神宗為攬大權，使宰相“不預聞”，特意在小殿召對鄭獬，從而直接與外製接觸，把宰相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在這一事件，充分體現出內東門小殿的特殊地理位置，頗有利於帝王直接操控政務。在內東門小殿中進行的召對活動，很多時候並非僅僅是皇帝宣聖旨，詞臣領聖旨的簡單過程，而往往會伴隨著皇帝與詞臣之間的政治交流。一方面，詞臣雖以命詞為本職，但對皇帝口宣的旨意，也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的意志滲入到決策過程之中。例如真宗時，召對錢惟演，令草制罷寇準，惟演請深責之，並請與之太子太保，又言寇準罷後，中書唯有李迪，請覆命一相，其實意在為丁謂說項。
另一方面，皇帝面臨命相等大事時，也常需要聽取更多的意見，故在召對詞臣時，也常常會就相關問題對其加以諮詢。英宗時“一日晚，御小殿，召（王）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反映出皇帝在令詞臣草詔的同時，常會對其加以詢訪。皇帝在內東門召見詞臣，有時完全不是為了命詞，而是要就某些事務徵求意見。如李迪在真宗時曾任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
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徳，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塗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內東門小殿中的召對活動，往往在時間、內容等方面，有較大的靈活性，為君臣雙方從容、深入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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