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牝中道

治國方略，都有一個客觀實際，如果離開了客觀實際，治國方略便成了空中樓閣。在我看來，老子觀點運用於修身為好，孔子觀點可以用來治國，這不是我說的，宋初有個趙普，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對這句話的理解，應該是說《論語》中有許多治國道理，還有一部分與治國無關。老子觀點是無為，無為，不是真的無為，用現在的話，就是不折騰。漢初奉行老子無為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是有條件的。秦未戰亂，人口大減，生產凋零。劉邦採用“與民休息”方略，人口大增，財富大增。到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治國方略的變化，是客觀條件變化了。俗話說，“飽暖思淫慾”，人多了，財富多了，矛盾也多了，還是無為下去，社會就會發生動盪。遠古的，我手中沒材料，就當前來說，中國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面臨的問題也前所未來，有人抱怨法律太多了，還是不夠用，這是社會環境變化了。

朵朵佬爺

從長遠來看，孔子禮樂最好，韓非法治次之，老子無為最末。而從生效的時間來看，韓非的辦法是要快於孔子和老子的。

到底是什麼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真正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不是法治，而是道德。法治只是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而道德卻是公平正義的底線所在。違反道德不一定觸犯法律，但違反法律一定違反道德。法律是依據道德來制定的，兩者孰重孰輕一目瞭然。

儒、道、法三家文化有高下

孔子的禮樂很多人歪曲成禮制，其實不然，孔子以及後世的儒家學者所努力的是建立社會上公認的道德體系，並且兩千餘年的實踐下，已然成功了。我們可以發現，凡是亂世必然是道德崩壞，而從亂到治的過程，就是道德被逐步拾起的過程。

老子的無為漢初的時候用過一段時間，為了休養生息積累國力，一舉解決內憂外患，只是一種方法而已，還談不上理論的實踐。

韓非的法家思想，以法治來維繫國家，在亂世中起到了奇效，但一旦天下統一，人們混亂年代裡嚮往安定的理想被實現之後，這種方法產生的只是高壓，並不能讓適用者信服。這造成的結果就是秦的短命而亡。但是從秦朝所做的事情來看，長城的修建、思想文化的統一，都讓後世受益無窮。而到了現代之後，青藏公路、鐵路的修建並不比當時修建長城難度小，為此而犧牲的英雄也不在少數。但是我們為什麼會理解？就是因為我們社會幾千年形成的道德，讓我們面對國家付出沉重代價來完成讓更多人受益的行為時，只有感動與敬意。

這是法家不能帶來的，因為民眾是不理解的。而儒家可以，它讓人民知道什麼是值得，什麼是應該如此。

其實這個並不難理解，法家實現的是行為上高壓下的統一，而儒家追求的是心理上的認同，是思想上自覺地遵守。難易程度很明顯，所取得的效果也很明顯。在思想統一之下，法治也好無為也罷，都是儒家維護社會道德的一種工具而已，是建立道德的手段，而不是道德本身。

至於說儒家愚民政策的人，估計有很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三種思想來比較，只有儒家講求“智民”，以詩書繼世，道、法從本質上才是真正的愚民。

儒家的道德體系至今沿用

儲殷教授曾經說過，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累的民族，因為我們每個人不僅為自己而活，還為父母、為子女而活。有著上一代、下一代的牽掛，所以每個人都很苦、很累，但就是因為這種紐帶的關係，中國人的心理是最富足的，我們民族的凝聚力才是最強大的。這種現象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孝”與“慈”的道德體現。

同樣的，我們推崇“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義”；我們為祖國的強大而自豪，是“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仁”……我們的社會處於一種道德的穩定框架裡，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樂”。

待曉兒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亂交戰，民不聊生的同時，道家、儒家、法家也相繼出謀劃策應如何治理國家，平息這可怕的戰爭。那到底治國的哪個方法好？下面小編與大家淺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詩驀1

治國是孔子禮樂好？還是老子的無為好？還是韓非的法治好？答案：就是哪個都不好？哪個都好？

因為這些法門都是聖人的開示，要多數人與哪一個聖人相應，這個社會就會發揮那個聖人的作用。如果多數都跟聖人的思想相反，那麼這些聖人的開示，也就是浪得虛名！

古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改變一個人的缺點，談何容易！

講到儒家孔子的仁義道德，現在的社會人類的道德都在下滑。貪圖虛名不求實際比較厲害。孔子的思想也就是名存實亡了！

老子的無為而治，也就是說《道德經》觀天地而悟道，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後面，把眾生的利益放在前面，也不合現在的社會！多數的都是拜金主義，幹什麼事都為自己的腰包而著想，有了腰包又選擇淫邪不合《道德經》含義。

還剩下一個韓非法治，就是說眾生觸犯了法律就以殺頭坐牢來執行。但是牢房坐了那麼多殺頭也不少！管用嗎？後面的眾生犯罪根本就沒有得到啟發。

一句話總結現在中國的社會，都是好逸惡勞，好吃懶做閒出來的毛病，缺的就是勞動，只有勞動就有了仁義道德，也有了無為而治，也有了法治的方法。

不學習學吃乞A

都不行！！都已成往事，不要再提！！

孔子的禮樂治國，老子的無為治國，以至於法家的法治治國，今天講都是空談。當今的社會也不是2000多年前的中國。以小農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在談什麼儒家，法家，道家治國，這不現實。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已徹底不存在了。近兩三百年以來，西方迅速崛起。資本主義已成了社會的主流，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也成為了全球的主流。民主，法治，博愛，平等，這些價值觀已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認可。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治國標準。這裡的法制和中國古代韓非代表的法家的法治完全不同。中國古代的法家所講的法治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而西方的法治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形成的。法在王上，沒人能高於法律。

儒家的禮樂基本上屬於以德治國。只憑德治國是根本不可能的。人性的惡是無法得到抑制。道家的無為而治是順應自然的規律的一種方法。用於治國也有點空泛。道家的思想加上當今的法治，二者結合更現實。韓非的法家的法治是封建專制。不值一提。

以法律為基本制度，以道德為手段，這才是如今治國的最好方法。法德兼備，二者並行，和諧有望。

非常各

選誰好？

毫無疑問是老子。

老子的思想是辯證的，是動態的，是符合全世界的發展規律的。

如果用黃老之說。就應該在地方讓鄉里的民眾自己推舉，出人來處理政事。

那麼這些人是賢德者嗎？不是。他們只是民眾利益的代表者，必須經常根據民眾的需求而進行更換，或者會為了不同的利益而爭得頭破血流。但因為他們代表的就是民眾的訴求，所以最後他們爭出來的結果或者善，或者不善，都代表著不同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暫時妥協，就好像太極的暫時穩定，讓各方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實利。

這是符合道的。

而孔子的思想是階級的，是固化的，是東方特有的。他的一切都是從上而下的，都是虛的。

比如一開始的公僕，現在還有人提嗎？相反古代各地的行政長官被尊稱為百姓的父母官！或者又稱之為州牧。

什麼是父母官？父母官意思就是百姓都是他養的？百姓都賴他生存？

可是糧食是誰種的？衣服是誰織成？是這些州牧，父母官？沒了百姓，他們只能餓死凍死，但偏偏他們視百姓魚肉，視那些白丁為愚民！這不是上下顛倒，恬不知恥嗎？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官都不是民眾自己推舉的。他們是君主指定的，他們的任免權都在君王手裡。所以這些官員必須讓君王滿意，他們代表的是君主的利益，和百姓無關。

因為官好還是不好，不是百姓說了算，是皇帝說了算。皇帝說你好，那就是好，就算你貪汙腐化，照樣給你升官發財。說你不好，那就不好！就算老百姓說你是清官，但再怎麼求情，上面一樣把你拿下甚至滿門抄斬！

所以官員的好壞和百姓無關，只和皇帝有關。皇帝喜歡吹牛，他們就吹牛。皇帝喜歡雞的屁，他們也都喜歡雞的屁。皇帝喜歡裸奔，他們也都裸奔。總之必須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所以在古代的中國，民不可以告官，下不可以克上。在一個天天講忠孝，講民為重，君為輕的儒家家天下之中，還有比這更虛偽的嗎？這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同理。在現代的中國，在可以把人造衛星送上月球背面的時代。各種專家卻可以堂而皇之的說出各種毫無科學依據的法令和政策，根本不顧百姓的怨恨？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並不是為民眾服務的。

甚至百姓說官員的壞話都要犯誹謗罪，這就好像父母罵孩子，都要被人拖進來行刑。這還有天理嗎？

所以儒家之人，口中說著如何愛民愛民，手上卻一點動作都沒有，這一點都不用奇怪。因為他們最是虛偽。

而且古代做官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異地為官原則。就是官員被皇帝指派到別的地方去做官。為什麼？就是皇帝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做大，得到民眾的支持，獲得聲望，超過自己有坐反的可能。

異地為官，官員往往不瞭解情況，使得官不知民，民不知官。兩隻腳就好像是懸空的。

而且議會制推舉出來的本地為官，雙方都知根知底。民眾對官員缺乏敬畏，官員也不敢對民眾胡作非為。不然說不定就被三姑六婆給罵個狗血淋頭。百姓對官員不滿可以通過議會制把官員換下去。官員受百姓的影響很大，任免權在民眾的手裡。

而異地為官者就更不一樣了。這些官僚對外地的百姓用起手中的權力那是肆無忌憚，反正天高皇帝遠，天大地大我最大。為非作歹也沒人知道。只是苦了地方的老百姓。

所以以老子的思想治國，民眾是得利的，更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

而以孔子的儒家思想治國，民眾是被壓迫的，他們只是跪舔君主的奴才而已。國家的禍事也不遠了。是必然被淘汰的！

繁花若雪風自搖

法家是捍衛君權，奴役臣民。其手段有三：刑罰、陰謀詭計、愚民。

其中，在刑罰上包括四項：

法律體現君主的意志——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

寧枉勿縱——商鞅謂之：民愚則易治。韓非子謂之：禁奸於未萌。

夷族連坐—— 一人死罪，夷滅三族，株連十戶。

總之，法家是法治的頭號死敵。是極端的人治——治人。

再說儒家的孔子。

孔子主張禮治。禮包括諸多內容。有道德規範：“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還有公俗良序：“教訓正俗，非禮不備”；以及法律制度：“分爭訟辨，非禮不決”；社會倫理：“君臣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師學之道：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政治軍事制度：“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追遠慎終：“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莊”；保護環境：‘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遊吉稱趙簡子揖讓、周旋是儀，並非禮。“禮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孔子才是人類法治思想的鼻祖：

立法為民——奉法以利民。

司法獨立——孔子批判君主折獄無倫，以意為限。這是對《尚書》中司法獨立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疑罪從無——孔子曰：“大辟，疑，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依據是“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所以在審案時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從無的法治主張，客觀上也體現了儒家對最基本人權——生命權的尊重。與法家寧枉勿縱主張針鋒相對，水火不容。

疑罪從無——孔子修訂的《尚書》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秦始皇為何焚書坑儒。不言而喻】

老子也反對專制獨裁。道家以天道無為限制君權。

但老子只是圖書管理員。他對天道的認知確實過人。而孔子曾擔任魯國大司寇。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即有法治思想的理論。又有司法實踐。學以致用。此之謂也。

楊朱學派

都好都不好，我很奇怪，為什麼一定要選一而用呢？為什麼不能都用呢？不但這三者可以共用，有其他的也可以用。

老子無為，與佛家無念之念是相通的。這是根本道，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儒家也不僅僅是禮樂，也提倡法治的。而且，儒家的法治與韓非子不大相同。

韓非子提倡法治，歷朝以來，也都是有實行的，只是，講到法治，論及經驗，的確西方國家或者更多一些。然而，無用！國情不同，西方經驗對於中國來說，不能照搬。

僅就這三者來說治國，當以無為統，禮樂正，法治糾。

無為是道，無論做人做事，都應該確立這樣的原則。無為，可以簡單理解為無私心。然而，現代社會，最大的弊病，恰恰是有私心。貪汙腐敗，都是因為私心而成。這是國家不講無為嗎？單純講無為有用嗎？所以，必須用法治，重典治理這些極度的私心。

禮樂，我們為什麼教育孩子要有禮貌？樂在古代，孔夫子是專門集錄了樂經的。音樂，我們現代人可以擴展到藝術。體育可以歸入六藝其他門類。其實也可以歸入藝術類。因為，對於現代人來說，音樂，美術，體育都是可以孕養人的情感，審美修養的。人的審美提升了，素質會自然的提高。這三者與語言文字，文以載道，文字傳達的信息對人的孕養不同。所以，我一直提，現代教育，義務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音體美不能正確開展。

法治，說起來，真的與無為是一對的。你仔細看看，法治其實就是去除人的私心的。

有句話叫，清靜以為天下正。佛家修行，以此為最終目標。但是，他提出戒定慧的修行層級，或者說次第。戒，可以理解為法治。戒乎其所不能！這是為了最終目標，最簡單易行，最普適的方法。

西方人講契約精神，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提倡。在我看來，所謂契約精神，真不是好東西。所謂鑽法律漏洞的，大概是最明白契約精神，最講究契約精神的。

許多人詬病中國人沒有契約精神，需要嗎？中國人有符合道的戒法精神，大道修養。許多人詬病說，這個基於自我修養的社會要求，沒用！嚯嚯！說到底，就是自己不能自律就是了！找那些原因！當然，就是有這樣的人存在，所以必須要有法律！

愚木居士

何為‘治國’？治國的本質就是要讓社會發展融入到社會發展規律的軌道，實現社會文明。社會文明的本質就是人類在相對統一的意識形態下和諧共存！

無為、禮樂、法治是實現社會文明的個人思想意識，屬於‘治國’也就是實現社會文明的思維導向。在社會歷史的進程中，統治者不斷摸索各種治國理念，卻總是被‘人性’折磨得‘遍體鱗傷’，最終導致改朝換代。究其原因，都是因為把握不住社會人性。所以說，好的治國理念，必須從社會人性的充分解析中去獲得。能夠降伏社會人性的理念，就是好的治國理念。

無為，說的是順應自然規律，而這只是一種理想。因為人類社會的主體是具有思想意識的人，而人性的趨同只能是一種目標而不是手段。市場經濟，可以說是國家管理的一種‘無為’表現，而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卻也讓人頭痛。

禮樂，企圖通過意識植入來規範人類的社會行為，方式沒有問題，關鍵是意識的植入指向。如果不是歷史沉澱下來的一些道德規範多少約束了人類的行為，人類恐怕早就滅絕了。

法治，已經上升到政治的層面。禮樂彌補了無為的缺陷，法治卻是為了彌補禮樂的缺陷。同樣的道理，法治之法以及如何執法，是法治是否能夠達到治國目的的關鍵。

歷史進程，從無為到禮樂，從禮樂到法治，是國家管理手段的發展，三者之間是相互協調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可以無為，卻不是放縱；通過教育手段普及禮樂，內容與教育方式是核心；以法治來強化無為以及禮樂的社會化，法的內容以及執法方式才是根本。。。。。。一切都不能成為形式！

當國家達到無為而治的時候，社會文明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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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底他們三人的理論，哪個更適合用來，在“中華”這片土地上“治國”，最好的證明就是“歷史事實”。老子的“無為之治”，在歷史上並沒有成為過治國綱領，但卻在實踐中，被很多人所應用，如貪於玩耍的“衛靈公”、明朝的“木匠皇帝”，都採取過“無為而治”，因為都有“賢臣相佐”，所以社會管理順暢，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治理還算過得去。至於那位把自己“出家”的梁武帝，因為內憂外患，又無賢臣，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最後弄得國破家亡，自己被叛臣活活餓死的悲慘下場。所以，“無為而治”，只適合於國家內外平安、政治清明、又有賢臣相佐的社會環境。再說說“法制”，中國歷史上的“法制”，都不長久，最有名的“法制”當屬秦國的“嚴刑苛法”，從近期來看，法制確實能起到“強國”的作用，但從遠期看，容易“使民免而無恥”鑽法律空子，或者難以變通而“官逼民反”，產生社會風氣墮落、和不斷加增的不安定因素，使國運難以長久，如大秦雖統一六國，但只延續到秦二世，就因內亂而亡國了。再來看看孔子的“禮樂”，是從社會道德和家庭生活開始，來“教化”百姓遵守“天地君臣父子”的宗法制度，從內心來追求“忠孝禮智信謙恭”的“道德境界”，是從靈魂層面，使人追求“道德高尚”、厭惡“卑劣犯罪”，因此對社會治理，十分“有效”。最有名的“禮制”發生在周朝，延續了歷史上最長的朝代“八百年”，“周禮”為孔子所推崇。所以從漢代開始，儒學“禮制”就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剛要”，延續了幾千年而不衰，甚至在“元”、“清”等異族統治的朝代，也沒有廢止。可見，孔孟之道，在中華民族的國家治理中，有著怎樣“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字: 老子 文化 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