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以企業家精神為主線，開啟一場跨越200多年的經濟思想及方法論的大巡禮。
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第一章“論分工”中，亞當·斯密如此“慷慨”地寫道：“其中技術變遷以分工加速知識積累的形成，成為報酬遞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斯密剛打開經濟學大門之時，就已窺得經濟增長的門徑，不過，他很快又退縮回去，在“自然秩序”的範疇之內，形成自洽的門格爾認為的“膚淺”的邏輯。因為斯密很快發現，倘若任由知識積累推動規模遞增，市場集中、壟斷也就不可避免，如此背離了自由競爭這一大的學術前提。
作為一位治學嚴謹的貴族學者，斯密絕對無法容忍學術上的邏輯衝突。但這一謹慎的且合乎時代的論述，等於關上了人類洞悉經濟奧秘的大門，以至於經濟學家長期無法在古典主義範式中發現經濟增長的本質以及人的價值，更不要說企業家才能。
200多年來，經濟學家試圖從《國富論》中挖掘出一套自圓其說的學術範式。最終他們發現了“看不見的手”，而這句話在整本書中只出現過一次。在“看不見的手”的邏輯體系下，自利之心作為驅動力，生產要素進入一種自我調節配置的高效狀態。如此，一個完整的自洽的古典主義學術範式就形成了。
但“看不見的手”到底是什麼呢？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艾瑪·喬治娜·羅斯柴爾德曾提出顛覆性的觀點，說“看不見的手”不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重要概念，而是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
早在《國富論》之前的《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斯密也提及過一次“看不見的手”。今天，不少人誤以為，《國富論》基於自利心，《道德情操論》基於同情心，二者相互矛盾又互為補充。
實際上，但凡細讀過《道德情操論》的人，都明白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斯密多次強調，同情心無關利己與利他，是一種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同感”。這一底層的心理，觸發人類仁慈與正義的美德，以及謹慎的美德。斯密認為，仁慈、正義的美德出於利他，而謹慎的美德出於利己。所以，在斯密看來，利己與利他的初衷都可以產生美德。
斯密的學術思想主要來源於斯多葛學派的基督教倫理學及美學，其延承了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斯多葛學派創始人芝諾及其導師哈奇森關於仁愛德行的基督教思想。但在同時代，還有一種與仁愛互為對立的學說，那就是馬基雅維利、霍布斯以及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等主張人性之惡、自利以及自愛思想。
亞當·斯密在第七卷介紹了孟德維爾的思想，孟德維爾認為，人類的美德完全源於人的自私，社會發展來自人們對各自激情及自我慾望的追求。孟德維爾在《蜜蜂寓言》表達的“私惡即公利”的觀點，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自幼涉獵甚廣的斯密思維開闊，擅長博採眾長。他吸收了霍布斯、孟德維爾等人的思想，巧妙地從同情心衍生出基於自私、自愛的謹慎美德，從而構建了完備的社會倫理學體系。
《道德情操論》幫助斯密贏得廣泛聲譽，使其躋身歐洲一流學者的行列。在倫理學歷史上，這本書的真正價值並非在學術上“兼收幷蓄”，而是具有啟蒙意義。
斯密所處的歷史年代，正處於歐洲思想啟蒙時期，牛頓創立了經典力學理論徹底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原有的教會權威被打破，人的思想開始掙脫神學的束縛。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求學期間，就對牛頓的自然哲學非常感興趣。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多年的講義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部分手稿“自然神學”。但是，作為一名“以德報怨的好基督徒”（其好友休謨的評價），斯密註定不可能像休謨一樣變成無神論者。
所以，斯密信奉的是當時流行的自然神學。他承認上帝的存在，但同時以理性和經驗來構築上帝的教義。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這樣寫道：“管理宇宙這個龐大的機體，關懷一切有靈性、有知覺的生物，這些都不是人的職責，而是上帝的職責。人對他自己的幸福，對他的家庭、朋友和國家的幸福的關心，被指定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之內，而這是一個更適合人的有限的智力與能力的職責範圍，所以我們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為藉口而忽略我們職責範圍內的小事情。”
簡而言之，他認為上帝是就像“鐘錶匠”設計了世間萬物運行的規則。宇宙大事及世間規律歸上帝管，追求幸福及道德情操則是人類自己的責任。這就意味著，斯密將道德從傳統宗教中脫離出來，拒絕教會充當上帝在人間的中介，道德不服從於教會教義，而與上帝的規則一道，共同服務於人類的幸福。
從《道德情操論》來看，亞當·斯密發現了“人的價值”，將人從“上帝之手”中“解救”出來，可以主動追求人類的福祉，關愛他人的幸福。但是，為什麼《國富論》中，斯密又似乎退縮到“上帝主宰”，將人置於“看不見的手”之下支配呢？
後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解釋為市場規律，或者說實話市場規律的一種隱喻。實際上，《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市場規律四個字。以斯密的學術背景以及當時時代來說，斯密不大可能直接跳脫到絕對的科學主義，所以“看不見的手”最可能的解釋是自然神學——上帝之手。實際上，在一次談及早期宗教思想時，斯密將希臘神話眾神之王朱庇特稱為“這隻看不見的手”。
按照英國的貴族血統推論，出生於貴族的斯密具有很強的精神潔癖和精英主義。他在《國富論》中有一個不太顯眼的論述，“中下層人”按照自利驅動追逐利益。他還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應該支持一個辛勤逐利的壞人，還是一個懶於勞動的好人？
德國曆史學派為了攻擊古典主義，他們認為斯密這兩本的學術思想正如這個疑問一樣是矛盾的，屬於“斯密衝突”。但是，斯密早已表明，這兩本書並不衝突，而他的解釋就是神學理論。
他認為，自然秩序是由神設計的。上帝安排了一切，不管是人類的善良，還是對自私自利的設計。上帝不會因為人們思維中的各種品德的優劣，單純地懲惡揚善。勤勞地追逐個人利益，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市場機制，也是上帝設計的有助於增加社會福利的規則。
所以，在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中，自然神學是最高的理論，整個宇宙規則都是由神設計的，這屬於宇宙起源的發現程序；但人類福祉則是由貴族及精英追求的，彰顯著人類的同情心以及美德，這屬於貴族價值的發現程序；中下層的人及芸芸眾生又是受上帝的“看不見的手”支配，並追逐自我利益，這屬於市場機制的發現程序，但不是人的發現程序。所以，在他看來，《國富論》是一部遠比《道德情操論》低級得多的作品。這就不足為奇了。
斯密那個年代深受牛頓宇宙觀的科學思想的影響，斯密不僅熟讀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他在自己的早期學術生涯中甚至還寫了一部天文學史，其最後10頁讚揚牛頓的體系。斯密在臨終前再三囑咐將其全部手稿燒燬，也包括自然神學，但他卻唯獨抽出了他認為最重要的一份，那是他對牛頓體系的評價。
所以，試圖像牛頓的體系一樣，構建一個完美的社會秩序理論，以比天體更為解釋複雜多變的人類行為，似乎是合理的。嚴格上來說，牛頓是經濟學的祖師爺，他的宇宙觀深刻地影響了古典主義的均衡範式，其微積分及數學分析方法是統治經濟學主流的實證方法論的基礎。
另外，在工業時代早期，工廠開始興起，還沒有出現托拉斯式的巨頭，也沒有誕生摩根級別的鉅富，大部分工廠主與普通工人一樣勞作。與傳統貴族相比，他們缺乏足夠的社會地位、文化知識甚至財富規模。所以，當時是一個小企業、小人物的大市場時代，再加上受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的影響，斯密發現了市場體系的力量，而沒有發現人的價值，也是理所當然的。
總結斯密的市場思想體系，從自然神學到“看不見的手”的支配，綜合牛頓均衡宇宙觀、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運用霍布斯、孟德維爾的自愛倫理學說，形成了一種基於自利驅動的市場學說。
斯密的市場學說的偉大之處在於，與牛頓天體思想一樣，揭示了經濟世界的普遍聯繫，構建了一個穩定、均衡、客觀、和諧、完美的自發、自調、自愈的經濟系統。在這個系統內，資本、勞動、土地等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會在價格機制和供求機制的作用下，就像物質運動一樣“趨利避害”，達成自我利益最大化同時，也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資源配置最高效。
不過，這個完美的學術體系有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生產函數黑箱”。它揭示了經濟體系的內在聯繫，但是沒有說明經濟體系的本質關係，即利益、財富、福利為什麼會增長。在斯密的市場學說中，市場是一個“函數黑箱”，只要輸入資本、勞動等生產資料，就會產出商品、財富和福利。但是增加值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牛頓揭示了一個完美的宇宙體系，但無法解釋誰創造了完美和諧的天體秩序，也不知道天體運動的原動力是什麼，最終他將這些功績歸於“上帝之手”，而斯密也是如此——看不見的手。不同的是，斯密確實在孜孜不倦探索“財富是怎麼增加的”，《國富論》的全稱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也是早期經濟學家們關注的核心問題。
斯密受當時古典政治經濟學先們驅如威廉·配第、大衛·休謨的影響，將財富與價值的起源歸結為勞動，開創了勞動價值論。配第的經典名言就是：“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但是，斯密並沒有從勞動者的主觀創造性（人的價值、本質層面）上深入下去，而是從客觀形態上（機制的價值、關聯層面）做出分析，即勞動分工及交易。
斯密承認分工和交易是人類的特殊性。他認為，分工源於一種人類傾向，“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人類是唯一會交易的動物”，沒有狗會拿骨頭去公平交換。但是，斯密並不強調人的主觀創造性，而是強調分工和交易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及特質。這一客觀主義、本源主義、靜態主義的認知模式在斯密的學術體系中隨處可見，他非常強調人固有的東西，如同情心、自利之心、分工與交易等。
亞當·斯密發現勞動分工促進經濟增長，這無疑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經濟規律。斯密的《國富論》前三章都是論述分工，其中第一章《論分工》開篇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在第二章《論分工的原由》中，他概況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個主要原因：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他還特意去釦針工廠驗證了他的判斷。他觀察到，釦針的製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沒有分工的情況下，一個工人一天是絕對造不出20枚針，甚至一個也造不出來；如果分工生產，則一天可以製造4800枚。
實際上，斯密已經從“知識積累”、“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捕捉到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但是當他發現“分工加速知識積累，引發報酬遞增”時，但是卻很快對這一趨勢予以否認，並將財富增長的功勞歸於勞動分工這一客觀存在的形態。然後，深入分析“為什麼會出現勞動分工”這一問題。斯密以運輸為例說明“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的觀點。這一基於勞動分工形態的增長模式，被稱為斯密式增長。
後來的古典主義者並未突破斯密式增長的均衡範式，極少有經濟學家穿透古典主義的均衡形態探索增長的本質。
古典主義集大成者李嘉圖雖然寫作邏輯混亂、治學遠不及斯密嚴謹，但憑藉其外交才能出眾、演講口才出奇，將古典主義華麗裝修之後推向了第一座高峰。李嘉圖學說被稱為“李嘉圖均衡”。
新古典主義領軍人物、折中主義大師馬歇爾按照“綜合”的思維，引入了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概念，試圖調和“分工引發報酬遞增，報酬遞增導致市場集中”與自由競爭這一矛盾。經濟學家稱之為馬歇爾悖論。
馬歇爾認為，內部經濟的差異瓦解競爭均衡導致壟斷，但是外部經濟的自然增長成為報酬遞增的唯一源泉。後來熊彼特這樣評價馬歇爾的解釋：“一個重要現象與問題的廣闊而變化多端的前景便這樣展開了，可是不久又消失在了意識形態的迷霧中。”
直到1928年，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在就任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經濟科學與統計學分部主席一職發表的就職演說《報收遞增與經濟進步》中，對斯密式增長做了一些研究。楊格的觀點是“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資源及其應用的發現，科學知識的增加”。這就是“斯密－楊格定理”。
斯密－楊格定理實際上對古典主義均衡範式的一種突破，在斯密原來“勞動分工為何促進增長”這一領域繼續深入，試圖揭示經濟增長的規律，即是一個報酬遞增的動態累積過程。楊格將自己的研究視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是最有闡述力並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這篇文章被埋沒了50年之久，無人問津，直到保羅·羅默的出現。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楊格精闢的文章之後，經濟學界競對這個問題長期保持沉默。”
20世紀前後，馬歇爾、瓦爾拉斯、傑文斯、帕累託等一批傑出的經濟學家，已將古典主義的範式通過數學模型及分析工具發展到極致。在馬歇爾和傑文斯的局部均衡、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帕累託的帕累托最優中，完全競爭市場的價格、供求、獎勵、風險、競爭機制充分發揮，勞動、資本、土地、技術進入這一個龐大的“超級計算機”中高效計算、配置，輸出的每個人的福利和整個社會福利同時最大化。如此，一座龐大的以數學實證主義為基石的新古典主義均衡範式大廈在20世紀前後矗立在西方世界，穩定、均衡、和諧以及無懈可擊。
與此同時，牛頓力學、經典熱力學和麥克斯韋電磁學構成了經典物理大廈也已建立。世界像是一個上了發條的時鐘，一切都在經典力學的框架內，優美有序的運動。1900年4月27日，76歲的開爾文在倫敦阿拉伯馬爾街的皇家研究所發表了一篇名為《在熱和光動力理論上空的19世紀的烏雲》的演講打破了這種寧靜和完美。開爾文在會上開口就說道：“就動力學理論斷言，熱和光都是運動的方式。但現在這一理論的優美型和明晰性卻被兩朵烏雲覆蓋，顯得黯然失色了……”這兩朵烏雲就是著名的“邁克爾孫-莫雷實驗”和“黑體輻射實驗”，前者引發了相對論的革命，後者引發了量子理論的革命。相對論和量子理論撼動了這座物理大廈的根基。
新古典主義均衡範式看似無懈可擊，實際上搖搖欲墜、危機重重。新古典主義經濟系統的相關性研究方面可以居功至偉，但對經濟系統的因果關係卻極為避諱。因為過度推崇經濟系統的內在聯繫及均衡，而忽視因果關係及動態分析，以至於一直未能發現“為什麼經濟會增長”這一本質性的問題。如此，新古典主義除了自身陷入“馬歇爾悖論”不能自圓其說外，還導致三種極端的傾向：
一是馬爾薩斯式悲觀主義。
在古典主義的範式中，無法解釋經濟為何增長。於是，古典主義大師馬爾薩斯無法解釋人口指數級增長與土地報酬遞減的矛盾，提出了著名的悲觀的人口理論和“馬爾薩斯陷阱”。強如李嘉圖雖不完全同意馬爾薩斯主義，但也無力辯駁。之後，眾多經濟學家如凱恩斯、政治家如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科學家如達爾文，都是馬爾薩斯主義的忠實信徒。
1848年，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抨擊馬爾薩斯主義時說，經濟學是“一門陰鬱的科學”。雖然經濟學家看到馬爾薩斯的預言並未實現，但是由於長期未能揭開經濟增長的奧秘，不知道市場的資源配置理論，能否在與自然極限賽跑，與人類慾望賽跑，與社會問題賽跑中絕對勝出；更是在19世紀各類極端社會矛盾、不斷髮生的經濟危機的現實世界中患上了“憂鬱症”。經濟學家身上或多或少都帶著所謂理性的悲觀主義色彩。就連後來發現“索洛殘餘”（技術力量）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都自稱是“憂鬱的經濟學家”。
二是薩伊式盲目樂觀主義。
薩伊提出著名的薩伊定律，他認為，供給總是能夠創造其本身的需求，從而推導出不會產生過剩或不足，更不會發生經濟危機和失業，即使出現也短時間的現象。
他斷言工資、利息、地租分別來源於勞動、資本、土地，建立其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在三位一體的分配論中，他指出利潤是企業家“智力和才能”應得的高報酬。這一論斷無疑是進步的，但可惜的是這一靈光乍現被強大的薩伊定律和基於形式主義的三位一體分配論所掩蓋。後世經濟學家，在古典主義均衡範式中，陷入一種與悲觀主義相反的薩伊式盲目樂觀主義，而無視現實社會的“洪水滔天”。
三是瓦爾拉斯式純粹主義和實證形式主義。
作為數學家出身的瓦爾拉斯，把新古典主義的實證形式主義和純粹性發揮到了極致。187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純粹經濟學要義》，這本書提出了使用了數學實證方法論證了一般均衡。
他的得意門生帕累託這樣評價：“在科學上，瓦爾拉斯的名字將永垂不朽，使經濟學轉向嚴密科學的革新是永無止境的……由此，能與拉格朗日開拓合理力學相媲美的是，他的《純粹經濟學要義》開闢了經濟學的途徑。”
當時歐洲興起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風潮。瓦爾拉斯深受法國物理學家路易·普安索的影響，表示自己的工作是為經濟學做普安索已經為物理學和力學所做的事情。瓦爾拉斯不予餘力地創立了最優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線性規劃分析法、投入產出分析法等多種分析工具，開創了現代經濟均衡分析的先河，也將經濟學提升到了絕對的、純粹的、數理分析的科學層面。
但是，在形式主義和純粹主義上走到極致，也就意味著經濟學距離其本質越來越遠，與現實也越來越遠。1884年，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寫信給瓦爾拉斯時提出疑問：“我們怎麼能通過數學的方法獲得對本質的知識，例如價值的本質、土地租金的本質、企業家利潤的本質、勞動分工的本質、複本位制的本質，等等？”“到底是數學分析服務於政治經濟學，還是政治經學服務於數學分析？”
1906年，帕累託也坦言了求解方程的輔助地位：“不再是數學幫助政治經濟學，而是政治經濟學幫助數學。換句話說，即使所有這些方程都是已知，求解方程組的唯一手段是觀察市場給出的實際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即1905年，愛因斯坦創立了狹義相對論，十年後創立了廣義相對論，標誌著傳統的經典物理大廈開始瓦解，牛頓力學在重引力和次原子層面失效。愛因斯坦試圖將經典物理與舊量子力學統一在廣義相對論之下。不過，新興的一批年輕物理學家不答應。
1927年10月，一群人類史上智商最高的科學家共赴布魯塞爾索爾維物理討論，會上愛因斯坦與哥本哈根學派就量子力學的解釋問題進行激烈論戰。此後歷經三次電光火石般的大碰撞，這或許是科學史上最高級別的論戰，結果愛因斯坦大敗而歸，一個全新的、不穩定、非均衡的物理科學以及世界觀正在建立。
舊科學體系及世界觀的坍塌之際，社會經濟體系正在發生驟變。1929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並引發持續大蕭條。大蕭條的出現，意味著新古典主義均衡範式的破產，市場自我調節機制失靈。就在世人恐懼、經濟學家困頓之時，凱恩斯攜《通論》橫空出世，一種基於市場失靈和政府調節的經濟思想確立。
有趣的是，斯密追隨牛頓的步伐，按照宏觀物理世界的思想開創了微觀經濟的均衡範式。愛因斯坦和根本哈根學派在微觀物理推翻了牛頓體系，建立了基於非均衡、不確定性的科學體系和世界觀。幾乎在同一時期凱恩斯在宏觀經濟系統領域印證了這一不確定性的世界觀思想。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必然。
但是，不管是牛頓體系、愛因斯坦相對論，還是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力學，本質上都是在形態上解釋世界之間的關聯性，只是一個處於宏觀，一個處於微觀，形成了兩種目前難以統一的解釋邏輯。對於世界本質的探索依然還非常的遙遠。
凱恩斯主義亦是如此，只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基礎上做形態的延伸，從市場的微觀範疇跳到更廣闊的宏觀範疇來研究資源配置關係。與物理世界一樣，宏觀與微觀之間依然存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理論。凱恩斯主義利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揭示了市場失靈，但同樣沒能解釋經濟增長的本質。二者在方法論上都屬於數學形式主義，而方法論決定了理論的結構以及邏輯特徵。
哈耶克認為，“米爾頓的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的共同之處，要多於我和他們每一個的共同之處。”在龐巴維克看來，新古典主義對利息的產生及本質認知錯誤，以至於產生了與凱恩斯主義類似的貨幣數量論，甚至以此可以推出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及政府幹預的正當性。這是經濟學史最嚴重的“謬誤”，也是經濟學家所犯的最大的錯誤，但是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範式的必然結局。
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否認斯密、馬歇爾、瓦爾拉斯、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偉大。他們利用數學實證主義方法，為我們揭示了經濟系統的內在聯繫以及規律，為人類打開了認知複雜經濟世界的廣闊大門。他們的思想、理論及工具，總是與橫向、客觀性、相關性、形態主義、科學主義聯繫在一起。總結起來，他們的工作概括為：“市場機制的發現程序”，斯密發現了一個均衡的市場，而凱恩斯發現了一個非均衡的市場。
自然科學的數學實證主義方法論，推動經濟學在橫向相關性層面推到了極致，但卻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縱向因果性方面的深入。倘若不從因果性角度出發，又怎麼洞悉經濟的本質、利息的本質、工資的本質、利潤的本質以及增長的本質。在邏輯上無法解釋經濟的本質以及經濟增長，自然也無法理解經濟危機與經濟衰退。所以，新古典主義在經濟危機面前措手不及，而凱恩斯主義又病急亂投醫，凱恩斯式經濟政策引發新的經濟危機。
但是，人類行為及社會的本質，總是與縱向、主觀性、因果性、動態邏輯演繹、主觀主義聯繫在一起。人類行為本質上是一個包含因果關係的創造性集合。斯密從知識積累、熟練技工上面發現人類行為推動經濟的本質，但出於對均衡範式的維護，關閉了人類之光。更為本質的原因是，當時小人物、小企業的大市場時代，彰顯的是市場的力量，而不是個人和企業家；又在科學主義思潮的推動下，經濟學選擇用實證主義解釋經濟系統的相關性也就理所應當、大勢所趨。
由於新古典主義範式和凱恩斯主義長期統治主流經濟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本質的探索極為艱難。從市場機制的發現程序，到人的發現程序，經濟學家經歷了漫長的200多年，直到19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開創的基於人力資源累積增長的盧卡斯模型，保羅·羅默開創的基於內生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理論，人類才得以揭開經濟增長之奧秘。2018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保羅·羅默經濟學諾貝爾獎，以表彰其開創內生增長理論揭示經濟增長本質的貢獻。
《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下）》，將帶來關於人的發現程序，包括“人的行動”的發現程序、利潤的發現程序、企業機制的發現程序以及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這又是一種完全有別於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的哲學思想、理論體系以及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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