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贺晨
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是一个伟大的学科，因为它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次贷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世界各国又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重大抉择：是继续货币放水刺激，还是重启改革创新？
经济学主要是回答“经济为何会增长？”、“经济为何会波动？”，形成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潜在增速决定了经济运行的均衡趋势，经济周期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波动态势。面对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政府面临两大选择：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其中，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长期增长，通过各项制度变革提高潜在产出能力。而宏观调控着眼于短期稳定，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使实际产出趋近潜在产出。
很少有国家能够抵住超发货币的诱惑，但也正因如此，严格自律、保持清醒的央行才更加值得尊重与学习。
吸收了二战的教训，德国强调保持央行独立性，严格自律不超发货币。欧央行成立前，德国立法保障其央行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国联邦银行在行使本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职责时，有权保持独立。同时，相关的制度安排，如中央银行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成员的任命程序和年限，以及经费的独立也保障了德国央行独立性和权威性。此外，德国央行严控通胀，自我约束力强，物价及房价长期稳定。欧央行成立后，其总部设在法兰克福，通胀目标设定为“略低于2%”，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德国央行严控通胀的货币政策传统。1950-2018年，德国CPI年均增速仅2.6%，即使是在全球陷入滞胀的70年代，德国的年均CPI增速也仅有5%，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通胀控制能力突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温和的通胀水平背景下，德国房价基本保持长期稳定，1975-2018年，德国名义房价指数仅上涨1.5倍、年均增速只有1.0%，同期，英国、美国分别上涨22.2和8.1倍，年均增速分别高达7.5%和5.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强调政策的连续性与金融的稳定性，严格金融监管。金融管理局集央行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于一身，在新加坡享有极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度的自律性使其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并通过高储蓄政策和强制储蓄型中央公积金制度提高储蓄率来治理通货膨胀，新加坡通胀率成功自20世纪70年代最高点22%下降至80年代年均2.9%水平，并持续保持基本稳定。
美联储在保罗·沃尔克的带领下向通胀发起了史诗般的战役，重建了政府的信用，恢复了经济的活力，与里根经济学一同成就了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沃尔克坚定实行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紧货币政策，意图恢复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在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调控下，1979-1981年联邦基金利率一路快速飙升至历史新高22％，这期间美国投资下滑，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但最终通胀回落，经济逐步复苏。毫无疑问，这需要强大的意志，以及坚定的信仰：稳定的价格、健全的金融、纪律严明和高效运作的政府。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经常难以抵制货币超发、财政透支、福利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诱惑，这些行为只能饮鸩止渴。这正是大家尊重和学习保罗·沃尔克的原因，其在治理滞胀时期展现的定力、针对货币政策提出的“三个真理”，是他在公共服务生涯中正直与忠诚、坚守与独立的体现。
本书对当前中国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过去十年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货币超发，2009年四万亿、2014-2015年放水，刺激多、改革少，旧增长模式拒绝退出，隐性担保泛滥导致资金错配。2008-2018年，M2广义货币从40万亿上涨至183万亿，只有一二线城市房价、优质股票以及医疗教育等服务类商品跑赢印钞机。中国过往和国际经验表明，超发货币的政策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意义不大，反而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型。过量资金最终产生“钝化”效应，流入资本市场，资金脱实向虚，损害实体经济，拉大收入差距。幸运的是，2016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影子银行监管趋严，金融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
只有通过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放开行业管制、降低税负、国企改革、鼓励创新等推动政令畅通的新一轮供给侧改革，才有望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在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上，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史诗般展开，经历过改革转型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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