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1919中国：新文化思潮与“五四”之魂3.文化前夜的北大人
3.阵营，文化前夜的北大人
3.阵营，文化前夜的北大人
李树泽/文
蔡元培1917年1月4日到任北大校长的，多年以后，现代学者顾颉刚这样回顾了蔡元培到任北京大学校长哪天的情形：
……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蔡元培、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蔡元培到校不久，一面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一面于1月11日，起草致教育部函。其内容有“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文字，并详附陈独秀的履历。隔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函字13号送达北京大学，这份官方函件以“贵校函开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复。”的口吻，下达了陈独秀即任北大文科学长之事。
一张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让北京大学校园议论纷纷
1月13日，北大校园。一张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让北京大学校园议论纷纷。面对“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的告示内容，赞同与贬斥的声音沸沸扬扬。反对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中的黄侃、马裕藻等人。支持陈独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乡。蔡元培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风波平息过后，陈独秀携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后，陈独秀觉得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917年1月底，写出著名的《文学革命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正在美国纽约做毕业论文的胡适，收到了陈独秀寄来的《新青年》杂志，读罢陈独秀响应自己《文学改良刍议》所做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后，当即回信表示对陈独秀的观点表示支持。
陈独秀北京箭杆胡同故居
这年2月,《新青年》刊发了胡适的八首新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中国诗的文化在历史的行进中荡气而回肠，它赋予节奏和音律诗韵之下，是泱泱中华大国性格的昭示。但处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化浪尖上的中国诗走向何处，是胡适和当时的许多文化人的心头沉甸甸的思考，中国诗在经历了千年洗礼传承之后，当它厚重的笔墨传接给此时一些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并且嗅觉到西方诗生动的别开生面的文化性格时，势必会给中国诗的创作带来一种新的冲击。
胡适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的八首新诗，正是带着一种对中国诗的强烈革新意识而创作的。他在其中的一首《蝴蝶》诗这样写道：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无心再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对中国诗的新诗的这种身心实践，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大众白话性特色，这种白话性反映在阅读接受上，使得诗歌更通俗易懂了，这种来自市井、民间的语言，洋溢着一种欢快的节奏，在1917年2月的春风里荡漾┅┅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北平，北京大学，在时人以与胡适往来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几乎成为当时学界和文化界风尚的校园里，北大的学生们读着胡博士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白话诗句，私下悄悄地传诵着：写白话诗的胡适也已受聘北大，不日就要登上讲台了。
周树人在1917年北平的春风里，迎来了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坐佥事的第五个年头。
周树人，即后来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意义的鲁迅，原名周樟寿，浙江绍兴人。幼年生活在前清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少年时经历了祖父官场事发、父亲病逝等家庭衰败变故。后留学日本学医带着“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呐喊自序》）”和“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的人世苦悟，意欲为改变中国人精神而投身倡导文艺运动。
但周树人意欲使中国和自己有所改变的梦，很不美满
但周树人意欲使中国和自己有所改变的梦，很不美满。在日本期间，对学医梦有所动摇的周树人与人意欲倡导文艺运动，创办《新生》杂志，但面临着“（同仁）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创始即背时的境地，后回国在家族和孝道的背景下，拖着一条令他憎恶的长辫子，接受了一桩“母亲馈赠”的“物件”般的无奈的旧婚姻，经历了大清龙旗更替之际的中华民国及其后的反袁与军阀混战时局等一系列来自社会和自己人生的变故后，周作人已经绝望透顶，冷眼看世界的周树人在痛恨麻木的日子里，自己也开始麻木了。
是的，志难酬，情又为遇，正值人生盛年的周树人在1917年春天北平绍兴会馆的人生“铁屋”中，应酬着乏味的工作，在抄碑，看佛经，读墓志的孤独中，他给自己取“俟堂”别号。“俟堂”者，“待死堂”也。
这年的4月1日，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来到北京，哥俩同住在绍兴会馆。周作人的到来，给孤寂中的周树人带来了一丝慰藉。
周树人在无比的欣喜中张罗着安排照料着京来兄弟的生活
周树人在无比的欣喜中张罗着安排照料着京来兄弟的生活，顿觉自己一下子充实起来。多年来周树人面对二弟周作人一直充当着“长兄”的爱护之情，自1909年周作人与日本姑娘爱羽信子结婚后，周树人主动放弃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在二弟婚后家庭费用增多的情形下，回国在绍兴等地教书、办报的劳碌中，除照顾家中的母亲、妻子及三弟的生活外，还要定期为远在日本的二弟周作人寄钱，两年后周树人又亲赴日本，接回三弟一家，而周作人也迫于大哥“长兄”的家族身份，心安理得的接受着大哥周作人的这份长兄护翼之情。
周树人与心爱的二弟在北平绍兴会馆的这段日子是快乐的，二弟的每一点人生和学问上的进步，都会让他感到欣喜、快慰，周树人感到自己的二弟，此时无论是在学问，还是社会阅历上，都日渐成熟了，同时他还发现，二弟在学问上的研究见地已相当独到了。周树人感怀着二弟周作人的眼下的学人声名，想到自己多年来的点拨与期望，不禁有些感喟。
兄弟俩的这次相逢，对于绝望和孤寂中此时已陷入“铁屋”境地的周树人来说，“长兄”之爱，因为二弟周作人赴京的到来，因为家族希望在眼前的这个叫周作人的二弟的举手投足中，也让他开始接近日后成为“鲁迅”那个自己了。
身在北平1917年的绍兴会馆的杯盏中
绍兴周家哥俩，身在北平1917年的绍兴会馆的杯盏中，在哥俩亲切的吴越声息里，搅动着他们的春之声，也在他们还没有料想中搅动着波澜中国和她渐在萌生的现代新文化的声声慢┅┅
二弟向大哥聊到了同乡蔡元培，聊到了他们的书信来往，聊到了眼下时局动荡中的北京大学，大哥本
就在二弟周作人来北京前，周树人在绍兴会馆的住处，与蔡元培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时蔡元培言谈中流露出让周树人到北大之意，但周树人本在绝望中，北京大学、陈独秀和《新青年》以及眼前的蔡校长等等一切，对于他来说只是冷眼看着，虽身在教育部位上，却面对故交且属文化教育的这一切零零总总，了无半点兴趣。
同乡蔡元培，对于他们哥俩来说，交往中的敬重并非他的故乡绍兴有关他的翰林才情，他们敬重的是该人的“乱党”性情和对天下文化的博纳襟怀，但对于大哥周树人来说，此时连这份敬重也麻木了，他似乎从新任的蔡校长、北大以及陈独秀的《新青年》这些文化气象中，没有得到一星半点的值得他张望关注的东西，心头除了感到乏味还是乏味，他也知道自己是不该有这份“乏味”之感，不仅有负于老友的提携，也愧对老友的知遇之恩，但感想着蔡元培，还心头的那份愧疚还是说服不了心底的乏味。
而周作人想到蔡元培就不一样了。周作人来此行是抱定要到北大教书以谋求人生出路的，因此，心头想着同乡蔡元培，自然有些憧憬与畅怀，自然也会和庇护了自己多年的大哥说到自己的此番打算，周树人此前已经知道他的这个二弟，和自己的老朋友蔡元培通信交往，并探讨了许多他所关心的文化思想，还得到了蔡元培的不少鼓励，素有“培养后人、推助后辈”美誉的蔡元培，在与周作人的书信中已经流露出许多赏识，因为与周家老大周树人的经年交情，也已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后辈了，也意欲让他加入新张后北京大学的学人队伍。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周树人和好友许寿棠向蔡元培郑重推荐过周作人。
第二天，周作人又叫了洋车，再去马神庙的北京大学拜会蔡元培
在北平绍兴会馆大哥周树人处住过两夜后，出门叫了辆来回的洋车，前往马神庙拜会蔡元培校长，蔡元培这日并未在校，急切中要往蔡元培家寻访时，因为自己满口的吴越之音，竟让车夫拉错了地方，初来北平且人生、地不熟的周作人怀着满腹的憾惑又回到了大哥绍兴会馆的住所。第二天，周作人又叫了洋车，再去马神庙的北京大学拜会蔡元培，熟料蔡元培又未在校！二弟周作人前后折腾了两天拜会蔡元培未见，让大哥周树人既为其不安，又有些哭笑不得。二弟面对新张的北大，意欲在此谋些差使的念头作祟之下，是有些难以适应自己的闲适和无聊了。
绍兴会馆的周家哥俩，在见面后有些疲乏的念叨中睡下。蔡元培听说同乡周家二弟连日来访的消息后，当即登门位于菜市口的绍兴会馆，蔡元培说：“学期中间不能添加新课，担任北大的预科国文作文，如何？”周作人听罢大为丧气，含糊着答应并着，蔡元培转身向周树人端详着，此时相貌显得有些落拓不羁的周树人，他们几年来各自忙着各自事情，书信往来中难得鲜见一面，他知道他这位在时下学界才情与孤僻齐名却在教育部官场身受排挤的同乡，眼下正挣扎在自己的沉沦中。
蔡元培转身向周树人端详着，此时相貌显得有些落拓不羁的周树人
蔡元培在年初赴任北大校长之际，就曾给鲁迅去信，也心生过聘任鲁迅的年头，只因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打搅。此刻，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周家哥俩他是谁都不该舍弃的。周树人却在这一天想起了蔡元培登门造访的那次长谈，那一次虽然自己了无兴趣，他还是从就未谋面的蔡先生眼中看到了他对自己身在官场人事不合的牵挂，这一次因为二弟周作人的两次造访后的登门看望中，他分明从蔡元培的眼神中读出一种恳切，他带着一种多年来心头未从生有的感念之情，和二弟周作人目送着蔡元培的马车在菜市口人来熙攘的人流中消失┅┅
几天后，蔡元培告诉还在菜市口绍兴会馆鲁迅住处的周树人，以“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的折衷之策，挽留住了欲身进北大的周作人。在二弟有些欣喜神情的中，周树人忽然觉得离蔡元培新张之下的北大网络中人的日子不远了。
1917年8月7日，身在教育部主持并设计了北洋政府国徽、国旗的周树人，接到蔡元培为北大设计校徽的邀请，鲁迅完成的北大校徽由三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表现了北大的一切当为学生服务。同年，9月4日，周作人也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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