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萧红》里的萧红和萧军，远非我想象中的样子，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这种演绎与诠释。
所以我对剧作家黄伟英的这段批评，颇不以为然：
“爱情并非萧红的全部，充其量只是她生命的一小部分……创作者太急功近利了。创作者应该研究萧红面对生活、面对人生、面对艺术的心灵史，而不是关注她的情史。”
黄先生大概认为萧红首先是作家，才是女人，而我认为她首先是一个女人，才是作家。
黄先生应该属意义派，而我更赞同《黄金时代》编剧李樯对萧红的看法。
“萧红的一生充满了选择，充满了被裹挟，充满了抵抗，也充满了她自己的一种飞蛾扑火的东西。她身上折射了我们所面临的人性的、情感的、社会的、时代的种种选择，就像选择题一样。不只是在民国那样，在现在依旧如此。”
人生不过是一道道选择题，每一个人都是被裹挟，“真相是一个乌托邦”（李樯），意义不过是被动、主动混杂的东西，它有太多被赋予，反倒是人性的、情感的东西，才更可靠些。
萧红恰恰是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她遵从心灵、情感的轨道行进。萧红恰恰说过：“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爱，和活着本身，对她同样重要。
萧红的爱，既是人性的，情感的，个人的，也是时代的，社会的，她的爱同样是一道道选择题，充满了被裹挟与抵抗。
她一生都在爱的旋涡里挣扎，她的爱情与她的另一大爱——文学，始终相纠缠，共浮沉，并不像黄先生说的那样，只占据一小部分，所以，萧红的情史，即是萧红，它远非八卦那么简单，说它，更谈不上不尊重。
萧红一般最为人关注的，正是她的情史，我们的八卦之魂从来嚣张无比，这不可否认，但是同样文艺、唯美、诗意的《黄金时代》，虽然立意很高，却也无法不将它列为重章之一。
萧红的情史，这是避不开的。
《黄金时代》多视角的展现，自是为了避开无法量化的，坦诚与粉饰的陷阱，但是这又怎样呢？
历史早已消亡，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总会是我们喜欢看到，愿意看到，希望看到的历史，讲述者无非是自己的角度，历史本身无非是一种诠释，再怎样也具有私人化、个性化的特征，真相与立体感通常只能还是一种奢望。
所以，谈什么全部心灵史呢？情史为什么不可以谈？电影《萧红》能够通过萧红情史，展现萧红的一生，达到这种思考、诠释力度，已经足够真诚，足可称为艺术典范。
说到历史的荒唐，《南方人物周刊》上有一个显例。
呼兰的“萧红纪念陈列室”外，记者曾问一个常年在对面卖手擀面的摊主：“你知道萧红吗？”
摊主：“小时候听说过一点，革命烈士。”
记者：“她都做过什么呢？”
摊主：“在山上闹革命，可辛苦了。”
萧红在自己故乡，自己纪念馆对面，都上了山，历史很多时候远不止这点荒唐，这类“摊主”实际充斥了古今中外整个人类史，一点都不可笑。
《萧红》至少已经远离了一般三角恋爱的荒唐，它一点都不低俗。心灵史容易吗？苛求了啊。
电影《萧红》的故事这样开场：
最爱萧红的祖父死了，萧红在父母的逼婚下逃离，一头扎进了漫天飞雪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夜的笼罩，有光的吸引，有晶莹的覆盖，有丑陋的潜藏，有自由，有裹挟，有热血，有冷却，有忍耐，有抵抗……
这里面总之什么都有，最终正是飞蛾扑火。
萧红是最喜欢描述冬天的，她在《呼兰河传》开头写下的一句话特别醒目：“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黄金时代，萧红其实是没有的，她自称的黄金时代，存于她写给萧军的信中。那是她逃离萧军，在日本的一段自述。
“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啊！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萧红的一生几乎都伴随着严冬，她这场出走，正是走向大地裂口的开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几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毫无方向，随时随地。
爱，是她一生最大的裂口，几万丈长。
萧红逃到北平上学，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饿着肚子，房租交不上，这时候汪恩甲放弃工作，追了过来。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为生活所迫的萧红，终于把爱卖给了赤裸裸的现实，而她最终也终于被现实卖掉。
汪少爷与家庭反目，钱不久花完，他带着萧红回到故乡，住进了东兴顺旅馆。日子越发窘迫，萧红还怀了孕，当汪少爷最终打算回家讲和时，萧红说了一句：或许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们会接受的。
这时候的萧红，显然早已妥协，打算回归封建家庭，然而，汪恩甲一去不返。
汪恩甲无疑深爱过萧红，甚至还曾有过奋不顾身，但他在现实面前，却到底选择了抛弃。不管是爱人还是孩子。
骨感的现实总会让爱情不堪一击，这是现实世界里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所谓爱情，不过是考验未到罢了。
人间只有婚姻，没有爱情，我们所嫁娶的，通常只是某个男人、某个女人，而非爱情，爱情的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婚姻能够检验，人性不可考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风调雨顺，那是我们的幸运。
被丢在旅馆的萧红成了人质，老板一度曾打算将她卖到妓院抵债，但是一场洪水拯救了萧红。
今日的东兴顺旅馆外，据说是一长溜算命先生，当年的东兴顺旅馆外，则是一片大水。老板逃走了，善良的店员把萧红载上了救生船。
然而半路上，萧红却坚决要回去，她要等萧军。
萧红在被押期间曾求助于报社，报社安排了萧军跑腿，两个人一见钟情。
萧红在争执中看到了涉水而来的萧军，她不顾身孕，挣扎下水，走向萧军。两个人相遇，萧军抱起萧红，从汪洋中走向了一段异常复杂的刻骨铭心。
汪家如果能够接受逃婚使他们蒙羞的萧红，萧红大约会是另一种人生。后面同样给萧红带来严重伤害的萧军，却既是萧红的拯救者，又是她走向文坛的引路人，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人生的对错，从来也复杂异常。
萧红与萧军最开始，过的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生活，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萧红绝不在乎。
他们的生活是在萧军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后改变的，那一刻，萧军、萧红载歌载舞。
而他们的感情，也在这时悄悄发生了变化，萧军与雇主冯家姐姐的暧昧，氤氲期间，萧红严重受伤，却故作不知。
白朗在《遥祭》中，曾经说，他特别敬爱萧红的温柔、爽朗，和那颗忠于事业忠于爱情的心，但却不喜欢她太能忍受的“美德”。然而，又有多少女人在爱情与家庭面前，能够斩钉截铁，做一个巨无霸呢？
大多数分手，总要在忍无可忍，彻底伤透之后。
萧军和萧红，在文学声名逐渐建立，又遭遇危险的时候，终于到上海来了。
来到上海的萧军和萧红非常兴奋，萧军说，这就是上海，鲁迅的上海，茅盾的上海，徐志摩的上海，而萧红则说，这也是悄吟与三郎的上海（他们的笔名之一）。
同样的一个上海，因为男人、女人而不同，因为萧军、萧红而不同，他们的悲剧也由此而绵延，终至于断裂到无法挽回。
萧军与萧红在上海因为鲁迅先生的帮助，事业、声名越发建立，那时候的他们，在文艺沙龙里像一对金童玉女。
然而，萧军并没有像诗歌朗诵里说的那样：“不要放纵你的爱情。”冯家姐姐追来了，萧军继续着他的暧昧。
我从来没打算离开你，但我管不住自己，这是萧军对萧红说的话，萧红那段时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挣扎。
萧红在上海期间，的确会经常去见鲁迅，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曾如此说道：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陪她在客厅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顾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想必她应该有些许不满。
《黄金时代》的萧军扮演者冯绍峰说，萧军属于一个一路看风景看过来的那种人，鲁迅先生对萧红说：“你和他就像两个刺猬。”
可以同时忠诚地爱着好几个人，对哪一个都不忍分离，不忍伤害，其结果却总是伤害，总不免分离，萧军属这种花心、博爱类型。
刺猬是永远无法拥抱的，所以萧红有一天终于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这对无法舍弃的她来说，是逃离，是疗伤，是寻找，是自救，或许也是一种要挟。
萧红在日本曾经跟女友这样评价萧军，这可以作为萧军，或者某种类型男人的特写：
“萧军永远不会说别生气了，他总是说不许生气。”
“萧军永远不会说对不起，我错了，他总会说，你要尽快忘记别人的不好。”
“萧军永远不会说，别离开我，他总会说，没有萧军你会难过的。”
“他就像一场大雨，很快就可以淋湿你，但是云彩飘走了，他淋湿的是别人。”
“我就像他划过的一根火柴，转眼就成为灰烬，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划另一根火柴。”
萧红是在鲁迅先生去世后赶回来的，鲁迅先生家里只剩下一把符号一般的椅子。
唯美的椅子空荡荡的，萧红的心也空荡荡的，她走在大街上想，我现在的状况一定让先生失望了。
日本之行并没有拯救萧红，她依旧绝望而不舍地跟萧军住在一起，而萧军的态度是：“你回来也可以，离开也可以，我是永远向你妥协的。”
萧军永远不会说软话，萧军是无所谓的，但萧红有所谓。这时给她最痛一击的，还是萧军与萧红闺蜜的一场出轨。
那个人为什么会是你？我最好最信任的朋友，跟我的丈夫！
痛苦、绝望中，萧红只有做梦，她说她要办一个文艺咖啡店，给文人们提供最好最浪漫的服务。那一刻，她假装活在罂粟花中。
然而一时之醉拯救不了萧红，她在端木蕻良的追求下，正逐渐转向新的情感。
日军逼近，迁移山西的萧红，依旧跟萧军生活在一起，还再次怀孕，这期间，丁玲曾如此描述她：
“她的说话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么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电影《萧红》是有真实依据的，这是萧红迷人的基础，挣扎的基础，也是她一再受伤的基础。
如果没有端木的介入，萧红在萧军那里还会耽搁多久？这谁也无法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萧军并无法做到无所谓。他在萧红上了火车的时候追来，依旧试着挽留。他实际在萧红闺蜜怀孕时，也坚持选择萧红。
这样的男人，生活里多得是。
火车开走了，萧军站着不动，晚年时，萧军对萧红的侄子张抗说，我对不起你姑姑，我做过伤害她的事。
萧红是一个任何男人都无法忘记的女人，她会让所有熟悉她的男人不断翻出她，检验自己。
萧军是在萧红大肚子的时候爱上的她，端木也是。这在那个年代可说是一种奇迹。
端木其实不是萧红的第三个男人，至少萧军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表哥，但端木肯定是萧红最关键的第三个男人，最著名的三个男人，和唯一给了她婚礼的男人。
萧红说，和端木结婚，是我第一次做新娘。
婚礼上，萧红又说，她没有更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爱护、体贴。
她甚至觉得她现在这种状态，还要什么名分，端木是做了牺牲的。
萧红的婚姻一直不幸，她有时候甚至也很卑微，她的要求一直不高的，但这一点似乎也无人能够达到。
萧红曾经认为，她的一切不幸，都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这话自有道理，但也没道理。男人女人，其实哪一方没有自己的不易，自己的困境？
所以这一切，倒毋宁说是因为她太纯洁，太向往自由，透视力太强。以及碾压是世界的现实，而表面温和，内心不屈，是她萧红的现实。
她的悲剧与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那既是时代造成，也是个人运命，她的种种际遇，就因此被放大到了超越一般现实情境的程度。
萧红跟张爱玲一样，都是个人主义、内心自由的成功者，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她们穿越时空的魅力来自于此，她们的悲剧也来自于此。
端木作为第三类型的男人，用萧红的一句话可以概况：
我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不是一个能够担当的人。
萧红与萧军结合时，不是吃不上面包，而是面包要吞了我的感觉。这种极端贫穷，使她无力抚养孩子，只好将她送人。
萧红与端木结合后，武汉沦陷，端木一个人跑去了重庆。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在去重庆的路上生产，孩子夭折。
没有谁会一直嫁给爱情，人间的情劫，大约都是早晚要嫁给婚姻。
不只是婚姻，人生中一个问题的结束，总会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能够给萧红婚姻的端木，却是困难的逃跑者，他让萧红一个人承担了生活的艰难。
爱而不能承担，爱便无从谈起，这一次，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萧红、端木1940年1月来到的香港，萧红很受欢迎，但是好景不长。
不久后，随着日军的逼近，萧红病了，端木再次离开。
他以去打前站的名义，把萧红托付给了骆宾基，而这一切，萧红竟要从骆宾基口中得知。
骆宾基是萧红的崇拜者、爱慕者，萧红最后阶段的大部分时光是他陪伴的，他一度曾说，萧红打算病好后嫁给他，但他后面又否认了这种说法。
所以他到底算不算萧红第四个爱上的男人，恐怕很难确切。或许那时的萧红已根本无力、无心去爱一个男人，更何况电影中萧红所说的话，也是现实。
开什么玩笑，你比我小六岁。
但，他是她最后的依靠，却是一定的。
电影里，骆宾基曾沉醉而崇拜地谈起萧红的作品——王婆去卖马那一段，每次看到都会落泪——病中的萧红，却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里，跟骆宾基谈起自己过去的种种的。
这场回忆，是萧红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萧红跟骆宾基的对话，一直处于一种温婉、伤感的文艺气息中，但她跟端木却不同。
端木在萧红病重之际回来了，值得庆幸的是，他再也没有离开。
端木与骆宾基在日军进攻香港的枪炮声中，将萧红送进医院，医院最终也逃离得没了人，萧红有一天终于发了火。
当骆宾基坚决不肯丢下萧红，一个人背也要将她背到医院去的时候，萧红曾问，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骆宾基回答，有可能我也爱上了一位女作家。
而当萧红问恰好赶回的端木，你走这几天，去哪了时，端木则吞吞吐吐地回答，我到外面想办法，弄钱、找船票、买药，各种事情，再说了，这里不是有小骆吗？
一个男人在香港即将沦陷、妻子卧床期间，却将责任交给一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而且还心安理得，这是多么可笑可悲的事情。
这样的事，花心的萧军是决不会做的，没有担当的男人，某种时候或许比这类花心男人更要不得，是的，萧红正如端木所说，是在记仇。
我以为你又走了，就跟重庆那次一样。
所以最后的萧红，就有了异常表现。
她以为去给她买火柴的骆宾基也走了：别骗我，他一定是走了。
她吊着一支烟朝端木喊：他走了，你也快走了……整个香港都空了，抽烟算个啥？
她推端木：走、走、走，全走！她还甩开了端木递来的水杯，让它碎在地上。
那一刻，萧红哭了。她的一生遭遇了太多背叛，太多无助，她一直是一个人在挣扎。
整个香港都空了！萧红最后的生命里，混杂了一辈子的恐惧、冤屈与不甘，她生命中的四个男人，无疑就是她的生死场。
31岁的萧红，就这样去了，她最后托付端木寻找她的女儿，要他把《呼兰河传》的版税交给骆宾基，把自己一部分骨灰，撒到鲁迅先生墓前。
端木哭了：我不会让你困在这里，我会救你出去的。
萧红说，你救不出我的……我想回家……
那种孤独感侵心蚀骨，难描难画。
萧红墓前，端木感叹：落花无语对萧红。为什么所有走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哪怕她贫病交加，身怀六甲，生命垂危……
骆宾基回答：
她是一种很强大的真实，她裸露着，不是身体，而是灵魂。
她用她的全力去爱，她的爱让她爱的男人，变得强大起来，骄傲起来，随心所欲起来，然后，她第一个被伤害。
她的强大让男人下手很重，其实，她是很疼的。所以，她不停地写作，寂寞和抚慰都来自写作。
在梦中长大的孩子，都是极端孤单的，她在写作中，寻找她的故乡、亲人，寻找穷人、妇女，和儿童。
她在书写中静静地呼吸，燃烧起来，记忆之火如此温暖。
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在这充满暴力的，奴役与欺侮的社会中，从异乡到异乡，从异乡到异乡……
一直对萧红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骆宾基，这么说，也是最懂萧红的男人。这种忠诚、担当、懂得、心意相通，无疑是爱情的最高理想。
于是，败给金钱现实的汪少爷，一路风景很花心的萧军，缺乏承担的端木，理想的骆宾基，就组成了最常见的四种男人类型。
每一个女人的生命中，其实基本都是这四种男人，甚至是，每一个男女的生命里，其实基本都是这四种男女，大家的区别只在程度不同而已。
爱是需要用婚姻来检验的，然而它往往经不起检验，那么理想的骆宾基是不是存在呢？他肯定存在，只不过是凤毛麟角。
人一辈子遇到一个可心的人很难，萧红所证实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原理：谁先爱上谁，谁爱谁最深，谁投入最深，谁就被人掌握。
萧红一生都在全力去爱，一生都在竭力摆脱这种困境，所以就一生都陷入这种悖论。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也正是爱情的悖论，人性的悖论，人类从来是一种病，而萧红则是X光。
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一生也是生活的越狱逃亡者，时代风暴、心灵风暴旋涡中的牺牲者、飘扬者，只是我们也不必因她的遭遇而失望。
时代不同，遭遇不同，寻常居多，更何况我们有了更多人生选择。
人性不必苛求，婚姻自须经营，什么样的男女，都早已不再是我们的生死场。
当年，戴望舒曾经用一首《萧红墓前口占》，来悼念这位伟大的才女：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而我，更愿意用萧红自己的一句话来遥祭她：“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萧红的时空，已覆盖了现在、过去、将来，认识萧红，远不是为了一种历史的回忆，而是为一种触摸、关联与映照，所以电影《萧红》，很值得一看。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閱讀更多 九鴉人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