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宋江：一個最陰險的人
宋江究竟是革命派，還是投降派?這是重大的原則問題。
魯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發表的《流氓的變遷》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滸》中“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後，就深刻地對《水滸》作了如下的評論：
“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這段精闢的議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揭穿了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的宋江這類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滸》只反貪官，不反對皇帝，就連那個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頌為“至聖至明”的天子，說他“求賢”，“愛民”，“博施濟眾”，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幾個“奸臣”。一部《水滸》被冠之以“忠義”二字，忠於誰呢?
當然只能是忠於皇帝，忠於朝廷。宋江直到臨死前，還一再表白：
“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說宋江是投降派，“終於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們的心目中，宋江是農民起義的“非常傑出的領袖”，代表了整個農民階級的意志、願望，甚至連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農民起義的歷史侷限性。究竟是魯迅正確，還是這些人的觀點正確?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宋江這個人物“傑出”在什麼地方。
我們判斷一個人究竟代表哪個階級，並不僅僅看他的出身和職業，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為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實行的是一條什麼樣的政治路線。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對要去二龍山入夥的武松說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話：
“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這番話，是宋江的醜惡靈魂的自我暴露。他終生為之奮鬥的就是要“攛掇”農民起義軍投降，把他們引進地主階級的屠場;同時，他自己踏著農民起義軍的屍體爬上去，藉以升官發財，封妻廕子。他嘮嘮叨叨囑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篡奪了梁山起義軍的領導權，用他的投降主義的路線代替了晁蓋堅持農民起義的路線。他把晁蓋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一字之差，卻反映了農民和地主這兩個對立階級的不同的世界觀。“聚義”是要起義，要革命;而“忠義”則是要招安，要投降，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兩條路線的對立嗎?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號。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幫助宋王朝瓦解和鎮壓農民起義，以鞏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他口口聲聲說要“保國安民”：“保國”，指的是保衛地主階級的反動政權;“安民”，就是自己當奴才，還要別人也都跟著他去當奴才。
就在梁山“大聚義”那一天，宋江乘興寫了一首《滿江紅》，下令樂和單唱：
“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結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對聲。但這絲毫沒有能動搖宋江“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的反革命決心。他一投降，就馬上率領大軍打方臘，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他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意志和願望，難道還不夠清楚嗎?宋江是帝王將相和整個地主階級的鷹犬。對於這樣的鷹犬，《水滸》竭盡美化歌頌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義色色俱全。這種歌頌正好證明了它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
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曾經追根溯源，指出從孔墨儒俠到《水滸》，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之類，前後一脈相承。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也說過，《七俠五義》這類小說中的俠客“很象《水滸》中底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出於《水滸》”。事實上，宋江同黃三太、黃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貨，說得明白點，無非是皇帝或者所謂“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鏢。
我們再把宋江與高俅比較一下，更可以發現這兩個人有許多共同點。他們一樣的是“浮浪子弟”，一樣的想升官發財，又一樣的被髮配充軍，歸根到底，他們所屬的階級是一樣的。有沒有不一樣呢?有。高俅狗運亨通，因為踢得一腳好球，被“九大王”、即後來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發跡”得早，當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年命蹇滯”，成了“寇”。其實這兩個人，殊途而同歸，宋江是由官暫時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變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當了官。宋江在潯陽樓寫的所謂“反詩”，有人以為他真要造反，其實他不過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的情況下大發其牢騷罷了。“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這不正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陰謀家“懷才不遇”心理的絕妙的自我寫照嗎?在宋江看來，當窮途潦倒的時候，投機“造反”可以說是一條捷徑。“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魯迅說：“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宋江同高俅的鬥爭，並不屬於革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而只是地主階級反動派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但是，不管他們怎樣你爭我鬥，終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壞農民革命運動和鞏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來說，宋江的作用實際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騙性。
宋江不是號稱“及時雨”嗎?他究竟是哪個階級的“及時雨”呢?《水滸》稱頌宋徽宗的年代“國富民安，士農樂業”，實際上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的烈火遍地燃燒，北宋王朝的大廈搖搖欲傾。趙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書房的素白屏風上，書寫著“四大寇”的姓名，可見他為此而日夜懸心。結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這位趙官家，而且幫他鎮壓了另外三支農民起義軍，這對北宋王朝和趙佶不是一場道道地地的“及時雨”嗎?在歷史上，每當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無法維持的時候，反動階級總是特別需要宋江這類“及時雨”來澆滅農民起義的烈火。《水滸》這部書和宋江這個形象為地主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所特別讚賞，原因正在於此。
金聖嘆把《水滸傳》砍去了二十多回，強調對宋江這樣的“盜魁”，只能斬盡殺絕，決不容許招安。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門寫了一篇《談金聖嘆》的文章，批判金聖嘆：“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金聖嘆之“昏庸”，首先在於他不懂得起義的農民是斬不盡、殺不絕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別說一個“嵇叔夜”，一百個“嵇叔夜”也沒用。金聖嘆之“昏庸”還在於他沒有看懂施耐庵、羅貫中寫《水滸》的真正用意，他們正是站在金聖嘆同一階級立場上反對農民起義，才塑造和歌頌宋江這個投降派的形象。他們懂得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金聖嘆卻不懂得這個道理。他沒有看破宋江這號人根本不是“盜魁”，而是地主階級的忠實的代理人。魯迅還生動地把《水滸》被砍的本子比喻為“斷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臘，這是他的投降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把這一半砍去了，宋江這個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實了。金聖嘆這一砍，由於砍掉了宋江的許多罪惡行徑和醜惡表演，頗受許多為宋江唱讚歌的人們的歡迎。
“替天行道”的強盜同“不‘替天行道’的強盜”是有嚴格區別的。魯迅明確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後者才是反剝削、反壓迫、反奴役的起義農民。涇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實上，即使在梁山起義軍的內部，也是一分為二的。起義軍多半是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階級的破落戶子弟，反動軍隊的士兵和軍官。由於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義路線，在組織上招降納叛，拉進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級將領，使這支起義軍領導集團的階級成分起了變化。在一百零八將中間，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們不願意投降。吳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著晁蓋起來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義軍中鬥爭最勇敢、最堅決的一個。他一聽到樂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滿江紅》，就睜圓雙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一腳把桌子踢起，踮個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裡，宋江不反，他要反。
太尉陳宗善進山寨頒佈朝廷招安的詔書，李逵不僅一把奪過詔書，扯得粉碎，還劈胸揪住陳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說最後，李逵一聽說朝廷送來了藥酒，就大叫：“反了罷!”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這股“黑旋風”，一定要將他先搞死才肯閉上自己的雙眼，用心實在惡毒極了。宋江同李逵們之間的投降與反投降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這兩大階級、投降主義路線同堅持起義的路線這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
為宋江辯護的人，還抬出了一個“義”字來當擋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義重如山，親如兄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還分什麼階級，什麼路線，什麼投降派和革命派?魯迅對於《水滸》中流傳的這句口號，用一句話就戳穿了它的虛偽性：“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事實正是如此。別說在四海之內，就是在梁山泊之內，也決不是什麼兄弟關係，而是階級關係。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大階級的對立鬥爭，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義軍的內部來。宋江張口一個“忠”，閉口一個“義”，他對上是忠得很，對下又何嘗把所有的人都當兄弟看待!
第八十三回“陳橋驛滴淚斬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義”的虛偽性。當招安的醜劇剛剛收場，起義軍中一個軍校激於義憤，殺了一個辱罵起義軍的廂官。這下可嚇壞了宋江，他馬上要砍下軍校的頭，到朝廷請罪。可是還得照顧一下“義氣”，於是宋江使出他慣用的貓哭老鼠的本領，“哭”了起來，叫那軍校“痛飲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後再割下頭來號令示眾。
頭也砍了，“義”也盡了。對“義”的內容要作階級分析。晁蓋“聚義”，是要團結起來造地主階級反動統治的反;而宋江講“義”，是要用“義”來掩蓋階級的對立，調和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讓被壓迫階級俯首帖耳地給反動統治階級當奴隸，還有比宋江這種“義”更符合反動統治階級的需要嗎?李逵的悲劇正在於他吃了這種“義氣”的虧，被這個“義氣”矇住了眼睛，只認“哥哥”，不認路線，識不破宋江的反動真面目，最後終於成了宋江投降主義路線的犧牲品，這是多麼慘痛的教訓啊!
魯迅作為一個戰鬥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宋江這類以革命者的姿態幹反革命勾當的投降派是深惡痛絕的。特別是當他經歷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堅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臉。
“大軍一到，便受招安”，馬上為虎作倀，幫著反動派屠殺革命人民的是一種;始終披著革命者的外衣，而對真正的革命者卻大布圍剿陣的又是一種。魯迅寫《流氓的變遷》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警惕宋江一類投降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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