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蔡元培。
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吃没吃苦头？
刘宜庆
一百年前的今天，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爱国群众运动，这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也是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经历五月三日的不眠之夜，北京各学府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时代宣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救亡图存深入人心，五四运动最初由北京的学生开启，随即，蔓延全国，形成浩浩荡荡的爱国热潮，席卷神州大地。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是当天抗议活动的高潮，二十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被逮捕的北大学生。
1919年5月6日的《晨报》的报道，刊有《学生界事件昨闻》，共分九个小标题：昨日各校之罢课、被捕学生之姓名、学生被捕后之况状、各校长之会议、北京社会之不平、汪王林等请保释、教育厅长之辞职、六国饭店之会议，章宗祥之伤势。其中“学生被捕后之况状”一则，对我们了解被捕学生在狱中的生活状况，有直接的帮助：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则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键。中有托人带信，勉勖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
学生刚被捕时，难免吃点苦头。对被捕学生施虐的是步军统领衙门，而警察厅的警察则宽容，甚至“优待”被捕学生。警察总监吴炳湘之所以主张“优待”被捕学生，是因深知“事体重大”，被捕学生“与寻常罪犯不同”。这一点，从1919年5月11日的《每周评论》记者综述稿《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可得到印证。笔名为“亿万”的记者，这样述及被捕学生在狱中的遭遇：
游缉队捕几个人到步军统领衙门去，很虐待的，曾把他们放在站笼里登了几点钟。当晚十二点钟送到警察厅去了。巡警、宪兵捕去的稍好些。但是被捕之时，也不免捱几下打。到警察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
在广大爱国师生坚决斗争和全国报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月6日，当蔡元培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时，当局才不得不勉强同意。校长们与警察总监打交道，出现这样一个细节。北大校长蔡元培、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要求吴炳湘放人，吴要求学生先复课。校长们问，如果学生复课了，警察不放人怎么办？吴炳湘发誓说：“如果复课不放学生，我吴炳湘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吴炳湘。
5月7日，被捕学生被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广场迎接，蔡元培和被捕归来的学生合影。据被捕的学生回忆：“我们分别坐着3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5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请注意，被捕释放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与师生见面。同学们都很崇拜地望着他们。北大师生对被抓捕的学生，如此礼遇，可谓英雄凯旋，勇士归来。
5月8日的《晨报》上，有一则小文，题为《北京警察之爱国》，其中有云：“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事实上，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中，还包括内务部直属的高等警官学校的学生。
被捕学生回校，各校同时复课，至此，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按说，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了，章宗祥被打得死去活来，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山东问题没有解决，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出京南下了。而北洋政府不仅不听取民言、民意，而且倒行逆施，采取高压政策，引起更大风潮。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取代李长泰为步军统领，意图对学生罢课、游行进行镇压。5月24日，北洋政府“封闭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学生为保释被拘者往警厅，则并保人而拘之”。为了钳制新闻报道和言论，北洋政府封闭北京《益世报》，“并派兵监视在京有力之各报馆，凡新闻非经政府许可登载者不得登载”。
五四运动中，学生走向街头，向公众演讲，宣传救亡图存。
5月24日之后，北京学生上街演讲，以唤醒国人。在杨亮功的记忆中，仍然记得前门外某校讲演学生情动警察的感人一幕：
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修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汁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五四》）
这大概是五四运动中最感人的一幕。学生痛哭流涕地演讲，前来驱逐学生的警察，被学生的演讲感动，以致泣下。这种爱国激情、热忱，经历百年而不磨灭。隔着一百年的时光，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一场景的历史温度。
五四运动中，各界游行示威。
这一幕在北洋政府的军阀和政客看来，学生策反警察。
随后，风云突变。6月3日，因对北洋政府为曹、章、陆辩护不满，北京的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法学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狂风怒号”、“黑云遮天”之类的描述见诸报端。
在北大教授、教职员会书记马叙伦的回忆文章《我在六十岁之前》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次学生被捕的情形。总统徐世昌听信三个卖国贼里面陆宗舆的怂恿，“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把他们囚犯似的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这一次被捕学生没有得到“优待”，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有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起来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还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送得进去了”。
军警包围北大三院。
从马叙伦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北洋新闻的管制大约没有起到什么效用。显然，北洋政府对局面开始失去控制力。而舆论照常报道，对北洋政府的高压措施施加压力。耐人寻味的是，“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还很注意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声音提醒我们，这帮军阀里面，也不全是武夫当国的大老粗。在这些人头脑中，学生是读书的种子，国家的未来。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再加上舆论的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之后，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远在巴黎的中国全权代表接到国内“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的专电。6月28日，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五四运动的成功，与全国报刊的报道、舆论的支持分不开的。
北京女校学生五四运动中游行。
提示：百年五四运动纪念系列这是第五篇。之前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请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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