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1919中國：新文化思潮與“五四”之魂3.文化前夜的北大人
3.陣營，文化前夜的北大人
3.陣營，文化前夜的北大人
李樹澤/文
蔡元培1917年1月4日到任北大校長的，多年以後，現代學者顧頡剛這樣回顧了蔡元培到任北京大學校長哪天的情形：
……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蔡元培、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蔡元培到校不久，一面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一面於1月11日，起草致教育部函。其內容有“請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文字，並詳附陳獨秀的履歷。隔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函字13號送達北京大學，這份官方函件以“貴校函開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覆。”的口吻，下達了陳獨秀即任北大文科學長之事。
一張蔡校長任職後的第三張告示，讓北京大學校園議論紛紛
1月13日，北大校園。一張蔡校長任職後的第三張告示，讓北京大學校園議論紛紛。面對“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的告示內容，贊同與貶斥的聲音沸沸揚揚。反對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中的黃侃、馬裕藻等人。支持陳獨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鄉。蔡元培說：“陳獨秀先生精通訓詁音韻，有著作，能勝任文科學長一職。”
風波平息過後，陳獨秀攜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桿衚衕9號(今20號)。《新青年》編輯部同時搬到北京。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後，陳獨秀覺得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態度。1917年1月底，寫出著名的《文學革命論》，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正在美國紐約做畢業論文的胡適，收到了陳獨秀寄來的《新青年》雜誌，讀罷陳獨秀響應自己《文學改良芻議》所做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後，當即回信表示對陳獨秀的觀點表示支持。
陳獨秀北京箭桿衚衕故居
這年2月,《新青年》刊發了胡適的八首新詩。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幾千年來，中國詩的文化在歷史的行進中蕩氣而回腸，它賦予節奏和音律詩韻之下，是泱泱中華大國性格的昭示。但處在二十世紀初新文化浪尖上的中國詩走向何處，是胡適和當時的許多文化人的心頭沉甸甸的思考，中國詩在經歷了千年洗禮傳承之後，當它厚重的筆墨傳接給此時一些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思想，並且嗅覺到西方詩生動的別開生面的文化性格時，勢必會給中國詩的創作帶來一種新的衝擊。
胡適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發表的八首新詩，正是帶著一種對中國詩的強烈革新意識而創作的。他在其中的一首《蝴蝶》詩這樣寫道：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無心再上天，天上太孤單。
胡適對中國詩的新詩的這種身心實踐，突出的一點就是它的大眾白話性特色，這種白話性反映在閱讀接受上，使得詩歌更通俗易懂了，這種來自市井、民間的語言，洋溢著一種歡快的節奏，在1917年2月的春風裡盪漾┅┅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北平，北京大學，在時人以與胡適往來為榮，“我的朋友胡適之”幾乎成為當時學界和文化界風尚的校園裡，北大的學生們讀著胡博士的“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的白話詩句，私下悄悄地傳誦著：寫白話詩的胡適也已受聘北大，不日就要登上講臺了。
周樹人在1917年北平的春風裡，迎來了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坐僉事的第五個年頭。
周樹人，即後來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狂人日記》、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意義的魯迅，原名周樟壽，浙江紹興人。幼年生活在前清的一個士大夫家庭，少年時經歷了祖父官場事發、父親病逝等家庭衰敗變故。後留學日本學醫帶著“預備卒業回來，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吶喊自序》）”和“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吶喊自序》）”的人世苦悟，意欲為改變中國人精神而投身倡導文藝運動。
但周樹人意欲使中國和自己有所改變的夢，很不美滿
但周樹人意欲使中國和自己有所改變的夢，很不美滿。在日本期間，對學醫夢有所動搖的周樹人與人意欲倡導文藝運動，創辦《新生》雜誌，但面臨著“（同仁）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創始即背時的境地，後回國在家族和孝道的背景下，拖著一條令他憎惡的長辮子，接受了一樁“母親饋贈”的“物件”般的無奈的舊婚姻，經歷了大清龍旗更替之際的中華民國及其後的反袁與軍閥混戰時局等一系列來自社會和自己人生的變故後，周作人已經絕望透頂，冷眼看世界的周樹人在痛恨麻木的日子裡，自己也開始麻木了。
是的，志難酬，情又為遇，正值人生盛年的周樹人在1917年春天北平紹興會館的人生“鐵屋”中，應酬著乏味的工作，在抄碑，看佛經，讀墓誌的孤獨中，他給自己取“俟堂”別號。“俟堂”者，“待死堂”也。
這年的4月1日，周樹人的弟弟周作人來到北京，哥倆同住在紹興會館。周作人的到來，給孤寂中的周樹人帶來了一絲慰藉。
周樹人在無比的欣喜中張羅著安排照料著京來兄弟的生活
周樹人在無比的欣喜中張羅著安排照料著京來兄弟的生活，頓覺自己一下子充實起來。多年來周樹人面對二弟周作人一直充當著“長兄”的愛護之情，自1909年周作人與日本姑娘愛羽信子結婚後，周樹人主動放棄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在二弟婚後家庭費用增多的情形下，回國在紹興等地教書、辦報的勞碌中，除照顧家中的母親、妻子及三弟的生活外，還要定期為遠在日本的二弟周作人寄錢，兩年後周樹人又親赴日本，接回三弟一家，而周作人也迫於大哥“長兄”的家族身份，心安理得的接受著大哥周作人的這份長兄護翼之情。
周樹人與心愛的二弟在北平紹興會館的這段日子是快樂的，二弟的每一點人生和學問上的進步，都會讓他感到欣喜、快慰，周樹人感到自己的二弟，此時無論是在學問，還是社會閱歷上，都日漸成熟了，同時他還發現，二弟在學問上的研究見地已相當獨到了。周樹人感懷著二弟周作人的眼下的學人聲名，想到自己多年來的點撥與期望，不禁有些感喟。
兄弟倆的這次相逢，對於絕望和孤寂中此時已陷入“鐵屋”境地的周樹人來說，“長兄”之愛，因為二弟周作人赴京的到來，因為家族希望在眼前的這個叫周作人的二弟的舉手投足中，也讓他開始接近日後成為“魯迅”那個自己了。
身在北平1917年的紹興會館的杯盞中
紹興周家哥倆，身在北平1917年的紹興會館的杯盞中，在哥倆親切的吳越聲息裡，攪動著他們的春之聲，也在他們還沒有料想中攪動著波瀾中國和她漸在萌生的現代新文化的聲聲慢┅┅
二弟向大哥聊到了同鄉蔡元培，聊到了他們的書信來往，聊到了眼下時局動盪中的北京大學，大哥本
就在二弟周作人來北京前，周樹人在紹興會館的住處，與蔡元培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
時蔡元培言談中流露出讓周樹人到北大之意，但周樹人本在絕望中，北京大學、陳獨秀和《新青年》以及眼前的蔡校長等等一切，對於他來說只是冷眼看著，雖身在教育部位上，卻面對故交且屬文化教育的這一切零零總總，了無半點興趣。
同鄉蔡元培，對於他們哥倆來說，交往中的敬重並非他的故鄉紹興有關他的翰林才情，他們敬重的是該人的“亂黨”性情和對天下文化的博納襟懷，但對於大哥周樹人來說，此時連這份敬重也麻木了，他似乎從新任的蔡校長、北大以及陳獨秀的《新青年》這些文化氣象中，沒有得到一星半點的值得他張望關注的東西，心頭除了感到乏味還是乏味，他也知道自己是不該有這份“乏味”之感，不僅有負於老友的提攜，也愧對老友的知遇之恩，但感想著蔡元培，還心頭的那份愧疚還是說服不了心底的乏味。
而周作人想到蔡元培就不一樣了。周作人來此行是抱定要到北大教書以謀求人生出路的，因此，心頭想著同鄉蔡元培，自然有些憧憬與暢懷，自然也會和庇護了自己多年的大哥說到自己的此番打算，周樹人此前已經知道他的這個二弟，和自己的老朋友蔡元培通信交往，並探討了許多他所關心的文化思想，還得到了蔡元培的不少鼓勵，素有“培養後人、推助後輩”美譽的蔡元培，在與周作人的書信中已經流露出許多賞識，因為與周家老大周樹人的經年交情，也已從心裡喜歡上了這個年輕的後輩了，也意欲讓他加入新張後北京大學的學人隊伍。在這種情形下，後來周樹人和好友許壽棠向蔡元培鄭重推薦過周作人。
第二天，周作人又叫了洋車，再去馬神廟的北京大學拜會蔡元培
在北平紹興會館大哥周樹人處住過兩夜後，出門叫了輛來回的洋車，前往馬神廟拜會蔡元培校長，蔡元培這日並未在校，急切中要往蔡元培家尋訪時，因為自己滿口的吳越之音，竟讓車伕拉錯了地方，初來北平且人生、地不熟的周作人懷著滿腹的憾惑又回到了大哥紹興會館的住所。第二天，周作人又叫了洋車，再去馬神廟的北京大學拜會蔡元培，熟料蔡元培又未在校！二弟周作人前後折騰了兩天拜會蔡元培未見，讓大哥周樹人既為其不安，又有些哭笑不得。二弟面對新張的北大，意欲在此謀些差使的念頭作祟之下，是有些難以適應自己的閒適和無聊了。
紹興會館的周家哥倆，在見面後有些疲乏的唸叨中睡下。蔡元培聽說同鄉周家二弟連日來訪的消息後，當即登門位於菜市口的紹興會館，蔡元培說：“學期中間不能添加新課，擔任北大的預科國文作文，如何？”周作人聽罷大為喪氣，含糊著答應並著，蔡元培轉身向周樹人端詳著，此時相貌顯得有些落拓不羈的周樹人，他們幾年來各自忙著各自事情，書信往來中難得鮮見一面，他知道他這位在時下學界才情與孤僻齊名卻在教育部官場身受排擠的同鄉，眼下正掙扎在自己的沉淪中。
蔡元培轉身向周樹人端詳著，此時相貌顯得有些落拓不羈的周樹人
蔡元培在年初赴任北大校長之際，就曾給魯迅去信，也心生過聘任魯迅的年頭，只因魯迅已在教育部供職，而未打攪。此刻，他忽然覺得眼前的這周家哥倆他是誰都不該捨棄的。周樹人卻在這一天想起了蔡元培登門造訪的那次長談，那一次雖然自己了無興趣，他還是從就未謀面的蔡先生眼中看到了他對自己身在官場人事不合的牽掛，這一次因為二弟周作人的兩次造訪後的登門看望中，他分明從蔡元培的眼神中讀出一種懇切，他帶著一種多年來心頭未從生有的感念之情，和二弟周作人目送著蔡元培的馬車在菜市口人來熙攘的人流中消失┅┅
幾天後，蔡元培告訴還在菜市口紹興會館魯迅住處的周樹人，以“暫在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擔任編纂”的折衷之策，挽留住了欲身進北大的周作人。在二弟有些欣喜神情的中，周樹人忽然覺得離蔡元培新張之下的北大網絡中人的日子不遠了。
1917年8月7日，身在教育部主持並設計了北洋政府國徽、國旗的周樹人，接到蔡元培為北大設計校徽的邀請，魯迅完成的北大校徽由三個人形組成“北大”兩個篆字，背向側坐在上的是兩名學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師。老師十分吃力，肩扛著學生，表現了北大的一切當為學生服務。同年，9月4日，周作人也收到了北京大學的正式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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