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紀上半葉，歐洲仍處於羅馬帝國崩潰後的黑暗年代；在遙遠的東方，華夏文明迎來了最絢爛時刻——大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唐帝國的極盛期。
杜甫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詩人懷舊之語固然多有誇飾，不能太當真，但“開元盛世”確為華夏罕見的繁榮期。
中唐名相杜佑《通典》記：“（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鬥至十三文……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遠適數千裡，不持寸刃……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物價低廉，治安良好，人口繁盛，在中古時期，無疑都是盛世徵候。
然而，美好的事物總是短暫的，“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唐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唐邊防大將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叛。
內地承平百年，民風柔弱武備鬆弛，面對久經沙場的邊鎮叛軍，大河南北州郡一觸即潰，繁華冠絕天下的洛陽長安兩京先後淪陷敵手，百年積累之文明財富凋零殆盡。大唐朝野最大限度動員力量，與叛軍進行殊死搏殺，雙方數十萬大軍又在中原大地長期往復攻防，“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華夏文明核心區域遭受了空前浩劫。
這場大叛亂前後延續八年，歷經三任皇帝（李隆基、李亨、李豫）執政，直至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及其繼承人內訌相繼死去，戰亂才漸漸平息。李氏家族僥倖度過危機，雖然保住了至尊皇位，但卻失去了往日權威，無論是安史叛軍降將還是平叛功臣，紛紛形成一個個獨立半獨立軍閥集團，對朝廷陽奉陰違乃至公然抗命，藩鎮割據就此確立併成為中晚唐痼疾。戰後中央政府財政嚴重惡化，所能掌握的戶口慘跌至不足戰前四分之一，大唐帝國已被摧垮了根基，從此一蹶不振。
月有陰晴圓缺，國有興亡盛衰，盛唐落幕自有其歷史必然，本也不必過多傷感。問題是華夏文明從此由外向轉為內斂，由進取轉為保守。漢末三國大動亂之後的魏晉六朝已經有重文輕武趨勢，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並立的民族大融合扭轉了這一傾向，而安史之亂及之後的藩鎮割據，造成社會劇烈動盪，使得武將的社會評價嚴重降低，社會主流意識甚至無視軍人履行的保家衛國職責，將其視為禍亂之源。因為敵視武將，精英們對可能提高武夫地位的軍事成就往往持批評態度，甚至將開疆拓土與窮兵黷武劃等號，主動遠離外部新鮮事物，在精神上畫地為牢。
飛揚蹈厲的“開元盛世”就這麼急轉直下，一落千丈再不能復起，還帶動了華夏精神內轉，令人噓噓不已。
一、轉機：上帝關上門就會開一扇窗
大唐百年經營，國力強盛；唐玄宗李隆基也算一代英主，雖說後期有些昏庸腐化，卻也算不上暴虐，遠沒有鬧到天怒人怨的程度，主流社會對之還是很擁護的；大唐忠臣良將不少，唐軍優秀部隊也很多，安祿山雖為宿將，在當時一眾邊將中並不算特別能打，東北邊鎮軍戰鬥力也不見得強於西北邊鎮。煌煌大唐怎麼就讓這個粗鄙無學更談不上遠見卓識的“雜種胡”安祿山，一擊打折脊樑呢？
情況本來不至於那麼糟糕，安祿山叛亂其實是鑽了朝廷缺乏準備的空子。由北周隋朝一脈相承而來曾經發揮過巨大作用的府兵制，到盛唐時期已經完全崩壞瓦解，作為替代的京畿飛騎、彍騎，也因為長期不戰變得徒有虛名毫無戰鬥力。安祿山初叛時詐稱奉密詔討逆賊楊國忠，打出“清君側”旗號，也有一定政治迷惑性。這才是叛亂初期，河南河北州郡望風披靡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說安史叛軍真的特別善戰打遍天下無敵手。
叛軍來勢兇猛，一路勢如破竹，於起兵當年十二月，擊破平叛軍大將原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所部新募軍六萬之眾，攻佔東都洛陽。迫使另一員宿將副元帥高仙芝焚燬太原倉（在河南，與太原市無關）多年積累的大批物資，不戰棄陝郡數百里，一路潰退至關中門戶潼關。
儘管開局輸得灰頭土臉，大唐畢竟底蘊深厚，高仙芝封常清收攏殘兵敗將穩住陣腳，依託潼關天險擋住了攻堅能力不足的叛軍。
雖然高封二將隨後因兵敗被問罪誅殺。封常清不知己不知彼輕率浪戰可算罪有應得，而高仙芝放棄陝郡其實是理智選擇，他的主力是飛騎、彍騎，早已腐朽不堪用，比之封常清臨時招募的烏合之眾相差彷彿，主動撤退尚且組織得混亂不堪，接戰必然慘敗，結果將如封常清所言：“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二將被殺著實有些冤枉。所幸接替防務的老將哥舒翰繼續了前任策略，憑藉險要地形和穩固城防堅守不戰。
叛軍攻潼關不下，意味著他們到達了自己的進攻頂點，很難在戰略上繼續擴大勝利，而唐軍也將迎來觸底反彈。果不其然，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兄弟，趁叛軍後方空虛，不顧自身安危毅然興兵討逆。儘管力量懸殊，顏杲卿很快兵敗遇害，但顏真卿卻堅持住了，在他的感召下，河北忠義人士紛紛起兵抗暴，一時反正多達十七郡。
這時大唐精銳朔方鎮邊軍完成了動員，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率軍擊敗相繼來犯的叛軍高秀巖、薛忠義兩部，隨後朔方軍主力東征支援河東。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二月，唐軍出井陘道反攻河北地區；六月，郭李二將大敗叛軍史思明部於常山。經此一戰，朔方軍和河北義軍在地理上將叛軍分割成河南前線和范陽老巢兩塊，叛軍將士顧念家眷，人心惶惶，甚至連安祿山都發生動搖，一度有意退兵。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大局似乎正在扭轉，眼看著叛軍大勢將去，安祿山將作為不自量力的跳樑小醜被載入史冊，叛亂不過是大唐盛世華章一段不和諧的插曲，帝國終歸要回到既定軌道。
二、崩盤：不作死就不會死
然而朝廷作死本性復發，又在這時鬧起了么蛾子。他們被錯誤情報迷惑——“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一廂情願認定：潼關前線叛軍頓兵城下日久銳氣盡喪，且後方不穩軍心已亂沒有鬥志，唐軍只要斷然出擊，定能畢其功於一役。於是，天寶十五載六月，唐軍主力哥舒翰部脫離既設陣地，奉命東出潼關進攻叛軍。
唐軍由黃河兩岸狹長地帶沿官道西進，六月初八，唐軍與叛軍交戰於靈寶西原。
唐軍約20萬，兵分兩路，主將哥舒翰率北路3萬人控制黃河北岸中條山南坡，監護糧秣輸送並掩護主力側翼；南路以大將王思禮率精兵5萬為先鋒，餘部10萬人為第二梯隊徐進跟隨。
叛軍主將崔乾祐以陣形不整之軍萬人出戰，以陌刀軍五千為第二梯隊列於陣後提供戰術支撐，別部數千人埋伏於崤函峽道南側山頭，騎兵數千藏於山谷中並沿小路秘密向西運動，餘部駐屯峽谷狹隘處為預備隊。
會戰之前唐軍見叛軍陣型不整，有些輕視；接戰不久叛軍詐敗後退，唐軍被敵人陣形散亂假象所迷惑，輕敵冒進大舉追擊，跟隨進入峽道。隨後叛軍伏兵突然出動，佔據險要高地投擲滾木雷石，唐軍身處隘道，人馬相互擁堵難以組織有效反擊，逐漸陷於被動。哥舒翰出動氈車（一種用於衝鋒的重型戰車），試圖衝散隘口叛軍，崔乾祐用數十輛草車阻塞通道，唐軍未能取得進展。
午後東風大作，叛軍乘風縱火，濃煙蔽日，戰場能見度嚴重下降，唐軍無法辨識叛軍位置，只能向煙火處盲目射箭，造成很多誤傷，軍陣也趨於混亂。崔乾祐抓住機會出動已經運動到峽道西入口附近的同羅騎兵，包抄唐軍後隊。後軍不習戰事遇敵驚駭不戰自潰，叛軍趁勢掩殺唐軍前鋒側後，前軍失卻後應首尾不能相顧，隨即崩潰，或藏匿於山谷，或相互推擠落入黃河。
哥舒翰見前軍失敗，急調運糧船隻來救，無奈軍心已亂再無組織，人人為求生爭渡，船隻大多超載沉沒，不能登船的將士甚至用長兵器捆紮作為臨時木筏渡河，以致溺亡無數；北岸唐軍見此情況，隨之潰逃。哥舒翰見大勢已去，不得已率殘部敗逃，回到潼關只剩老弱殘兵八千餘人。哥舒翰還想收攏殘部據守，卻被叛變蕃將挾持投降，叛軍趁勢奪取潼關。
唐玄宗聞報潼關失守，隨即放棄西京長安南逃蜀中，大唐開國百年以來京師首次淪陷。朔方軍聞訊放棄唾手可得的勝利退無奈回河東，叛軍趁勢反攻倒算，河南諸郡大半失陷，河北反正諸郡全部易手，連抗暴意志最堅決的顏真卿也只能棄平原南渡。
全局就此糜爛，幾乎不可收拾。
若非張巡許遠等忠臣義士拼命死守睢陽，阻止叛軍南下攻略江淮地區，保住唐朝財賦重地，大唐帝國幾乎就有傾覆危險。
而這一切就在天寶十五年六月初八，潼關靈寶戰場上決定了。
三、覆盤（上）：三軍不可奪帥
潼關一戰，對於唐朝近乎滅頂之災，而對叛軍則是挽狂瀾於既倒的輝煌大勝。
此戰不僅在戰略上影響深遠，在在戰役戰術方面同樣可圈可點。叛軍最多不過3萬人，野戰完勝20萬唐軍，堪稱一場教科書式的經典伏擊戰；拋開道德因素不提，叛將崔乾祐此戰表現，“雖古之名將不過如此”。
勝利也許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往往有其必然性，這樣一場以少勝多的壓倒性勝利，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唐軍主將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哥舒翰，曾兼任河西、隴右兩鎮節度使，多次擊敗吐蕃，以勇冠三軍著稱。時人有歌贊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作為西北邊鎮宿將，哥舒翰久經沙場功勳卓著，朝野均視之為唐軍統帥不二人選。
相比而言，叛軍主將崔乾祐資歷功業都遠遠不如，此人系安祿山由行伍中提拔，在安氏麾下諸將中排名也不算很高，此前也沒有什麼突出表現，只能算一個戰場經驗豐富的中級將領。
但是唐軍指揮結構有著嚴重短板，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不幸中風長期病休在家，對於此次驟然壓上的平叛重擔，他心中很是猶豫。哥舒翰真實病情應該不太嚴重，到安祿山叛亂時，身體已經基本痊癒，唐玄宗再怎麼昏庸糊塗也不至於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委託給一個偏癱病人。雖然哥舒翰身體恢復良好，但是體力較差是肯定的，具體軍務沒法管得太多，因此“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這位田司馬偏偏又是個沒擔當不敢任事的主，於是大軍領導層明顯軟弱渙散。
更糟糕的是，哥舒翰還要面對後方的干擾。唐玄宗並不真懂軍事，卻自以為是喜歡干預前線將領戰術決斷；孫子兵法雲：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哥舒翰身體不好本來就不太“能“，君主還要來“御“，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政出多門搞得主帥威信大失。
而叛軍方面則完全不同。攻打潼關的叛軍本來由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指揮，天寶十四載十二月首攻受挫後，安祿山並不考慮其子的威信問題，而是直接換上崔乾祐，可見安某人重視實效並不在乎繁文縟節。此後叛軍遷延堅城之下幾近半年，安祿山對崔保持了充分信任，並不催促。
而崔乾祐也用自己的表現證明當得起這份信任：叛軍骨幹是北方邊鎮軍，不習慣中原夏季暑熱，長時間下來，師老兵疲士氣低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實際情況是，直到戰前叛軍戰鬥力依然保持良好，足見崔乾祐治軍有方。
崔乾祐不僅治軍有方，而且謀略過人，他確定強攻難以奏效，就改變策略“能而示之不能”，“ 於陝郡潛鋒蓄銳” ，製造“賊殊無備”的假象，引誘唐軍脫離堅固城防，進入叛軍擅長的野戰模式。而唐玄宗恰恰中計，哥舒翰明明告誡他“祿山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計也“，他卻固執相信錯誤情報，強令出擊。
四、覆盤（中）：兵在精不在多
儘管唐軍指揮結構很不健康，將領謀略也不如叛軍，但唐軍畢竟實力雄厚，對於叛軍還是很有優勢的。所謂在絕對實力面前，一切陰謀詭計都是徒勞。
問題是唐軍真有很大優勢嗎？
潼關唐軍號稱20萬，實際上是有虛頭的，而且構成相當複雜：一半以上系高仙芝封常清部敗兵，即原關中飛騎、彍騎以及一些新募兵，這些人雖然稱為“騎”，但基本是步兵，總數可能超過10萬人；一部是由關中蕃胡部落徵發的蕃兵，大多為輕裝騎兵，約3到4萬人；還有一部為奉調入京勤王的河隴、朔方邊鎮軍，進京勤王的最多1萬人，河西隴右軍還要負責防衛吐蕃，能調動的也不會太多。
從封常清的表現看，新募軍明顯不堪戰，而飛騎、彍騎更是花架子，這些人的戰鬥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蕃兵戰鬥技能尚可，但分屬碎片化的多個種族部落，組織程度很低作戰意志不堅決，只能作為補充力量打順風仗壯聲勢；只有邊鎮軍保持著較強戰鬥力，是唐軍主力。
這又是哥舒翰失職的地方：他是在天寶十四載十二月高仙芝封常清被誅殺後，被任命為大軍統帥的，最遲到次年正月實際就任，到六月兵敗，其間足足有五個月時間。這麼長一段時間內，如果肯做，抽調邊鎮軍中得力軍官，下力氣認真操練新募軍，雖然不太可能練出真正精銳戰士，起碼可以讓這些人有能力打打下手，不至於成為友軍負擔。當然，哥舒翰可能考慮到以邊鎮軍為基礎改造中央軍會犯皇帝忌諱，但主要還是因為他精力不濟，又不願大權旁落，既不肯真正放權給田良丘，又縱容“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葉”，以致“人無鬥志”。
叛軍兵力不詳，估計在3萬人上下：不整之軍1萬，陣後第二梯隊陌刀軍五千，南山埋伏數千，峽道接應數千，包抄騎兵數千。
叛軍骨幹是戰場經驗豐富的原范陽平盧邊鎮兵，其中包括一支兩到三千人規模的同羅騎兵（可能是安祿山精銳親兵所謂“八千曳落河”一部），該部久經沙場，戰鬥力很強。
雙方這樣一對比，唐軍所謂優勢根本微乎其微，加上指揮混亂低效，實際能發揮的戰鬥力是不如叛軍的。哥舒翰是宿將，很清楚雙方真實力量對比，所以理智的避免決戰，無奈皇帝瞎指揮，只得勉強出戰。
五、覆盤（下）：有多少錯可以重來
雖說唐軍出擊是條件不成熟輕率浪戰，勝算極小，但不等於說一定就會慘敗，問題是他們又犯下了一系列錯誤：
唐軍此次傾巢而出，幾乎沒有留守兵力，這明顯有悖軍事常識，所謂未慮勝先慮敗，打仗誰能保證穩嬴？況且那些飛騎彍騎等於豬隊友，沒有戰鬥力也就罷了，實戰中還可能輕易崩潰拖累友軍。即使是尚有幾分戰力的蕃兵，也很可能因為紀律散漫臨陣妄動，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只帶邊鎮軍和服從性較好的一部分蕃兵出戰；所謂兵貴精不貴多，精幹的隊伍才能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發揮應有作用；哥舒翰身為宿將，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出這種昏招的唯一可能就是：哥舒翰很少處理具體軍務，在官兵中威信不足，飛騎彍騎軍官仗著天子親軍不買他的賬。這些軍官未經戰陣，輕佻盲動，被崔乾祐佈置的假象所迷惑，想當然以為出擊必勝，為爭功而求戰，哥舒翰無力彈壓只能聽之任之。
當然，到具體作戰時哥舒翰還是知輕重的，他清楚這些烏合之眾不堪用，就將他們派到第二梯隊，搬運輜重順便充數壯聲勢。他也估計到蕃兵紀律散漫，不適合編入軍陣，除將少數服從性較好的蕃騎配屬給前軍打下手，做些偵察警戒掩護襲擾工作，其他大部分調到北岸由自己直領，自成一路免得干擾主力——哥舒翰後來是被蕃將火拔歸仁挾持投降的，應該是和蕃兵在一起的。打發完豬隊友和可能壞事的蕃兵，最後把自己的主力邊鎮軍全部派出打前鋒。
這麼做也有些不合常理，因為哥舒翰沒有留下有力部隊擔任預備隊，一旦形勢有變就沒有機動兵力可以應對。不過這情有可原，邊鎮軍數量有限，本來對叛軍就沒什麼優勢，再拆分開來就變成以寡擊眾自取滅亡了，倒不如孤注一擲賭一錘子買賣，還有幾分僥倖取勝可能。
問題是哥舒翰忘記了，他已經不是那個能夠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橫行青海夜帶刀”的哥舒將，歲月不饒人，他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再馳騁一線了，只能將前線指揮權交給大將王思禮。王思禮將門出身久經沙場，用兵比較謹慎，由他擔任前線指揮應該能夠勝任。
以王思禮的戰場經驗，應該不至於被崔乾祐不整軍陣輕易迷惑，也能想到峽道中可能會有埋伏，不能壓上所有本錢把整支部隊都投入進去，得留一支生力軍應變。但是他指揮的是構成複雜的三鎮混合軍團，河西隴右兩鎮經常合作抗擊吐蕃，還能勉強配合，突厥方向的朔方鎮就相當陌生了，諸軍各自爭功冒進，王思禮不能約束，於是一窩蜂掉進了崔乾祐的口袋陣。
這又是哥舒翰的錯誤，當初他出於權術聽任王思禮和李承光爭權，破壞了王的威信，造成王無法有效駕馭前軍。
即使唐軍中計遭到伏擊，事情也不是不可挽回。叛軍雖然佔據有利地形，但控制的是南面山地，戰場只是相對狹窄，唐軍能夠調用氈車這種重型兵器，可見並不是完全沒有機動空間，叛軍投擲的滾木雷石並不能造成太大殺傷，無非是幹捱打不能反擊比較傷士氣而已。
畢竟前軍是比較有經驗的邊鎮軍，在煙霧瀰漫的戰場上還能維持建制，這時候如果斷然脫離戰鬥，損失還不會太大——崔乾祐設伏兵力不算太多，他用草車堵路固然限制了唐軍氈車衝擊，同時也妨礙了自己本部反攻；他的同羅騎兵應該還沒有運動到位，提前出擊可能不會取得很好戰績。
然而哥舒翰猶豫了，他的位置遠離戰場，憑軍報判斷前軍還能支持；他抱著僥倖心理，覺得咬牙再努力一把也許就能擊潰叛軍，遲遲不願壯士斷腕。於是乎隨著時間推移唐軍終於淪落至萬劫不復之境。
六、覆盤（完）：魔高一丈
儘管唐軍表現拙劣，但他們終歸不是魚腩，不是那麼容易覆滅的。
這裡就看出崔乾祐的用兵手段了。
藉助朝廷豬隊友的神助攻，叛軍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野戰機會。前面說過，比起實際能發揮的戰鬥力，唐軍是不如叛軍的，真要進行一場堂堂正正的會戰，叛軍勝算很大。
但是崔乾祐並不滿足一場大勝，他要的是一戰定乾坤，他不希望再有殘兵敗將逃回去給他製造麻煩，為此他進行了精心排兵佈陣：
崔乾祐的基本戰略是誘敵深入、側翼包抄打殲滅戰，這並不出奇，每一場會戰都是這個指導思想，關鍵要看怎麼實現。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顯然是示敵以弱，但這只是第一招，崔乾祐並不認為僅用這一手就能騙過哥舒翰王思禮等老江湖。他在後陣部署五千精銳陌刀軍，先令前軍“旗少偃，如欲遁者”，等唐軍逐漸佔據上風時，後軍“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鬥”。
這也是崔乾祐計劃的一環，他清楚西北邊鎮更熟悉陌刀戰術，這一招並不能制勝，而是要讓唐將認為叛軍布的是前輕後重的誘敵之陣，不足為慮。經過力戰叛軍再詐敗，就容易解除對手戒心，使得唐軍相信敵人已經力竭，可以放心追擊。
等唐軍追近隘口，叛軍止步回戰，南側山頭伏兵出擊，用滾木檑石打擊迫近隘口的唐軍。這一手還是詐術，就是要讓唐軍產生叛軍已經使出看家本領的錯覺。於是哥舒翰下定決心投入生力軍，以氈車衝擊隘口敵陣。
儘管叛軍以草車塞路、乘風縱火遏制了唐軍攻勢，唐軍大將們相信叛軍“技止此耳”，高地檑石終會用盡、草車不可能無限燃燒，介時就是唐軍雷霆一擊奠定勝局的時候。為此他們命令盲目放箭，即使有所誤傷也顧不得許多了，為的是避免叛軍趁亂逼近偷襲，增加戰役變數。
崔乾祐並不指望南山伏兵能夠打敗敵人，他要的是時間，無論是投石還是縱火，都是為了逼離唐軍步兵，儘可能推遲短兵相接。當他聞報同羅騎兵已經運動到峽道入口附近，並且觀察到唐軍已經完全展開陣型，不會再有預備隊了。
就是這個時候！
剽悍的同羅騎兵衝出山谷，頃刻間擊穿了唐軍後軍警戒線，以排山倒海之勢殺向河灘方向。唐軍後軍疏於戰陣，驚駭之下迅速崩潰，叛軍乘勢席捲前軍後方，苦戰半日的邊鎮軍來不及收攏，在前後夾擊下全軍崩潰……
應該承認同羅騎兵包抄戰術近乎爐火純青。王思禮不是生瓜蛋子，不會顧頭不顧腚，他事前就對附近進行了必要的偵察搜索，而且還留下有力部隊掩護——隨著戰役進展後隊也加入戰鬥，只留下少數蕃騎擔任警戒。因此，為了瞞過唐軍偵察，同羅騎兵潛伏在戰場數十里外，開戰後才往峽道入口方向運動，為了保存馬力，他們一路需要牽馬步行在崎嶇小道上，即使如此他們仍然及時運動到位，一擊打爆素質很高的西北邊鎮聯軍。
崔乾祐以他老辣的用兵宣告，哥舒翰等老一輩名將已經到了黯然退場的時候，新一代將星正在冉冉升起。
七、問責：誰該負責
作為大軍主帥，哥舒翰在戰役指揮上昏招迭出，無疑對於慘敗負有重大責任，但這些基本上屬於戰術錯誤。前面說過，唐軍實際戰鬥力不及叛軍，非要正面硬扛的話，哪怕是韓信李靖復生，也不過是小敗大敗的區別。說到底，這仗就不該打，戰略上的根本錯誤，不是戰術能力所能彌補的。
無論是《舊唐書》《新唐書》，還是《資治通鑑》，都明確指出，哥舒翰堅決反對出關浪戰，是在唐玄宗強逼之下，不得已出戰。
也就是說，這個責任應該是李隆基的？
皇帝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沒有人能追究其過錯責任，因此他們往往行事任性；但他們輕視的別人的身家性命，對自己可是愛惜得很。崔乾祐的誘敵之計其實表演過火，以四千對壘20萬明顯兒戲，玄宗即便一時不察，經哥舒翰提醒不難察覺其中有詐，不會輕率冒險。畢竟其他地方丟了也就丟了，潼關是京師最後一道門戶，一旦有失沿線無險可守，叛軍一個衝鋒就能打到長安，難道李隆基任性到拿自己老命開玩笑的程度？
史書告訴我們，這是奸臣楊國忠向皇帝挑唆的緣故。此人覺得哥舒翰手握重兵，有可能危及自己的權力地位，於是不顧大局造謠中傷不斷使壞，逼迫大軍冒險出關作戰。
事實當真如此嗎？
主動出擊確為楊國忠的餿主意，此人也是公認的奸佞小人，但不能以他的為人簡單推定他是出於主觀惡意進讒言。
事實上楊國忠也不可能有什麼主觀惡意——作為外戚，他是依附皇權存在的，根本利益和皇帝一致；平時挖皇帝牆角薅羊毛搞腐敗也就罷了，到了生死存亡時刻，輕重緩急他還是拎得清的。玄宗擔心的問題難道楊國忠就不用擔心了嗎？之前他對安祿山的不斷詆譭，兩人已然勢成水火，叛軍一旦打進關來，他註定難逃一死，他怎麼可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
克勞塞維茨有言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的最終目的還是政治利益，所以政治家出於政治需要，干預前線將領決斷是常有的事，有時為了更大政治利益，甚至不得不違背客觀規律進行軍事冒險。
楊國忠雖然是依靠裙帶關係發跡，卻不是無能之輩，他能坐穩帝國宰相寶座，沒有兩把刷子是混不下去的——此君只是貴妃族兄，血緣關係不算很近，單靠吹牛拍馬沒有一定實際才幹，是不能從一票楊氏外戚中脫穎而出的。
楊國忠會幹正事嗎？當然會，此人在財政上還是相當幹練的——新舊唐書批評楊國忠的事由無非弄權害人和妄起邊釁兩端，並未提及他橫徵暴斂以致民不聊生，可見他主持下的帝國財政並沒有出現問題。
戰爭從來不只是軍事問題，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固然重要，後方勤務支持同樣不可或缺。20萬大軍駐紮在潼關，糧餉軍械完全依賴關中地區籌辦；以大唐殷富軍餉器械都不是大難題，主要困難還在糧食供給上。
大唐王朝儘管經濟繁榮國勢昌盛，卻有一個很大短板，就是帝國核心地帶糧食不能自給——隋唐時期關中地區已經不是秦漢時的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國，長期開發造成地力退化，而人口卻迅速繁衍，因此不得不從中原乃至江淮地區調運大量糧食填補缺口，數量最多時達到“三年，運七百萬石”；楊國忠長期辦理帝國財政，這一點他再清楚不過了。
作為京畿所在的關中地區，貴族階層龐大官僚機構臃腫，為了供養這樣一大批非生產性人口，糧食壓力極大。有唐一代皇帝時不時就要“巡幸”東都洛陽，說白了一大半是為了逃荒，帶上一大票貴族官僚軍隊到東部地區“就食”，減輕關中負擔。
而此時叛亂極其嚴重，河南州郡大半淪陷，帝國性命攸關的運糧通道斷絕，關中糧食供應只能吃儲備的老本；現在為了抵禦叛軍，帝國在潼關集結了數十萬大軍，糧食消耗如流水一般，曠日持久下去坐吃山空，國家財政有破產的危險，由不得楊國忠不緊張。
更糟糕的是，造成糧食供應緊張也有他楊大丞相一份“功勞”：當初楊國忠認為國家倉儲豐富物資充足，為顯示自己的理財能力，他改變財稅制度，調低地方上繳財富中的糧食比例，將主要運力用於布帛等高附加值貨物輸送上。
這個政策一方面緩解了國家物資調度的運輸壓力，減少運輸途中人力物力損耗，減輕了徭役負擔；另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有效掌握了更多財富，有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力支持了天寶年間一系列對外戰事，本來是一項善政。但是糧食儲備的減少，卻使得帝國應急處置能力急劇下降，而唐玄宗又在叛亂髮生當年“（天寶）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年”，這個缺乏遠見的做法，進一步加重了隱患。
果不其然，大亂驟起，河南諸郡迅速失守，河陰倉、含嘉倉、太原倉等重要倉儲不是淪陷敵手就是自行焚燬，眼看著關中糧倉一個個被搬空，楊國忠就寢食難安。
哥舒翰從軍事觀點出發，認為叛軍利在速戰，唐軍利在持重；而楊國忠站在國家總體戰略的高度，看到帝國實際上沒有繼續拖延的本錢，只有儘快結束戰事，才能避免糧盡兵潰不可收拾。
說到底楊國忠推動出戰也是職責所在，說不上多麼公忠體國，卻也沒多少私心。但他終歸只是宰相，再怎麼炙手可熱，也就是平時弄權，這種軍國大事只能由皇帝拍板。糧食不濟雖然是大問題，但還不是迫在眉睫，因為此時已到六月正值夏糧收穫時，即便關中產量不足，支持一兩個月還是可以的。玄宗雖然還來不及收到郭子儀李光弼常山大捷消息，但朔方軍在河北進展順利他總是知道的，反正大軍已經在潼關屯駐了半年，完全可以再觀望一段，何必枉顧自身安危去孤注一擲？
除非說還有其他因素影響。
事物從來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安史之亂是大唐內部矛盾激化所致，本質上屬於內政，但不等於沒有外部勢力參與。
自從公元7世紀下半葉，縱橫遼東的高句麗王國覆滅，稱霸塞北的東西突厥汗國瓦解，雄踞高原雪域的吐蕃帝國就成了大唐最危險的敵人。
為爭奪地區霸權，為掠奪更多財富，從天山南路到河西走廊，從青海高原到四川盆地，兇悍的吐蕃武士與安西軍，河西軍，隴右軍，劍南軍年復一年的生死搏殺，雙方矛盾已經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既然大唐出了內亂，吐蕃沒有理由不趁火打劫，事實上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雖說吐蕃乘虛而入是後來的事，沒有明確記錄說吐蕃曾在天寶十五年襲擾邊境，但卻有蛛絲馬跡表明他們已經開始行動。畢竟唐軍與叛軍在潼關相持長達半年，有關消息早已通過間諜傳到邏些（今拉薩），吐蕃領導層有足夠時間據此作出判斷決策，即使他們為穩妥起見不大舉進犯，試探一下總是可以的。
馬嵬坡兵變楊國忠被殺時，“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馬嵬坡在今陝西省興平市以西，離長安不過百餘里，不過騎兵一日行程，皇帝一行還遠沒有脫離險境；在這種情況下逃命才是第一位的，誰有功夫來搞這些禮儀程序？而楊國忠偏偏在這時忙裡偷閒正式接待，很可能因為這位使者就是來搞軍事訛詐的，甚至威脅進攻楊國忠的最後底牌，他長期遙領的劍南鎮，楊某人必須認真對待。
既然吐蕃能在這個時候搞訛詐，那麼他們同時進行軍事威脅也在情理之中。吐蕃一向對河西隴右地區垂涎三尺，而這一地區是關中西大門，如果被吐蕃佔領，即便解決叛軍，也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安全形勢嚴重惡化。
既然大唐不可能拿核心利益出做交易，那麼西陲戰事再起也就是早晚的事了。為避免出現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唐軍必須搶時間先解決一個方向的敵人——吐蕃是多年敵國，兵強馬壯，一旦開戰必定曠日持久；所以只能選擇冒險先打實力相對較弱的叛軍。
李隆基楊國忠不是強令出戰，而是向哥舒翰擺明了整體形勢，告訴他河西隴右諸軍短時間內不能再來勤王；哥舒翰權衡再三，最終決心發起進攻，《舊唐書》只說“翰不得已，引師出關”，所謂“慟哭出關”、“撫膺慟哭”都是後人想當然腦補的結果。
哥舒翰明白此戰是在賭僥倖，謹慎持重只會形成添油戰術，於事無補；還不如干脆全力以赴，拼一拼運氣！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唐玄宗、楊國忠、哥舒翰都沒有發生戰略誤判，歷史卻選擇了他們來共同終結這段輝煌。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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