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但是我国也有一位被誉为中国爱因斯坦的人———束星北。他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中国雷达之父”。近代史上中国物理第一人，他的学生中有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而他的晚年却在青岛扫厕所，一个人扫几十个厕所，一扫就是十几年……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只因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以及过于正直的性格等因素，让这位天才壮志难酬，含恨而终。下面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束老沧桑的一生吧。
1913 -1914年，束星北先生入故乡头桥安帖念四圩私塾读书，受其伯父同科秀才魏楚翘启蒙。
1916年，入江都县大桥镇小学读书。
1919-1921年9月，入泰州明德中学。
1924年7月，转入镇江润州中学高中部就读。9月，求学于杭州之江大学。
1925年9月，求学于济南齐鲁大学
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
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7月，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
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 r）。
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
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Struik），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 “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柬星北先生。”
那时，他不知道束星北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束星北早在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时，就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前沿。1931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却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束星北在这里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在双修寺实验室里。每一两个星期，束星北专程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束星北经常是一对一地讨论，老师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他终身受益。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当过李政道的老师，算不上天才。但下面这件事，足以证明束星北才智超卓。
1979年年底，我国首次试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现代一流的计算机和有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中科院的钱学森拍板，并由国家拨款100万元，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专家负责计算。 有人推荐束星北，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他任职的海洋研究所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当年，他72岁。一时间，这件事在国内高度保密的军工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唯一的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做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在束星北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有极多的领先于时代的思想或念头，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还未有人发现，到1948年才被发现。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科研受阻，爱因斯坦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后束星北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日全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该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有关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玻尔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他寸步不离。 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人向他请教到国外深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1931年他从国外归来，最初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初的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束星北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正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 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震天的杀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设“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给他做助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磺三木炭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
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
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他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竟打开了枪刺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儿，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 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后来事情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
此前，1950年，束星北就曾在浙江大学的“三反”运动中为友人受累。 有一天，他听说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苏步青教授，受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便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伸手便将管事的那个人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打得那人鼻孔蹿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科院、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陈毅，专为处理束星北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他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在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愿意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在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地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 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我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课程。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活动中，《光明日报》发表了束星北的回忆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
“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
1983年10月，束星北病危，他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七十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 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到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健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束星北的挚友苏步青为束星北写了一首挽诗：“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2003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铜像和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王淦昌说：“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
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专程到父亲的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对王淦昌感叹说父亲要是在做人方面，能有淦昌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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