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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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与契约劳工
弗吉尼亚地区的初始设置，决定了它的政治生态最符合英国的要求。作为一片皇家属地，它在政治上遵循了标准的英国殖民地配置：代表国王的“总督”+代表上帝的圣公会（英国国教）+代表民意的议会。
这套系统在新英格兰地区就没办法推行。首先从宗教角度来说，圣公会就没办法取得官方宗教的定位。至于王室强行设立的总督，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抵制，即便后来设立也难以贯彻国家意志。
从经济和社会结构角度来说，弗吉尼亚与新英格兰也有很大的不同。与公理制理念相配套的，是以自耕农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这些种族、意识形态趋同的英国人，聚居于一个个村镇，耕种着属于自己的小农场。整个社区以宗教和公众会议作为凝聚手段，并且通过直选来任命管理者。
公众自治理念，是其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此外，自耕农式经济也使得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没有雇工阶层的存在。在外人看来，新英格兰社会的基石，就是一群自律、勤奋，并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形象。
土地结构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如果土地流向少部分人手中，都将导致权力固化在少部分人手中，并最终产生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很显然，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清教徒们所憧憬的“理想国”社会基础将不复存在。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清教徒们做了很多前瞻性的设计。比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遗产会分割成相同的份额，在子女中分配（而不是像英国本土那样，普遍实行“长子继承制”）。作为家族主线的长子们，所获得的特权仅仅是比其他子女多获得一份财产。这种平权的做法，使得新英格兰地区的公众管理理念能够一直延续下来。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弗吉尼亚在各方面所展示的就是另一种面貌了，其本质是对英格兰的一种复制。基于其皇家殖民地的身份，这一地区社会生态的主导者，最初都来自于英国的贵族家庭。
13世纪末起，英国贵族阶层在财产继承问题上开始引入“长子继承制”。由长子承袭爵位和绝大部分地产，其他子女则获得一小块地产和一份年金作为终身生活保障。“长子继承制”能够不仅能够保证贵族集团始终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更让大部分土地能够始终掌握在这个集团手中。
对于国王来说，一个稳定的贵族集团即是保障也是制约。贵族阶层的存在，能够保证英国君主体系的延续。反过来，君主也难以透过类似西汉“推恩令”的做法，分散领主们的话语权。
殖民地的开拓，为那些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提供了机遇。让他们能够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实现“大庄园主”梦想，进而将之变现为政治权力。有鉴于此，有利于土地集中的“长子继承制”，同样在弗吉尼亚得到的延续。而那些没有主继承权的子嗣们，则继续向外扩张，复制出一个又一个大型庄园。
华盛顿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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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这种“大庄园”式的土地结构，让本地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阶层性。把持议会的是那些拥有贵族血统和荣誉感、效忠于国王，圣公会信仰的庄园主。殖民地的官员则或由总督任命，或由精英阶层把持的议会选举任命。从弗吉尼亚分封出去的马里兰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区别在于，马里兰的大庄园主多为天主教徒。
说到这里，必须提到一个对英国社会发展有着特殊意义的阶层——乡坤。与其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试图复制的是英国的贵族共治体制，倒不如说是在复制乡绅阶层。
本质上说，所谓“贵族”的核心标志并不是土地和财富，而是拥有世袭爵位。只不过在贵族集团主导国家时，这三者是捆绑在一起的。乡绅则是没有世袭爵位，但又拥有大量财富（核心是地产）的有钱人。
虽然乡绅们还是有可能被受封为男爵、骑士等低等级爵位，但这种一世而终的身份并不代表天然的政治权力，更多是一种荣誉。世人认可的贵族实际上仅指“世袭贵族”。
无论在什么时代，没有世袭爵位及参政权，但又拥有财富的人都存在。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重要阶层。英国的乡绅阶层是在16-17世纪时开始崛起，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一阶层的兴起，又与大航海时代所导致的“重商主义”，以及宗教改革的背景有关。简单点说，由于能够参与全球贸易，英国及整个欧洲都产生了一股因商致富的新兴力量。正是在这一力量的推动下，整个欧洲的政局及宗教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基于天主教与君主制的深度捆绑，新兴的富有阶层需要通过宗教改革来摆脱这种束缚。宗教改革，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荷兰得以脱离西班牙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英国则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并产生了乡绅阶层。与纯粹追逐商业利益的荷兰人不同的是，英国新兴富有阶层对土地和荣誉的渴望要强烈的多。
应该说，这种想法在一个正常国家实属正常，毕竟土地才是一切之本。就像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经商致富的人最终都会回乡购地，并极度渴望能够通过科举或者捐官的形式拥有一个功名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英国过往的贵族治国体系，以及上层对土地的高度垄断，富人们很难有渠道获得大块土地，并因此形成一个背景相同的利益集团。
宗教改革为乡绅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土地基础。基于过往天主教在英国政治、社会生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修道院在历史上同样集中了大量土地。透过宗教改革，英国关闭了数百所不愿意与罗马教廷切割的修道院，并将大部分没收来的土地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商完成资本积累的富人们得以购得土地，进而成为发展地方经济、主导地方政治的核心力量。
相比英国本土，乡绅阶层在南方殖民地的出现要更加的自然。在这片充满机会的蓝海，虽然最初的大庄园主或多或少都带有贵族血统，但并没有“世袭贵族”体系的历史包袱。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就能够获得大块的土地成为庄园主，进而在地方议会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意味着，“大庄园主”属性的乡绅阶层，能够从一开始就成为事实上的统治阶层。当然，无论在英国本土还是殖民地，乡绅阶层对于王室所赋予的荣誉仍然是极度渴望的。就像你现在能够看到，香港的商人们，会将获得英国王室所授予的爵士称号视为一种无上的荣誉。
以“乡绅”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力量的出现，对英国乃至世界政治模式最大的影响，就是促发了“两院制”。为了维护世袭贵族的政治权力，同时又不得不正视以“乡绅”阶层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在经济上日趋强大的影响力，经历过一系列博弈的英国，在17世纪开始形成了：“贵族院”属性的上议院，及“平民院”属性的下议院，共存并相互制约的议会模式。
这种两院共治的模式，后来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在于无论你采取哪种体制，最后总归会出现相对固化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用“上议院”的席位来照顾既得利益集团、“下议院”的席位来解决平民阶层的政治诉求，算得上是一种平衡之道。
走进英国上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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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庄园主们主宰着弗吉尼亚的现实和未来，但从人口比例来说，精英阶层必定是少数。一个殖民地能否繁荣，本质取决于他的人口总数。那么，在以弗吉尼亚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具体的劳动工作又是什么人在承担呢？
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黑奴。然而实际上，黑奴大规模引进南方地区要到17世纪70年代了。此前占据南方殖民地人口多数的，是被称之为“契约奴”的白人移民。
“契约奴”的英文是“Indentured servant”，更准确的直译为“契约劳工”。不管是叫“契约奴”还是“契约劳工”，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在19世纪，试图出海谋生的中国人大多是以这种形式离开中国的。
不过这个模式，并不是为华工而创造的。在弗吉尼亚公司为英国开拓北美殖民地时，“契约劳工”这种形式就已经是出现了。这一模式的基本操作方法是：船主或者未来的雇主，与试图前往新大陆但无力支付路费的移民签订一份契约，约定用数年的劳动时间冲抵船资。在殖民地尚拥有大量未开垦土地时，契约期满后的劳工往往还可以获得一块土地，作为日后安身立命之所。
契约劳工这种形式之所以在后世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在整个偿债期间，劳工的人身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从雇主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投资遭受损失，但从当代人权理念的角度来说，这种操作又必定带有原罪。
为此才会有将契约劳工称之为“契约奴”的说法。更何况并不是每个劳工在上船之前，都充分了解签署这份契约所要遇到的代价。更会有居间者为了赚取佣金，而采取欺骗的手段进行诱导。以至于在中国东南沿海，有把去“契约华工”称之为“卖猪仔”的说法。
然而作为一个延绵3个世纪的社会现象，如果只是犯罪式的操作，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作为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新大陆对穷人的吸引力甚至比权力阶层和富有者更大。
对于后者来说，新大陆只是一个机会，而对于前者来说，这个决定将改变他们的人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契约关系被认为是正常，且符合社会伦理及商业规模的关系。在18世纪20年代，整个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中，有一半都属于契约劳工性质。而在贵格会创建的，以包容、自由著称的宾夕法尼亚州，这个比例甚至能达到2/3。
在整个英国殖民期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白人移民，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契约，得以移民到这片新大陆的。总体来说，英国对移民的来源是不设限的。尤其是那些在其它国家遭遇迫害的新教徒，英国更是会主动提供庇护，将之吸引到自己的殖民地上。
比如在“新法兰西”对新教徒关上大门后，很多法国新教徒就选择移民到了英国殖民地。而那些同属新教阵营的荷兰、瑞典移民，在殖民地被吞并之后，也并不会觉得自己会变成二等公民。在这片土地上，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标准，不是信仰、出身、民族而是财富。
对于英国来说，这种不设限的移民政策，使得北美殖民地成为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最繁荣的殖民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外国移民群体来自于德国。
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分裂为上百个邦国。宗教改革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在英国开放殖民地之后，很多遭遇宗教迫害的德国农民，选择了以契约劳工的形式移民到了北美。仍以宾夕法尼亚为例，在美国独立之前，德裔居民已经占到了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如果以“契约劳工”的标准来做评判，来自德国的移民可以算得上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群体了。相比英格兰移民，德国移民要更加的勤奋和执着于土地，并且不像法国、荷兰移民那样，容易卷入三国全球争霸的漩涡。
这些贫穷且勤劳的德国农民会兢兢业业的工作，把所有的节余储蓄起来，以在契约解除之后用来购置土地。这种务实的做法所导致的结果，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德裔成为了当下美国最大的白人族裔。
德国农民的这种性格和做法，让中国人感到很熟悉。可以这样说，如果在17-18世纪，历史给予了中国人同样的机会，相信今天美国最大的族裔很可能就是中国人了。然而我们再说英国或者说后来的美国对移民的“不设限”，也只是相对的。19世纪80年代，当大量华人契约劳工，因修建铁路的原因涌入美国西部之后，美国还是出台了限制中国移民的《排华法案》。
《排华法案》的产生，究其根源是因为在西方看来，无论在种族还是信仰上，中国都属于完全陌生的另一个纬度。如果这个族群像来自黑非洲的奴隶们那样，缺乏自己的文明记忆倒也好办。问题在于，中国人不是。
这使得他们比其他种族，更难融入以基督教认同为文明主线的美国社会。不过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并没有必要去把问题考虑的太复杂，简单阻挡在外便可解决问题。只是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无论是国内在对待中国移民，还是国际面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美国都必须做更多的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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