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國與國之間就有多種多樣的外交形式。除了正式的外交往來之外，古代中國也發展出了多種非正式的交往方式，中國人民以開放的心胸迎接來自他鄉的客人，讓他們在見證中華文明榮光的同時，也切身體會到真摯的友好情誼。
在航海技術飛速發展的明代，在民間就產生了一種基於海洋救助的特殊交流形式：古代朝鮮、琉球等國人民因海難而漂至中國，幸而明朝有完善的送還救助措施，他們得以順利來到繁華的北京，再安全被接回自己的家鄉……
相逢：大航海時代的“送還外交”
明朝正值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時代，海洋貿易空前繁榮，出海遇險的商民和使者人數劇增。當時甚至有傳言說，明朝前往琉球的使節會在船上帶上棺材以防出海遇風屍骨無存。據《歷代寶案》等資料記載，1390-1876年在中國至琉球往來航線中，僅有案可查的罹難船隻就達645只，死亡人數達3300餘人，遠航的風險可見一斑。
清康熙時中國冊封使乘坐的前往琉球的“封舟”
正是因此，各國都面臨著如何送還漂來外國商民的現實問題。當時大明疆域遼闊、國家富強，與附近諸國都有穩定國交，北京城內常有多國使臣同時停駐。相比大費周章的遣專人將漂流人口送還，把他們交給各自國家的赴華使者帶回確實是上上之策。在漂流人口的送還過程中，加強了本來遠隔重洋的地區之間的聯絡，進而發生了一種“間接”的外交關係與文化交流。筆者認為，這種交流方式可稱為“送還外交”，即通過這些“意外”來到中國的異國人進行文化交流，並在處理與之相關的涉外事務時，通過全方位保障與深入的溝通加深彼此情誼。
《中山傳信錄》載琉球國往來中國針路圖
有明一朝，從沿海解送北京的外國出海遇險者主要來自朝鮮國、琉球國等，種類涵蓋了使臣、官吏、軍兵、商販各行各業。可以想見，當這群“海洋代表”進入北京，其造成的轟動並不會比真正的外國使節到來小多少。
許多出海遇險的外國人被不遠千里帶到京師，是因為首都北京是當時處理涉外事務的中心，不僅能滿足這些外國人的政治訴求，還能解決實際的溝通問題。京城有專門培養翻譯的機構，翻譯人才眾多，而地方上往往並不具備精通外語的專職人員，大多數漂流至此的外國人也沒有相應的漢語溝通能力。所以，為了弄清他們的身份，送之上京也是必行之策。
明弘治七年（1494年），有11名朝鮮國漁夫漂流到福建漳州，因為當地沒有翻譯，便由福建守臣安排其入京詢問情況：
“漳州府時無譯者，莫知其所自來。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譯審乃得其實。上命給之衣食。”（《明孝宗實錄》）在護送外國友人進京的過程中，明朝官方也十分重視保護這些外國人的財產，派專人保護以防劫匪的同時，更嚴厲懲治那些鑽空子侵佔他們財物的官吏。據《明英宗實錄》載，曾有暹羅國使臣受到潮州地方官吏欺騙而損失了金珠寶石等財物，潮州知府得知此事後，立即上報朝廷，請求查明重罰：
“廣東潮州府知府王源奏，暹羅國遣使臣柰靄納孛剌等航海來朝，其通事柰麻沙等既登岸而舟為風濤漂去，不知所向。潮州衛指揮孫瑜、百戶魏剛以計誘取柰麻沙金珠寶石等物，請治其罪。上以遠人窮無所歸，而孫瑜等不厚撫，反剝奪其財，與寇盜何異？令巡按御史執治之。”赴闕：一位異國人的進京之旅
“服吉服入闕，過一層門、二層二大門而入，則又有二層大門，乃午門也。軍威嚴整，燈燭輝煌……”（崔溥《漂海錄》）
明弘治元年（1488年），北京紫禁城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為首的是名叫崔溥的朝鮮國正五品官。然而，得到入宮面見皇帝殊榮的崔溥一行並非朝鮮派遣進行友好訪問的外交使團——他們是被海浪和颶風帶來的。
北京紫禁城“午門”
當年正月，崔溥在濟州島乘船時被暴風襲擊，一路漂流到了明朝台州。因為身上攜帶了朝鮮國的官符，所以明朝方面得以確認了他的身份。明朝與朝鮮交往頻繁，新即位的明孝宗對這個不幸在海洋上顛簸半月的異國人很是友好，命各地官府護送崔溥及隨員四十多人沿大運河北上入京，之後再走陸路過遼東回朝鮮。
濟州島
崔溥本就是有極高文學素養的朝鮮士子，曾在朝鮮最高國學機構之一的弘文館任副校理，因而精通漢學，可用漢文寫作。一路上他與蘇杭文人官吏交遊唱和，尋訪名勝，記錄下了各地景色風貌：
“（杭州）酒帘歌樓，咫尺相望。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常春之景。”“（蘇州）人物奢侈，樓臺聯絡 。湖山明媚，景緻萬狀。”“（常州）湖山之美，亭臺之設，自古稱道。”雖然並非使節，但崔溥等人從台州啟程開始便得到了不錯的照顧。沿途與他交往的官員士子多有饋贈食物，進宮朝見後明朝官方更是送了全員每人一整套衣服鞋襪。崔溥在北京意外染病，也有太醫前去救治，最後明朝方面專門派遣軍兵護送其回國：
“卒得心痛，胸膈相戾。手足不仁，冷氣遍身，喘息危在咽喉間。禮部即差太醫院士朱旻來救臣病。”“（左軍都督府公文）差官一員伴送，沿途軍衛量撥軍夫防護。至遼東，聽鎮巡等官另差通事人員，送至朝鮮地界，令其自行回還。”（崔溥《漂海錄》）崔溥得到這麼優厚的待遇，一方面得益於他的外國官員身份，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明朝本就十分厚待他國出海遇險者，不論是官員還是行商捕魚的平民，朝廷都一視同仁，派人護送入京，並贈給衣食、安排專員帶領他們回國，充分體現了對外國友人的禮遇：
“初朝鮮國人白隆等十七人泛海市鹽因風漂至。上憫之，謂行在禮部臣曰‘ 十七人皆死而得生，即送還本國’，遂給道里費遣之。”（《明宣宗實錄》）
明代描繪北京城繁華景象的《皇都積勝圖》，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由於朝鮮使節多取道遼東來到北京，所以對明朝江南的風土人情知之甚少。崔溥回國後所撰《漂海錄》詳細介紹了江淮一帶的人物景緻、市井樣貌，一時被朝鮮文人奉為至寶，成為了解江南情況的第一手資料。
睦鄰：以北京為核心的友好交流
明嘉靖年間，朝鮮使臣蘇世讓與琉球使臣梁椿的互訪更是此類“送還外交”的典型。1531年，朝鮮將漂流到境內的7名琉球人轉送北京，交給當時停駐北京的琉球使者帶回。三年後，蘇世讓作為朝鮮使者來華，恰巧在北京碰上琉球使者梁椿。梁椿也曾作為琉球使節到朝鮮進行過外交活動，如今在北京遇到朝鮮人，即便因為水土不服尚在病中，梁椿也難耐激動的心情，親自到蘇世讓的住所代表琉球王答謝朝鮮厚待琉球百姓的善舉：
“‘我國王不勝感喜, 因路遠未得修謝。今欲向宰相展謝。’ 即起作揖，再三稱謝而退。”（《朝鮮中宗實錄》）
昌德宮仁政殿。朝鮮王朝時期曾在這裡為琉球漂流民舉辦宴會
在兩國使臣多次以北京為媒介的送還接觸中，朝鮮和琉球的情誼愈加深厚。1609年，琉球國王致書朝鮮，表示對朝鮮多次救助琉球人的感激之情，願與朝鮮結為兄弟之邦：
“緬想先年, 活我黎庶, 匪唯敝邦, 戴荷洪恩, 於茲未艾, 則數黎民子孫, 無不仰天遙謝貴國竹橋之恩，為不替也……友邦和睦, 福有自來矣。自今以往，請結永盟。貴國為兄，敝邦為弟……歡睦聘問，願與天長地久耳！”（《光海君日記》）
《天工開物》中的“筒車圖”
值得一提的是，以北京為中轉的“送還外交”也起到了傳播先進工藝的作用。明朝水車傳入朝鮮的契機便是一場送還事件。琉球國使者帶著朝鮮漂流人前往北京，經過福建時，其中一個叫樸孫的朝鮮濟州人發現明朝水車工藝精巧，於是就向當地人瞭解了它的製造方法。回到朝鮮後，樸孫找工匠將水車復原出來，引起了朝鮮國王的關注。很快，水車經過試驗後得到朝鮮上下一致稱讚並向全國推廣：
“本國樸孫等（濟州人，凡十二人）漂到琉球國……樸孫見福建道水車，詳習其制，還本國，教匠人造作，其用甚利於農作……今若製作，激水甚便。請令戶曹造作，下送各道，教民如何？”（《朝鮮明宗實錄》 ）
琉球王宮。琉球王曾邀請朝鮮漂流民一同在此參加對明朝行的“望闕禮”
“送還外交”不僅讓流落他鄉的外國人安全返回自己的國家，鞏固了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還帶去了先進技術，可謂是一舉數得。
《明太宗實錄》載，永樂二年（1404年），禮部尚書李至剛曾就海洋救助的問題說道：“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正因為“扶危濟困”的原則，明朝對海上漂來的外國人才始終保持友好態度、積極伸出援手，而深受明朝幫助的東亞各國，也感念於此，從而投桃報李。
古代琉球有一座“萬國津樑鍾”，刻有銘文“以大明為輔車”“遠扇和夏之仁風”，誠哉斯言！六百年前的東亞，早就有從北京來的和平之風，吹過了重洋，吹進海上之人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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