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可谓其中的高潮。
不过，让人觉得纳闷的是，其实当时曹汝霖宅已经派有警察保护，但这些人在面对学生时，却基本无所作为。
据很多参与者的看法，当时这些人放弃武力阻挡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被学生爱国情理打动，二是被学生的人多势众所吓倒。
如北大学生罗章龙就说：“我们进去的人有的给警察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尽量地把我们的行动说得温和些，乘其不备，其余的人将大铁门打开了，人像潮水一样拥了进来。”
此外，在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队长说“上头交代‘文明对待’”，而这个 “文明对待”，就是要避免和学生们发生直接冲突；
甚至在章宗祥被打之后，前来做客的丁士源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
事后，曹宅管家燕筱亭在回答京师地方审判庭的笔录中也说：
“学生打了进来，丁（士源）局长对巡警说：怎么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对于警察们的表现，曹汝霖显然是十分不满的，其在回忆录中说：
“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我仍在小室里，吴（炳湘）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
在读完曹汝霖回忆录后，当年的与事者王抚洲认为，当时警察之所以文明对待学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任职多年，向来以干练稳重著称，为此北京治安，口碑不恶；
其次是大总统徐世昌提倡文治政府，以和平统一为号召，因此，吴炳湘对于学生“文明对待”，可能也是政策性的规定。
当然，之后的越规行动，确实是他始料未及的，而保护曹宅的队长，对于“文明对待”命令的执行，可谓十分忠实，几乎是从旁坐视。
事后，大总统徐世昌也发表命令责备“防范无方，有负责守”。但他大概忘记了，在接到报告说学生队伍在天安门集会时，他给吴炳湘下的命令是“妥速解散”；
而当学生队伍冲向赵家楼时，他又给吴炳湘下的命令是“妥为防护”。两个命令，均有一个“妥”字，而要想稳妥处理，自然不能动武了。
对此，吴炳湘也是心领神会，其一直要求部下使用“劝说”阻拦的方式，如果阻拦不住，也只好听之任之。
当陆军总长段芝贵向总理钱能训提出要出动军队时，吴炳湘立即表示，“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指段芝贵）负责吧，我不管了”。
由于吴的态度，钱能训只好“劝段不要派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
当然，曹汝霖责怪警察总监吴炳湘放水、纵容学生放水当然也有苛责之嫌疑。事实上，除了“文明对待”外，其实还有一个经验问题。
毕竟，京师警察们大概从未见识过学生运动的如此场面，仓促之间，上头又无命令，不知如何处置也属情有可原。
章宗祥
而在读罢曹汝霖的回忆录后，当年的参与者王抚洲也发表了一番奇想：如果当时曹汝霖、章宗祥立刻从东边后门撤走，那当天的遭遇或许不会发生。其以为：
“如果换做一个有革命经验的人，处在曹的当时地位，必然不至于吃这场眼前大亏。
曹润田（即曹汝霖）先生自从留日归国后，一帆风顺，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从来不曾经过变乱与应付非常事态的经验，以致坐等‘文明对待’的保护，造成了他个人和他这小集团毕生的悲剧，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检讨，不禁为之惋惜。”
当然，王抚洲也认为，当时民情激昂，即便曹汝霖应付得宜，避免了眼前亏，但他迟早还是会成为代罪的羔羊，只是其命运不至于如此戏剧化的悲剧收场罢了。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火烧赵家楼”一事对其一生名誉关系太大，但此事“系学生不明事实，处于爱国心，虽有那个，尚可原谅。”
对此，王抚洲也有一段持平之论：
“综观《一生之回忆》，曹润田尚不失为一长厚有绅士风度的人，在日军侵占华北时期，他能拒不参加伪组织，且能营救我爱国志士，皆属可取。
所以他能寿登耄耋，并有贤妇孝女侍奉晚年，使他能很安闲地写出一本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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