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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德國油價堅挺之謎

2018年秋，在全球油價同步下行的大背景下，德國油價卻詭異地維持著堅挺。研究發現，德國油價堅挺的罪魁禍首竟然是——萊茵河。

如下圖所示，萊茵河（粗藍線）從瑞士西北通過德國、法國與荷蘭進入北海，其通航部分將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以及比利時安特衛普的主要煉油廠和石油交易中心與內陸市場相連，因此，萊茵河堪稱歐洲最主要的石油產品運輸走廊：

來源：Low Rhine River water levels disrupt petroleum product shipments to parts of Europe，eia.

但是萊茵河航道有一個問題：其運力受季節性降雨波動很大。當降雨過多導致水位過高時，航船有可能會撞到河上的橋；但是當降雨過少導致水位過低時，為了避免航船觸底，其必須減小吃水深度——而這，則意味著載貨量的減少。

那麼，2018年夏天的萊茵河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史上罕見的高溫以及長時間不降雨，使萊茵河的水位一度達到歷史低點（見下圖），其中，10月萊茵河水位只有0.46米左右，而過去5年的均值是該數字的3倍，受之影響，駁船載貨量只能達到其容量的20%，石油運輸受到嚴重限制。於是，自2018年7月以來，從荷蘭鹿特丹到瑞士巴塞爾的燃油貨運費率已從7月的5美元/桶上升到10月底的35美元/桶以上，接近翻了7倍！

來源：Vanessa Dezem and Brian Parkin，Rhine Drought Threatens Oil Supply as Cold Snap Hits Germany，Bloomberg.

能源是工業發展的基石，也是所有工業企業必須承擔的成本，伴隨該地區油價的堅挺，德國工業巨頭蒂森克虜伯削減了其杜伊斯堡工廠的產能；化工巨頭巴斯夫同樣也苦惱於路德維希港工廠的“有限交付”問題；英國石油公司也表示，低水位對該地區整個礦物油行業的後勤供給都提出了挑戰。不過，除了工業之外，低水位也通過減少魚類和淡水貝類的數量，使當地農業產業的飼料面臨短缺之虞——而這則可能推高農產品價格……

萊茵河的例子，只是當下全球氣候異常給經濟活動造成切實影響的故事之一。有觀點認為，除了老齡化與技術革命外，21世紀人類面臨的第三大挑戰便是氣候異常，但相較於前兩者，氣候異常之於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影響似乎尚未獲得足夠多的重視。在本文中，我們便將具體談一談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以及，這又可能以何種方式改變央行的政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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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後天》漸近……

我國民諺有云，“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意思是說只有過了端午節（6月初），才應該把棉衣收起來。這句話放到現在無疑讓人感到吃驚，且不談我國南方地區，即便是我國東北地區，恐怕也不至於到了6月才能收起棉衣。不過，這種民諺帶來的“違和感”，卻在某種意義上真切反映了當下世界各地都在普遍發生的現象——氣候正在變得越來越異常。

2019年1月底，美國中西部出現極地氣候，部分地區溫度甚至低於攝氏負40度，至少7人遇難，其中有的人甚至在自家車庫裡被凍僵，下圖的情景，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經典災難片《後天》：

宛如電影《後天》中場景的美國芝加哥。來源：REUTERS/Pinar Istek

同一時期，火熱的高溫正在澳大利亞多地肆虐，局部地區的氣溫已經接近恐怖的50攝氏度，某種程度上由高溫引起的維多利亞州森林大火已造成173人喪生，而在澳洲內部的有些河流更是出現了上百萬條魚突然死亡的事件。

熱到紅得發紫的澳洲。來源：澳洲氣象局。

世界氣象組織的研究表明，目前的世界，比工業化之前的世界總體上高出1攝氏度，如果照此趨勢繼續發展，到2100年，全球氣溫可能上升3-5攝氏度，並由此造成包括氣候異常、洋流異常、大陸板塊異常等一系列自然災變（因為溫度升高會破壞地球作為一個複雜能量系統的均衡，所以全球變暖並不是體現為夏冬溫度普遍升高，而是極端天氣增加）。

這將給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帶來一系列影響，尤其體現在三個方面。

二、“成也蕭何敗蕭何”的緬因龍蝦

氣候變化的影響，首先作用在農業上。研究表明，當氣溫超過攝氏29度時，美國玉米和大豆的產量都將急劇下降。隨著氣候異常的加劇，美國玉米和大豆主產區氣溫超過29攝氏度的日子正在日漸增加，而玉米和大豆又恰恰是牛以及其他肉類來源家畜的主食，因此，這進一步會導致牛肉、牛奶和家禽價格的飆升。

如果考慮到炎熱的天氣對工人生產率的負面作用（天太熱了幹活效率下降），那麼這可能進一步增加食品的成本。

除了陸生生物之外，水裡的生物也無法倖免。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往往與洋流異常相伴，後者的主要體現之一便是海水升溫，這對海產品的影響也是致命的。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全球變暖使全球魚類產量自1920年以來下降了4%，相當於140萬公噸。在生產魚類的北大西洋和日本海，這一下降率高達35%，這種變化不僅會影響依賴魚類作為主要蛋白質來源的30億人，還影響價值1000億美元的漁業和5600萬就業人口。

美國緬因州龍蝦產業的例子，堪稱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典範。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氣候變化使緬因灣涼爽的海水升溫至適合龍蝦成長的理想溫度，這使緬因州的漁業增長了5倍，成為美國最有價值的產業之一。但是，在未來30年，海水的進一步升溫可能反而使龍蝦生長的理想環境逐漸遠去，據估計，若照當前的趨勢下去，2050年，緬因灣地區的龍蝦數量將減少62%，這對當地仰賴龍蝦營生的人們而言無疑是一個噩耗。

緬因的龍蝦，每年出口超過5萬噸。來源：紐約時報。

同時，氣候變化對礦物也將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今年年初，兩大颶風維諾妮卡與特雷弗相繼登錄澳大利亞，相關鋅精礦、氧化鋁以及鋰輝石礦場都受衝擊，而西澳皮爾巴拉的三大港口——黑德蘭港、丹皮爾港（Dampier）和拉姆貝特角港（Cape Lambert）也都被關閉。一方面是供給減少，另一方面是運力下降，鐵礦石價格一時間飆升2.7美元。

更頻繁的颶風，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與氣候變化密切相關。賓夕法尼亞大學氣候學家曼恩表示：

“過去幾年全球海洋表面溫度是有記錄以來最高，同期出現以峰值風速保持時間來計算強度最大的颶風，不僅在南半球，也在北半球；不僅在太平洋，現在也在大西洋。”

邁阿密NBC電視網氣象部主任莫拉萊斯也指出：

“全球變暖絕大部分由海洋擔當。而海洋的溫度很關鍵。溫度越高，蒸發越多，溼度越大，而溼度是颶風的營養劑。”

除了農產品與礦物等大宗商品之外，氣候變化對基建也會造成影響。比如，颶風可能給陸路或水路運輸帶來障礙，而高溫則可能讓電網承壓，讓城市面臨更多的斷電風險。

概言之，氣候變化對經濟的影響，首先體現在農產品、能源、金屬礦物與基建（交通與電力）等方面，而這些，恰恰是最易對通脹產生影響之物。

三、“氣候移民”與不平等的碳排放

2018年5月，斯坦福大學的科學家研究發現，如果世界各國遵守巴黎氣候協定，那麼到2100年，全球氣溫僅上升2.5%，但即便如此，全球GDP仍將下降15%；如果氣溫上升3攝氏度，那麼全球GDP將下降25%；而若不採取任何措施，屆時全球氣溫將上升4攝氏度，彼時的全球GDP將下降30%以上，這會比1930年代全球貿易下降25%的大蕭條更可怕——而與後者的區別是，由氣候變化帶來的GDP下降可能將是永久性的。

然而，更麻煩的是，這些下降的GDP並不是平等地攤在每一個人頭上的，而取決於人們居住的地方及其工作類型。

以前文緬因州龍蝦產業為例，過去20年來，緬因灣的龍蝦產業因海水升溫而崛起（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在緬因灣因龍蝦而崛起時，地球上的其他某些漁業區可能就因為這種升溫而衰落了），而在未來30年又可能因海水進一步地升溫而消亡。同樣，以盛產酸味較強的波旁種咖啡豆的危地馬拉咖啡產業也是如此，由於氣溫持續升高及乾旱，一種對咖啡種植而言具有致命危害的疾病——葉鏽病（見下圖）正在當地的咖啡種植園愈演愈烈地蔓延。由於咖啡種植乃是當地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氣候變化對咖啡產業的打擊甚至使得許多農民背井離鄉，前往他國謀求生路（其中一條就是非法越境去美國）。

葉子上長黃斑的葉鏽病。來源：BBC。

危地馬拉的案例只是因氣候變化而導致移民的故事之一，據世界糧食計劃署的研究，由於旱澇、極端天氣對農作物的破壞而導致的糧食缺乏，在中美洲移民離開故土的原因中佔了將近一半，而到2050年，氣候變化可能因此使140萬中美洲人口向北遷徙（屆時，美國的邊境將承受更大壓力）。除了因糧食短缺外，海平面上升也是令人口背井離鄉的重要原因，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統計發現，

此外，氣候變化，還可能滋長國別之間的不平等與矛盾。

在目前全球對氣候變化的應對中，“碳排放稅”是最常見的方式之一。所謂“碳排放稅”，簡單地說即一國在達到了規定的碳排放限額後，額外的排放量需要繳納額外的稅。乍看之下這種方式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細究起來卻充滿漏洞，而其中最具爭議性的一點便是：誰來規定誰的碳排放限額？如何規定？

眾所周知，碳排放量與一國的能源使用量相關，而在現代社會，能源使用量又與一國的發展密切相關。某種意義上，正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所言，碳排放權即發展權，這點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尤其如此。由已經發展較為完備的發達經濟體來主導規定正在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權”，這一點無疑存在巨大的爭議，且暗含著巨大的不平等。

丁仲禮院士接受採訪的視頻截圖。來源：網絡。

四、氣候變化與金融穩定

在講述了大量氣候變化影響經濟活動的具體案例後，我們便可對其之於金融穩定的影響有一個更好的理解。

如下圖所示，氣候變化對金融風險的影響主要有兩個傳導渠道：

來源：Potent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SRI，下同。

下圖則更具體地展現了氣候變化之金融風險的作用機制：

首先，對於不同主體，直接影響有四種：

對企業而言，比如因運輸受阻而導致的油價上升，或導致其成本上升的同時收入下降；

對保險公司而言，其因自然災害導致的賠付款項可能提高，這或導致其被迫甩賣資產繼而遭遇償付危機；

對實體經濟而言，能源、礦物、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將推高通脹，並使資產負債表更加脆弱；

對政府而言，財政收入可能因自然災害而減少，而為了賑災，支出卻會提高。

由之可衍生出若干間接影響，比如，企業、保險公司的股票與債券價值下降；銀行貸款的違約可能性上升；國債的價值下降等等。

如果從傳導層級上看，則可以分為三層：

首先是一級影響，即前述氣候變化或自然災害給企業、家庭、政府、保險公司帶來的直接影響（成本上升、背井離鄉、基建癱瘓、賠款增加等）；

其次是二級影響，即對金融機構資產組合的影響，即前述的間接影響；

再次是三級影響，即金融機構之間的影響，比如銀行A持有一份鐵礦公司B的企業債券，但鐵礦公司B因受颶風影響損失慘重，其債券價值也相應下降，繼而影響到銀行A的資產負債表，而此時，銀行C又持有銀行A的一份同業負債，那麼此時銀行C的資產負債表也會因此受挫……

如果自然災害頻發導致上述事件日益增多，那麼單一金融風險發酵為系統性風險並非不可能，尤其是當資源富集且產區集中的國家連續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時。

除了物理風險外，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還伴隨著許多轉型風險。

比如，隨著各國對碳排放量的監管趨緊，一些傳統的重化工行業可能面臨衝擊。下圖表明，近年來，與氣候變化有關的訴訟案例在迅猛提高——而訴訟本身也是一種成本，既關乎金錢，也關乎時間：

來源：Julie Gorte, Ph.D.，How Climate Change Affects Financial Performance，PAX.

筆者認為，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為既有的估值和定價模型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在先前氣候異常導致的問題並沒有如此頻繁時，“自然環境”這個變量即便被忽視也不會造成很大影響，但隨著氣候異常導致的自然災害越來越常見，這一因素正變得越發重要，但看起來相關金融機構尚未對此作好充分準備。

那麼，面對可能將對金融體系帶來越來越大影響的氣候異常，央行又會如何應對？

五、氣候變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對大多數現代央行而言，其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便是——穩定通脹。

而影響通脹的因素，一般來源於兩個方面：需求端，與供給側。

由投資過熱引發的通脹乃是需求端衝擊的代表。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由需求端帶來的通脹往往比較容易處理，因為由其觸發的通脹往往使通脹、經濟增長與就業率向同一個方向拉動，因此不會給央行帶來過分麻煩的兩難困境。

但由供給側引發的通脹則不然。

在1970-80年代由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中，一方面，原油價格的飆升使總體物價也相應攀升，但另一方面，經濟增長與就業率卻並未與物價同步上行，歐美經濟體由是陷入了“滯脹”之困——高物價與高失業並存，這意味著加息治通脹可能進一步惡化失業，但如果降息緩失業又可能進一步惡化通脹。而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衝擊，卻通常屬於這一類的“供給側衝擊”。

不過，如果由氣候變化帶來的供給側衝擊只是暫時的，不危及央行的中期通脹目標，那麼央行可能會容忍暫時的通脹上行而作壁上觀——比如，2018年夏天的高溫使許多歐洲農民收成減少，但僅侷限於蔬菜方面，且持續時間有限。但如果這些影響更加頻繁，更加持久，且在經濟中更廣泛地傳播，那麼，這些可能對央行決策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首先，無論是美國第一季度長期偏低之謎（被認為與冬季的極端氣候有關），還是萊茵河水位下降導致的油價上行，或者因颶風引發的大宗商品價格攀升，

其次，如前文所述，氣候變化可能在未來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潮，移民潮意味著特定國家勞動力供給的變化——比如，類似研究表明，外來移民在抑制德國工資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而使德國很難達到其通脹目標。類似地，這種“氣候移民”，同樣會給目的地國家的通脹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

再次，氣候異常使各國政府都開始更加註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照此趨勢下去，能源供給的邊際成本可能較之當下大大降低，這對通脹預期可能產生深刻的影響。以2014年類似的情況作類比，當時，由於全球大宗商品的大幅下跌使歐元區總體通脹進入負值區間，而此次下跌的時間又如此之長，以至於整體通脹在2016年底之前一直接近於0%。長期的低通脹對公司、家庭、金融市場的通脹預期造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這往往又可能循環為“自我實現的預言”——預期未來通脹更低甚至滑入通縮，加之實體經濟的不景氣，從而推遲當期消費，而這進一步壓低了通脹。

結語

由全球變暖引發的氣候異常並不是一個遠在天邊的問題，而已經開始切實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惡劣的氣候會對農業生產造成相當大的破壞，而自然災害對交通、基建與工業產出的影響亦不可忽視，這首先會帶來通脹風險；

因極端天氣帶來的產業變遷，在未來或迫使地球上更多人離開家園，成為“氣候移民”，這些移民自然亦將對目的地國家的社會與勞動力市場造成影響；

在更多變的氣候背景下，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將增加，這將傳導至持有其股票或債券的金融機構，而如果災難頻發，金融體系也有可能面臨因此導致的系統性危機。

面對上述種種，央行的政策決議亦將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包括：影響決策判斷的噪音變多、“氣候移民”增加對勞動力市場工資的下行壓力，以及新能源革命導致的能源價格下跌引發的通脹預期之萎靡。

參考材料：

1.Low Rhine River water levels disrupt petroleum product shipments to parts of Europe，EIA, 2018.10.30.

2.Vanessa Dezem and Brian Parkin，Rhine Drought Threatens Oil Supply as Cold Snap Hits Germany，Bloomberg.

3.Livia Albeck-Ripka,Climate Change Brought a Lobster Boom. Now It Could Cause a Bust, New York Times，2018.06.21.

4.Lauren Markham，A Warming World Creates Desperate People，The New York Times，2018.01.29.

5.KIMBERLY AMADEO,Climate Change Facts and Effect on the Economy, the balance，2019.04.18.

6.Potent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SRI.

7.Julie Gorte, Ph.D.，How Climate Change Affects Financial Performance，PAX，2018.09.20.

8.Benoît Cœuré，Monetary policy and climate change，ECB，2018.11.08.

9.新華網：颶風頻發或是氣候變化惹的禍，2017.09.12.

10.中國煤炭資源網：熱帶氣旋登陸西澳大利亞 鐵礦石出口港停運，201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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