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
（韓愈 約公元801年—公元802年）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8，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於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後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於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於聖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於這吧？人們愛他們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的。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的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的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的。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麼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裡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的拘束，向我學習。我讚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韓愈，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卒於唐長慶四年（公元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貞元八年（公元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後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
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
長慶四年（公元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
北宋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
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
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公元766年－公元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
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於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
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
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
例如《雜說》對於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
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
例如墓誌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
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後代有較大的影響。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於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
韓愈最具獨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衝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後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出一種怨憤鬱躁、情激調變的怪奇特徵。
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展，大致始於貞元中後期，至元和中期已經定型。
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衝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盪、驚怖、幽險、凶怪的詞語，構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
在詩歌表現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塗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後止。
《南山》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上的主要追求目標。
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於這類作品，而在於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於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後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
韓愈三進國子監任博士一職，又任國子監祭酒，招收弟子，親授學業，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後世和提攜人才的文章。韓愈力改恥為人師之風，廣招後學。
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中，他強調了求師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
韓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韓愈。他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力闢佛、老，致力於復興儒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其實就是復興儒學的重要手段。
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韓愈的主要傾向是“反對藩鎮割據，而歌頌平叛的勝利；讚揚主戰派，而批評主和派”，認為“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堅定立場，不應因為碑文少寫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貶低”，而且他“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還不僅表現在平定淮西的一時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裡都貫穿著這個思想。”
唐人稱韓愈有史家的筆力，他撰有《順宗實錄》五卷，是韓愈在韋處厚所撰三卷《順宗實錄》基礎上改寫而成，從實錄可看出他對宮市之斥責，對鹽鐵使進奉的批判，對京兆尹李實罪行的揭露等等，說明表狀所言，符合實情。
《師說》作品介紹
《師說》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作的一篇議論文，大約是韓愈於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公元801年—公元802年），在京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時所作，就文章的寫作意圖和主要精神看，這是一篇針對性很強的批駁性論文。
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韓愈辭退徐州官職，閒居洛陽傳道授徒的作者，經過兩次赴京調選，方於當年十月授予國子監四門博士之職。
此時的韓愈決心藉助國子監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其報國之志。但來到國子監上任後，卻發現科場黑暗，朝政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鬆學業；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既不願求師，又“羞於為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子監的教學和管理。韓愈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這篇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為師”上的模糊認識。
《師說》文章闡說從師求學的道理，諷刺恥於相師的世態，教育了青年，起到轉變風氣的作用。文中列舉正反面的事例層層對比，反覆論證，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於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鬥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全文幅雖不長，但涵義深廣，論點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富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師說》文中雖也正面論及師的作用、從師的重要性和以什麼人為師等問題，但重點是批判當時流行於士大夫階層中的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
《師說》文章開頭一段，先從正面論述師道：從師的必要性和從師的標準以誰為師。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這個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作為立論的出發點與依據。從“解惑”出發，推論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無惑，惑則必從師的道理；從“傳道”出發，推論從師即是學道，因此無論貴賤長幼都可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這一段，層層頂接，邏輯嚴密，概括精練，一氣呵成，在全文中是一個綱領。這一段的“立”，是為了下文的“破”。
在批判的基礎上，《師說》文章又轉而從正面論述“聖人無常師”，以孔子的言論和實踐，說明師弟關係是相對的，凡是在道與業方面勝過自己或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為師。這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一觀點的進一步論證，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於師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現象進一步批判。
《師說》文章的最後一段，交待作這篇文章的緣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繼承久已不傳的“師道”，樂於從師而學。因此這個結尾不妨說是借表彰“行古道”來進一步批判拋棄師道的今之眾人。“古道”與首段“古之學者必有師”正遙相呼應。
《師說》是屬於韓愈文章中文從字順、平易暢達一類的，與《原道》一類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顯然有別，但在平易暢達中仍貫注著一種氣勢。
作者對自己的理論主張高度自信，對事理又有透徹的分析，因而在論述中不但步驟嚴密，一氣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關鍵處用極概括而準確的語言將思想的精粹鮮明地表達出來，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給讀者留下強烈深刻的印象。
《師說》全文硬轉直接，不作任何過渡，形成一種陡直峭絕的文勢，這種轉接發端，最為韓愈所長，讀來自覺具有一種雄直峭兀之勢。
此外，《師說》散體中參入對偶與排比句式，使奇偶駢散結合，也有助於加強文章的氣勢。
閱讀更多 落日蒼茫風才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