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也是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点年。日前，陕西正式出台《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十条措施》，要求拿出务实办法，促进各级干部把功夫下在出实招求实效上。
目前，“脱虚向实”的路径确立，但落到基层的具体事务上，如何破、如何立？如何将“力戒形式主义”和“大胆创新举措”正确结合？以何来保障落实、以何来促进改善？
陕西蓝田县“马上就办办公室”，是绕不开的议题。
过气网红“马上就办”办公室，还在！
位于西安东南部的蓝田县，因着“猿人”、“蓝田玉”、“白鹿原”的IP而闻名于外，但经济排名却每每靠后，是西安比较闹心的“困难户”。抓住机遇，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各部门行政效能，快速发展冲刺，是蓝田县尤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2017年，是西安全市行政效能集中提升的一年，在“店小二”精神的号召下，1月11日，蓝田县政府率先在陕西省成立了首家“马上就办”办公室（据说是“连夜挂牌”）。因为奇特的名字、可行性的质疑，让这个办公室一诞生就变刷屏全国的“网红”，就实操性如何、是否马上办好、是否重复设立机构等问题，舆论褒贬不一。
两年过去了，再次走访蓝田县，问起“马上就办办公室”，一些当地群众直接摇头说“压根没听过”；另一些讪讪地笑着，“还在呢！你可以去办个事看看”；也有一位群众告诉坊叔，“马上就办”还是办了一些事情的，给予了一定好评。
走进蓝田县政府大院，离大门10米开外最显眼的一个房间，便是“马上就办”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摆放了两套办公桌椅，一面墙上张贴着《马上就办工作实施细则》，办公室墙外还张贴着有关农民工欠薪处理的导航指示。
已是中午11点45分，办公室无办事群众“光顾”，只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翻看着文件和电脑，看到坊叔一行进来，她警惕地指着坊叔的手机说，“最好别录音，如果是记者要采访，先请联系宣传部。”
这样的敏感，事出有因。两年多来，“马上就办”办公室虽已在媒体上“过气”，很少再引发舆论，但一直未能摆脱称其为“形式主义”的指责。
可以感觉到，在与坊叔的采访交流中，蓝田县的工作人员依旧“小心翼翼”，坦言，办公室虽然为群众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关“形式主义”的质疑还在。“尤其是现都在力戒形式主义，‘马办’一不小心就成为典型，很容易引发外界批评。”一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办公室主任袁佳告诉坊叔，刚刚成立时，马上就办办公室一天就能接待800多名群众来办事。“最多一天接待了800人。平时人数也大约在二三百人左右。一早上光顾着说话，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袁佳说。她介绍，成立仅前3个月，“马办”便受理了280多件各项事件，办结了200多件，回访满意率80%以上。
同时，她也承认，目前马上就办已经变得“冷清起来”，与群众期待的“马上办好”相比，实际作用确实有限。“‘马上就办’指的是群众来了马上接待，马上进行反馈、协调解决，让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解决得更快。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办好。”在她看来，办公室更像是粘合各机构的“润滑剂”，协调、导办功能才是重点。“比如，交办事项通知单上会写上此事具体负责人的名字、职务、电话，确保群众能找到人。”
据了解，这两年多来，马上就办办公室共接待群众26478批35556人，其中集访1987批12018人。“根据近期电话回访情况，回访满意（含基本满意）366件，无法接通37件，不满意22件，占比12%，满意率达88%，受到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高度评价。”袁佳说。
但刚刚走出政府大院，一位相熟的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就给坊叔发来短信，“其实，‘马办’已经名存实亡，就不用采访。”
16年办不了——王安民的苦恼 ，“马办”真实的无力感
在随后的采访中，恰好遇到了一个典型案例。
69岁的王安民听说县里有个“马上就办办公室”，便从40里路开外的家里骑车子来到县政府门口打问，他期待自己16年都未被县国土部门办妥的庄基地问题能在这个办公室得到解决。
而据王安民介绍，他这个麻烦的“微妙”之处便在于，原本负责审批的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他家一个“结怨”的亲戚，从中作梗，不给办理审批，一个简单的小问题拖成了老大难。
“为这事我跑了也有上百次了，你去县上国土部门问问，他们都知道我的事，但是都解决不了。”王安民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所以我就来这里碰碰运气，试试看。”停好车子进了门，王安民开始跟马上就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起自己的经历。
十几分钟的交流后，工作人员弄清了缘由，告知他办事流程，指明了具体对接的仍是国土部门后，王安民有些沮丧，“这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再次被抛回“卡壳点”。
下午两点，208坊陪着王安民再次来到他已经“跑断腿”的国土部门，相关人员告诉他，需要按流程报送至此，也就是说，要解决他的问题，还需要从村上填写一份资料，逐级上递。
问题无疑再次“归零”，王安民也只好带着这份“建议”，再骑几个小时山路回去，重新开始走上审批之路。
虽然“马上就办办公室”已经履行了“接待”职责，根据规章也做出了意见提供，但具体执行的国土部门将一切“打回原形”。遗憾的是，截止发稿，王安民的事情仍然在“等待回复”。
“一些群众觉得马上办不好就不走了，但很多问题也需要有正规的程序，牵涉部门很多，即使我们催办，也需要一定时间去解决。”工作人员解释说。
而就此事，王安民坦诚地说，他只是对“马上就办”办公室抱了一点希望，并无苛求。“人家确实也给你指导过了，是国土部门那个亲戚在作弄我，他们协调不上，我也能理解，还是要谢谢。”
其实，“马办”的尴尬也正在于此：只能“外围协调”，它更像是“导医台”“信访办”，只是政府各办事机构的“润滑剂”。
当然，不可否认，一度时期来，机关部门的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屡受诟病，不仅影响着民众对党政机关的印象，也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难以落地生根。蓝田县是看到了此类问题的，想要大胆创举，用“马上就办办公室”切来一个口子，掀起一阵“效能革命”。在陕西根基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还不太高时，“马办”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群众监督、为群众解决问题，倒逼自身不断提高工作效能，意义非常。
路径虽设，但抵达困难。“马上就办”离“马上办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随着机构改革逐步推进，基层政务服务体系日益完善，“马办”作为一个效能先行者、过渡者，它的使命恐怕也即将完成。
期待“实体”部门“脱虚”，可以“马上就办”
蓝田县“马上就办办公室”并不是个案，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推进，多个省市为“脱虚向实”，做了类似的尝试。
河南省驻马店市也在2018年底设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并高调入驻抖音。山东济宁一些区县部门更是早在2011年就设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无一例外的是，这个机构都受到了外界质疑，甚至非议，“形象工程”的指责也从未间断。
对此，陕西省社科院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兴全表示，“马办实际上只具备‘协调议事’功能，只是一个设立的润滑机构，有时连‘议事’的功能都不具备。具体的事情还是要靠实体部门来执行。”他认为，设立马上就办办公室其实并未找准机关效率低下的病根。提高工作效能，重点还应从日常工作点滴入手，要让实体部门狠抓落实，立即动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设立“外围机构”。
“有时外围机构设立的越多，越不能直达实体事件，不仅事情没有解决，一切回归原点，而且加大了程序成本，造成效率浪费。反而离初心越来越远，可能最后会沦为形式。”郭兴全说。
如今，面对“名存实亡”的质疑，袁佳也表示，正在研究改革，有一部分职能已经合并到政务中心，“就县上来说，督查室已经没了。关于‘马办’，我也不知以后会如何。”她说。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办”面临的非议与尴尬，也正是很多基层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你想创新，恐怕要被非议。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了却可能断送前程。但如果你按部就班，又难免属于不作为。而且基层的事情又多又杂，能力却有限。”一位基层工作人员对坊叔掏出苦水。
据了解，马办曾经也为群众协调解决过婚姻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自成立以来，共收到群众感谢信86件，企业、群众赠送表扬锦旗16面。但遇到如王安民此类案例，还是能力莫及，协调有限。
在坊叔看来，“马上就办”是责任心的表现，是执行力的要求，更应该落实到“马上就办”工作作风上，把“马上就办”作为一种工作理念来践行，作为一个服务标准来提升，让“马上就办”成为一方领导干部自觉践行的行动作风共识，成为一个地方为民服务的“品牌”，而不仅限于某个机构之中。
在整个采访中，可以充分感受到的是，“马办”工作人员对每一个文件性工作的一丝不苟，深夜还在沟通。这也是近年来坊叔走访多个基层部门看到的“公务员”工作日常。可以说，“马办”现有的人员还是“想干事”的。但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谨小慎微，毕竟“话题部门”不知会在哪个节点引来无法解释的“偏差”。而具体到王安民的个案，几乎囊括了“马办”的态度、程序、问题、尴尬等所有结节的缩影，它既有看得见听得到的“沟通”，却又有看不到的“具体利益博弈”和“不敢担责”、“害怕得罪其他部门”的担忧。用王安民恳切理解他们的话来说，“毕竟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我个人的麻缠事儿，得罪那么多人，到头来领导却不认功咋办？给领导惹下仇对子（仇人）咋办？”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力戒形式主义，让基层干实事，放开手脚去创新，并不是用“下发文件”能提供足够保障的，如果找不到其中的“平衡点”，或许会让“力戒形式主义”沦为“形式主义”。
“马办”何去何从，至文章发出蓝田县无解，坊叔也无解，只是希望不管它将默默退出或重新改版，都不会是简单地以某个“政绩标签”因当地领导的升迁、调任而“网红”或“过气”。同时，也仅仅是将看到的写出来，听听坊友的意见。（208坊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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