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恶魔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作为帝二代的隋炀帝杨广，就是左手圣明右手昏君的典型代表。本该安稳经营其父隋文帝杨坚打下的大好江山，以期在帝国版图上实现自己雄图伟业的隋炀帝，为何宁可拖下整个国家，也要接连三次征战高句丽？
隋炀帝在短短数年间便三征高句丽，举百万大军却都铩羽而归。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召集百万之军攻打高句丽，却因其错误的战略指挥，只顾一味堆砌兵力而全然不顾后勤供应的压力，加之对辽东气候的不适应，第一次征战以损失惨重告终，且国内农民起义起星星之火；第二年伊始，本该休养生息以待发展国力的隋朝，又开始了第二次的东征高句丽之行，在即将胜利之际，负责一应后勤处理的杨玄感突然举兵造反，隋炀帝不得已退兵班师回朝，平定国内动荡局势；大业十年，杨广已经是发疯般地不顾国内民怨鼎沸之势，再次征兵高句丽，此时隋朝早已民不聊生、烽烟四起，隋炀帝迫于局势接受高句丽“短暂”的请降后再次班师回朝。最终，隋炀帝以一国之力三次攻打而没有实质性收获，劳民伤财、动摇国之根本，也成了隋朝覆灭的最终导火线。
高句丽又称做“句骊”，扶余人为主，拥有广阔平坦的农耕之地，经过百年的扎实经营生产，农耕生产力一度辉煌。扶余人在结束内战之后，休养生息，扶余人数量也不断稳步高速增加。更为令人可怕的是其军防能力，扶余人因地制宜，利用特有的地势大力修建城堡，被灭国之前拥有176座城池，曾建立了坚若铜墙的军事防线。
扶余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是有战略远见的杨广付出重大代价也要三次攻打的重要原因。首先“句骊”拥有广阔的耕地资源，农业生产力及其不俗，又东临渤海湾，扶余人控制着渤海湾的经济贸易与渔业生产，经济生产力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其次扶余人不断学习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不断完善统治制度，仿建中原王朝行宫，执行严苛的律令制，稳固的统治模式意味着国家将不断强大。再次扶余人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特色，并向周边属国不断传播教化，这对中原王朝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衅，对中原王朝来说，学我者生，代我者死，这是历代中原王朝君主所不能容忍的。最后，扶余人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在辽东建立了坚若磐石的山城要塞群，这些堡垒要塞大多建在较高地势的岩地之上，可以利用险峻的地势优势来抵御来犯之敌，要塞内食物充足，水资源丰富，不怕长时间的军事战争，而且地势易守难攻。如果放任扶余人不断地稳步发展，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句骊”王朝必定会将扩张矛头指向中原，因此隋朝一朝两代帝王，都不惜身死国灭，也要攻下高句丽。
隋王朝两代帝王多次攻打扶余人之国，除了高句丽本身强悍的国力威胁外。对于执政手段激进，好大喜功的杨广来说，兼并扶余人的国土，不仅是他帝国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也是他实现浪漫诗人般的政治理想所不可缺少的一步。不论是影视作品形象，亦或是史书上的记载，我们对于隋炀帝第一刻板印象，大多数是认为这是一个骄奢淫靡、好大喜功、血肉百姓的一代“暴君”。但是，杨广虽然无德，但他确实是一个有雄才伟略之人。隋炀帝在位仅仅数十年，在政治上改革官制、修订法律、东迁洛阳；在军事上攻灭土谷浑、征讨契丹、三打高句丽；在文化上开进士科、收藏大量典籍、尊崇传播儒学佛教；在经济上举全国之力修大运河；在外交上实现万邦来潮的强盛之像。隋炀帝对于统治的欲望与沉迷，想要对其霸业的炫耀之情，具有浪漫诗人特色的政治理想，独特的个人英雄主义执政理念也是他三次东征扶余人的原因之一。
历代君王与传统贵族势力的博弈，都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隋朝承自北周，关陇集团在隋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在社会经济与军事力量上，甚至在朝堂之上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隋文帝行事谨微慎行，采取的是退让之策，不敢过于直接面对关陇集团之争，所做出的反击也仅仅是兴建长安大兴城。隋炀帝与其父杨坚行事截然不同，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先是以“关中大饥”为由，兴建东都，经营洛阳，以期脱离关陇集团的势力，而后又开进士科，允许非传统贵族势力入仕参政，打破了贵族对朝政的垄断局面。最后隋炀帝以洛阳为政治根据地，四处征战，因此也有一种声音，说隋炀帝多次举兵高句丽，其实也有着为了削弱旧贵族实力这一深层原因。
历史上对隋炀帝的评价与刻画十分丰富精彩。杨广骄奢无度，亲近奸佞，沉于女色，因过分劳逸百姓及残忍对待农民起义更是被冠以“暴君”之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隋炀帝罪在当时，所行惠于国家之事却是利及千秋。三次征战高句丽，耗尽国力却毫无实质性收获，但其战略远见，却是十分正确的，正所谓君之卧榻，岂容蛮夷觊觎。
閱讀更多 銘陽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