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晶明談魯迅他的追求是如何處理“新”與“舊”

阎晶明谈鲁迅他的追求是如何处理“新”与“旧”

阎晶明谈鲁迅他的追求是如何处理“新”与“旧”

閻晶明

阎晶明谈鲁迅他的追求是如何处理“新”与“旧”

“名家講經典”講座現場 本報訊(記者 張恩傑)20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100週年紀念日。以“紀念五四 閱讀魯迅——從《孔乙己》發表100週年說起”為主題的“名家講經典”專場講座,當天下午在北京十月文學院舉辦。著名學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兼任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的閻晶明為廣大文學愛好者講解魯迅及其文學作品。

在講座中,閻晶明把魯迅放在當代文學格局中進行閱讀和研究,證明了魯迅思想的巨大魅力就在於其強大的現實性,在於他對民族性格的根性剖析具有長久的“當代性”。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追求,最後就體現在魯迅的經典性上。

“‘五四’那個時代出現了一大批風雲人物,每位作家的定位都比較容易,但是魯迅具有不可替代性。”閻晶明如此表示。

在他看來,“五四”運動的追求超越了辛亥革命,不是幾個人在革命,在於要喚醒大眾,而魯迅的追求恰恰最深刻地應和了這種時代的要求,就是如何處理新和舊的關係。

“魯迅的小說是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讀懂魯迅有助於理解這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史,理解‘五四’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閻晶明認為,沒有巨大的從封建到現代化轉型的歷史時期,就不會有魯迅的思想和他的爆發力。

談到魯迅的作品《孔乙己》發表100週年,閻晶明稱,《孔乙己》作為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夕繼《狂人日記》之後第二篇白話小說,自發表之後即被選入教材。

他認為,魯迅的很多小說描寫了舊體制對人的壓迫,批判國民性的軟弱,但他不是無情的冷酷的文學家,他始終記得革命的要求,所以他在深重陰晦的小說裡,努力給人以希望和力量,特別是在小說創作裡有最感動人的地方。

對話

魯迅寫出了革命的艱鉅性和複雜性

當天下午,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做了長達三個小時的魯迅及其文學作品的演講,並回答了現場觀眾的提問。演講結束後,北京青年報記者就以下問題,對閻晶明進行了獨家專訪。

舊時代與新精神

《狂人日記》《藥》直接體現覺醒

《孔乙己》與“五四”的聯繫更深沉

北青報:魯迅的哪些代表作品及筆下人物跟“五四”時期宣傳的精神思想更貼近?

閻晶明:在我看來,五四運動發生之前,魯迅發表了三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這其中《狂人日記》裡有狂人的覺醒,《藥》裡面夏瑜這個革命者的形象,更直接地反映出“五四”運動中一部分覺醒的、參與實際革命的愛國志士的精神氣質。

相比而言,《孔乙己》這部小說裡塑造的人物形象,魯迅表達了一種時代轉型過程當中,比較迂腐、落後、守舊、固執、不覺醒的群體,事實上這跟“五四”新思想在骨子裡是有緊密聯繫的。

這種聯繫看似不是那麼直接,但更深沉。它表達了革命的艱鉅和繁重。類似孔乙己這樣有文化的人都這樣,更何況阿Q、祥林嫂那樣的人。這也是魯迅在思想上很深刻的一面,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時代、同類型的作家。在《風波》等小說裡,魯迅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他一方面寫了普通民眾的麻木和愚昧,另外一方面則表達了革命的艱鉅性、複雜性,這也是魯迅成為一個思想家的原因吧。

舊形式與新變化

白話文運動讓大眾覺醒

文體隨時代而變

北青報:“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您如何評價白話文運動在這裡面所起的作用,它對當代文壇還有哪些影響力?

閻晶明:白話文運動首先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最大標誌,文言文變成白話文,使得文學走向大眾和影響大眾的可能性空前地增加了。如果說,文化是一種權力的話,它不能只掌握在少數精英手中,這是其一。

現代文學的另外一個標誌,就是人的覺醒。人的覺醒,感情的直接抒發和表達,這些都跟傳統古典小說完全不同。

魯迅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他研究《紅樓夢》,實際上是為了研究歷史,而不拘於紅學;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真正的訴求也是為了當代,而不只是在談古代文學史。比如,魯迅談到文體的演變,認為這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變化,類似四言變五言、五言變七言、七言變宋詞,宋詞變小說,實際上他是看到了社會的變化而帶來文體的變化。比如,詩歌為什麼會衰落,小說為什麼興盛?這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問題,而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問題。這就是魯迅看待任何問題的一個特殊角度。

我們說今天為什麼是長篇小說興盛,這不光是作家喜歡寫長篇小說,而是跟這個時代的文化狀況,包括圖書出版、市場經濟化的需求,影視改編有關。網絡文學緣何越來越長,這也跟大眾閱讀習慣、傳媒變化有關係。社會的變革影響著文學的演變。

舊觀念與新策略

魯迅未提出用拉丁文代替漢字

對具體問題不應簡單判斷

北青報:現在網上有人說,五四運動時期,一些文壇大家,向國民強力推行拉丁文書寫,這引發了一些爭議。對此,您怎麼看?

閻晶明:首先,魯迅本人並未提出過用拉丁文代替漢字。當時一些文化人提倡的,事實上也是用拉丁化的羅馬拼音,實現白話文的普及。和魯迅倡導的做更淺顯的白話文在訴求上是一致的。當然魯迅後來也總結過,說“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漢字而用羅馬字的議論的緣故。”因為破除舊思想舊觀念的任務十分艱鉅,或許有過一些“議論”上的策略。

事實上,魯迅等五四先鋒人物,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對儒學、古典文學的認知和學養是很深的。對一些具體的問題,我們應當歷史地看,而不是抽離出來簡單評判。

文並攝/本報記者 張恩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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