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高校学生与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不仅仅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五四运动”浮雕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提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起点”，有几个方面考虑。但最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这是我们提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起点”主要原因。对此，已有诸多政治家、学者论述；这里强调三点。
其一，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历史进程角度看，五四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醒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转捩点，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通过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开始认清西方列强同属一个“强盗世界”，从而开始彻底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把反对日本侵华势力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来自世界人民包括列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同情和支持结合起来。
同时，中国人民认清了北洋军阀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高压专制的反动本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不断进行的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一再表现出对封建统治集团的残暴和狡诈认识不足的缺点。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向袁世凯求救，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旗号，原因当然有诸多方面，但其共同点之一是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前述两面性认识不清。五四运动则不同，明确地把斗争矛头集中于一小撮亲日派军阀政客，同时明确指出，虽然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被罢免，但台上执政当权者与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应对他们抱任何幻想。
正是基于以上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本质认识的新觉醒，中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迅速形成了中国社会必须“根本改造”的共识，并进一步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集中的关于“中国社会如何根本改造”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才找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新方向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思想武器，中国革命才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其二，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高度看，五四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文化的自省意识和放手学习借鉴外国主要是西方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勇气，开创了中国空前的以民主、科学为显著特征的精神文化现代化繁荣活跃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时代。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之下，充分肯定了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的必要性，并实际取得了有限的但影响深远的初步发展。维新派和革命派把现代化追求重点放在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结束封建帝制等更为突出的历史性成就。但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共同的缺点和失误是没有认清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忽视或轻视了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并不反对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而是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把握住了“说服大多数人民”这个历史主题，深刻总结了已往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精神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鲁迅强调“根柢在人”，都明确表达了这种觉醒。
为此，新文化先驱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对世界现代化全局整体把握的历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对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精神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历史反思，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下，对传统精神文化禁锢人的思想、摧残人的个性等种种弊端进行了痛切审视、深入清算；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自由研究的对象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构建中国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种自省精神，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大潮中屡屡丧失发展机遇，落后挨打的关键内因，才可能真正发愤图强，后来居上。
五四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无数的白话传单把白话直接传播到全国各界民众当中就是典型例证。应强调指出，在近代中国绝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政治运动、革命斗争与新文化运动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两者的密切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出特点和突出优点。李大钊与邓中夏、黄日葵等6位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联名提交学会1922年杭州年会的《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中指出：“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而奋斗，在群众结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成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就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提出“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到井冈山红军“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就是中国革命与思想启蒙结合前进的缩影。
新文化先驱们推进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的对西方文化全面大规模开放和学习，使中西古今文化实现了近代以来空前广泛深入的自由碰撞交流，更使对外开放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长远发展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把“输入学理”作为再造中国现代新文明的重要前提、基本环节，深刻地代表了中国人民这种开放意识的理念升华。
从而，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把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民主精神、科学态度全面引入中国，使中国精神文化现代化出现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千说竞起、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条件，先进知识分子才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化各类学科专业，才造就了以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才使中国现代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才有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全面推进的新时代；特别是，才涌现出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群体，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成果，中国才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而辉煌的探索。
其三，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视角考察，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发生了结构性的根本变化，开始了主导力量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才开始努力掌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权。
首先，工人阶级以政治大罢工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高潮期间，由于中国工人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没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政治力量，提出本阶级的政治纲领、政治口号；但却明显表现出不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束缚的新趋向。上海工人罢工就坚决拒绝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民国日报》等报刊和穆藕初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中国民族资本工厂、英美“友邦”工厂工人不能罢工的呼吁，也拒绝了一些学生要求不要罢工的劝说而毅然行动。于是才有上海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广大店员等共计18万人大罢工，给中外反动势力空前猛烈的震动；罢工中又明显表现出工人大公无私、为国牺牲的政治特质。研究系《时事新报》十分敏感，明确指出：“我们这番罢工和近来的外国的罢工性质完全不同”，“是表示我们不愿受二三卖国贼的支配，为争回民主国民的资格”。这表明，五四运动高潮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以政治大罢工的实际行动，呈现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迅速转折的雄伟英姿。
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表现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巨大鼓舞。胡适在中国拒签和约后说：“现在中国专使居然不签字了。将来一定有人说这是‘电报政策’的功效。其实不然。这一次七千个电报所以能收效，全靠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和‘六五运动’。要不然，那七千个电报都只是废纸堆里的材料。”所以，五四运动高潮后，全国知识界掀起了宣传劳工的热潮，特别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彭湃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迅速走上与工人阶级、农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开始在工人、农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使农民大众迅速向中国革命主力军转化。
其次，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的核心。到五四运动前夕，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个以生产、传播文化产品为经济立足点和影响社会手段的社会阶层。其中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们，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所向披靡，成为全国传播新文化的中心；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又是他们瞩目中外，评议时政，实际成为全国反帝反封建爱国政治运动的思想指导中心。
还应指出，这个主体核心从一开始就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者们，包括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学衡派诸君等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非主流派代表人物，都在坚持对外开放、放手吸收外国西方先进文化时，保持了高度的主体意识，即绝非全盘照收，而是从中国社会改造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从救亡图强的迫切需要出发，努力把西方先进学说与中国实际需要相结合，并坚持这一思想方向。
特别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认为它应“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也都实际含有任何外国理论学说都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内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由这样的思想幼苗起步，培养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参天大树，从而标志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努力掌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是他们，从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起，就很快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自觉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工农劳动大众中去，使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从此不断胜利发展，并积极为人类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无论就对内、对外而言，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近代中国由不断丧失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而向着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经济富强、社会文明的向上上升趋向的转折点。
2019年4月，《道路与选择》（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版）图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张德旺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政史系教授，中共党史学科硕士点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五四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与选择》一书以“作为现代中国历史起点的”视角来分析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与作用，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全面展示五四运动的过程，客观、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社会实践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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