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郭沫若的风评一直不好，无论是个人问题还是学术，都有颇多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中）
胡适只比郭沫若大一岁，却早已成名，早早当上了北大教授，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界站稳了脚跟，堪称当时学界的大牛。
胡适
二人作为文化名人，有颇多的交集，郭沫若对胡适，一开始是隔空叫骂，后来在酒桌上抱着亲吻，最后又成为批斗胡适的主将，他们之间为何会上这些演匪夷所思的戏码呢？
我们把镜头推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当时风云际会，暗潮汹涌——
1 文坛“黑暗得厉害”
当时，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在日本和德国留学的文学青年，抱着极大的热忱创作了一些作品，并热切地邮寄回国内投稿。然而，他们看来，貌似是胡适等执掌的文坛给了他们一个冷冰冰的背影。
郁达夫
1917年底，郭沫若曾想把译著《太戈儿诗选》卖给商务印书馆，遭到拒绝;
1918年底，郭沫若把第一篇小说 《骷髅》投寄给商务印书馆的 《东方杂志》，又被拒了；
1920年，郁达夫投稿《银灰色的死》，一直在编辑部里压了半年之久才发表；
在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等看来，国内的出版界“黑暗得厉害”，学界名人“垄断文坛”成风。
而这风气直指胡适，1921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邀请胡适当所长。7月，胡适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了迎接他倾巢出动。
上海的报纸都刊登了胡适来上海的消息。不过胡适自己不当，最终推荐了王云五当馆长。
当年的8月和9月，郭沫若和胡适曾经在两个饭局上见过面，彼此的印象并不好，郭沫若对胡适一手遮天耿耿于怀，出版过诗集《尝试集》的胡适对诗人郭沫若评价不高：“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太清楚，工力也不好。”
然而，郭沫若他们作为文坛新人，这个时候刚刚崭露头角，只能默默地忍受，并想办法来突破这个黑暗。
当年，郭沫若和成仿吾听说泰东书局决定重组，就来到上海，结果是空欢喜一场。郭沫若只好继续编辑诗集《女神》和译著《茵梦湖》，他们几个还商量着合办一个刊物，可是包括商务在内的几家书局，都不肯出版印刷。
好事多磨，8月，泰东书局出版了《女神》，他们一帮人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作品。
几经周折，《创造季刊》终于在1922年5月1日出版了。郭沫若在《海外飞鸿》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的批评家：“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创造社诸君：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1923年3月，郭沫若从日本医科大学留学回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托好友成仿吾的哥哥，希望能在商务印书馆谋一个位置，结果不了了之。
郭沫若的同学，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部主任的任公敢想请郭沫若签约写作和翻译书籍，承诺写作书籍每千字五元，翻译书籍每千字四元。
郭沫若嫌少，就半开玩笑地说：
“著译未免太辛苦了，能够每月送我几百元钱，我倒一定拜领的。”
任公敢笑了：
“恐怕你闹到了梁任公（梁启超）、胡适之流的资格才行。”
郭沫若此时心里是酸溜溜的：自己想进商务印书馆当个编辑当不成，想翻译本书，又是这么便宜，人家胡适如日中天，既是北大教授，放着馆长都不当，要知道胡适仅仅比自己大一岁。人比人，气死人。
2 集中火力向胡适开炮
创造社的这批年轻人，有才华，有想法，但做事方法欠妥当，有时毛手毛脚的。
由于刊物赶时间，郁达夫要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没有亲自校勘，导致这期的《创造》错字在2000个以上，恐怕这个记录没人能破了罢。
他们的发刊词和文章也都出言不逊，挑起了创造社和胡适、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月派的矛盾纷争。
郁达夫1922年率先发文《夕阳楼日记》，指出余家菊的翻译水平不高。实际上是指桑骂槐，讽刺1919年胡适邀杜威来中国讲学，胡适作为杜威的学生，“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郁达夫还毫不留情地说他们是“清水粪坑里的蛆虫”！
这让胡适先生按捺不住，赶紧发了一篇文章《骂人》回应，指出郁达夫修改后的翻译“几乎句句是大错”。
郁达夫气不打一处来，写信给在日本的郭沫若，还把胡适骂他的文章寄了过去。郭沫若仔细研究了英文原文后，又发文说胡适才是“几乎句句是大错”，甚至“全不通”。
胡适大为恼火，发文回应道：
“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郭沫若又反击道：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文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你须知精通英文一事不是你留美学生可以专卖的。在你的意思以为要像你留过美国的人才算是精通英文吗？……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有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其后，郭沫若在《卓文君》中，郁达夫在《采石矶》中，把胡适好好地刻薄了一顿，用的还是胡适回应他们的原话。
成仿吾在1923年5月1日《创造周报》第一期上发文——《诗之防御战》，认为真正诗歌应该是“由鲜美的内容与纯洁的情绪调和了的”，现在充斥诗坛的都是些野草。
他所批评的第一把“野草”就是胡适的《尝试集》，成仿吾把胡适批评得体无完肤：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他》 这简直文字的游戏，好像三家村里唱的猜谜歌，这也可以说是诗么?《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这种恶作剧正自举不胜举。
又譬如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里惨凄。" 车夫告客，"............"——《人力车夫》 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是纸半张，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
"这棵大树很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砍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乐观》哈哈!好了!不要再抄胡适之的名句了。
……
创造者的同仁们同仇敌忾，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火力，向胡适发起了猛攻。
3 “抱而吻之”，批而斗之
面对创造社这么集中、这么猛烈的火力，就是胡适这样冠盖满京华的学术大咖也招架不住。
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示弱，写信给郭沫若和郁达夫：
“我对于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实无恶意。”
胡适还就自己说二人英文翻译不好这一点，做出诚恳的辩解和道歉。
郭沫若在回信中说：
“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
胡适接到信后，大度地亲自到民厚南里去看望郭沫若和郁达夫，欲言归于好，尽释前嫌。
郭沫若曾回忆道：
“一年不见的他是憔悴多了。他说在生病，得了痔疮；又说肺尖不好……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一笔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
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三人又去回访了胡适一次，这起轰动文坛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半年后，郭沫若在美丽川酒店请胡适和徐志摩等，徐志摩在日记中记载：
“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遂抱而吻之。”
郭沫若“抱而吻之”或许是喝醉了，或许是浪漫主义的表现，然而二人的关系始终势如冰火。
尤其是，若干年后，郭沫若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而胡适的思想则越来越右倾，二人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深，很多时候都是郭沫若隔空撰文，批判揭露胡适的错误思想。
1929年胡适写文章指出，我们中国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郭沫若指出，应该还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他还说：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
1954年，全国大规模展开了对胡适的批判，身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被推举为全国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这或许就是宿命吧。从郭沫若对待胡适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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