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挟二破江南大营的余威，一鼓作气攻入江浙地区，攻城陷地，所向披靡。江浙一带的士绅无不闻风丧胆，纷纷逃到上海。就连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薛焕都“退守”到上海了。
李秀成在进攻上海时，遭到洋枪队的阻扰。彼时，李秀成还不愿意与洋人撕破脸，便率部退去。
1861年底，随着安庆的陷落，为了缓解湘军对天京的压力，李秀成再次攻入江浙地区，兵锋直逼上海。
这次，李秀成做好了充分准备，出动了十万精兵强将，意欲一举攻破上海。为此，他警告洋人：“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这是迄今为止，李秀成向洋人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上海士绅闻讯，人人自危。就在关键的时候，一个小人物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拯救上海的艰巨责任。
这个人叫钱鼎铭。
钱鼎铭，字新之，生于1824年，江苏太仓人。钱鼎铭出身官宦之家，他父亲叫钱宝琛，官至湖北巡抚、江西巡抚，是道光年间的名臣。1843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发配到新疆，经过江西南昌时，钱宝琛冒着惹怒道光皇帝的风险，前往滕王阁码头迎候林则徐，一叙衷肠，依依惜别。
有其父必有其子，钱鼎铭身上也有父亲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骨。
钱鼎铭22岁考中举人，做过正六品的户部主事——这是明朝名臣海瑞曾经做过的官职。1859年，父亲钱宝琛病逝，钱鼎铭辞去官职，丁忧回家，为父亲守制。当太平军第一次攻入江浙地区时，钱鼎铭也跟着士绅们逃到了上海。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沿海小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通商的五口之一，商业贸易日渐繁荣，经济地位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成为清朝财政的支柱之一。
要挽救上海，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向驻守安庆的曾国藩求援，请他派兵。那么，由谁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安庆求援呢？37岁的钱鼎铭站了出来，勇敢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与他同来的还有候补知县厉学潮、候选训导张瑛两人。
《清史稿》简略地记载了钱鼎铭前往安庆搬救兵的情况：“鼎铭奋然请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至安庆谒国藩，陈吴中百姓阽危……继以痛哭，国藩遂决策济师。”
事实上，钱鼎铭搬救兵的过程充满艰难曲折，远非这几句话可以概括。
11月18日，钱鼎铭等人终于抵达安庆，见到了曾国藩。那时候，曾国藩刚刚度过50岁生日。钱鼎铭等人带来的坏消息，让曾国藩如坠冰窟。钱鼎铭等人痛哭流涕，一口一个“大帅”，更是让气氛变得悲怆无比。
曾国藩心情沉重，在当晚的日记中记载：“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
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曾国藩面前。要派援军前往上海，人数少了无异于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可要派遣一支大军前往上海，他又拿不出。
所以，曾国藩不敢轻易答应钱鼎铭。钱鼎铭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利用自己父亲与曾国藩是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关系，尊称曾国藩为年叔，每日到曾国藩大帐见他，一见就长跪不起。
曾国藩被钱鼎铭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在家书中诉苦：“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甫（钱鼎铭字调甫），即前任湘抚钱伯瑜（钱宝琛字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
当然，钱鼎铭也不是一昧哭诉。他在“晓之以情”的同时，也“动之以利”。他通过李鸿章告诉曾国藩，上海是商贾云集、财赋收入超过几千万两银子的膏腴之地。如果曾国藩愿意分兵去救，上海士绅每月拿出不下10万两银子来作为粮饷。
曾国藩组建湘军以来，面临最大的困惑就是粮饷没有保障。朝廷不负责湘军的粮饷，全靠地方筹措。地方兵荒马乱，哪里来的余粮来给湘军？所以湘军经常沦落到吃不起饭的地步。钱鼎铭的这笔账，让曾国藩眼前一亮。
11月21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茗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
于是，就有了李鸿章组建淮军，奔赴上海的事情。
【参考资料：《淮军四十年》《曾国藩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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