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华横溢，是北大100年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他不争名，不争利，不争成果，至死没评上博导。他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他就是张筑生。
张筑生是不幸的。他自幼体弱多病，2岁时得了一场脑膜炎，小脑自此留下了后遗症。13岁又因为一次医疗事故，左臂残废，肌肉和神经严重萎缩，“读书、写字、洗衣服，全靠右边一只手。”
但是，上天关上一道门的时候又打开了一扇窗。
1965年，25年的张筑生以优异的成绩从贵州考入四川大学数学系。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数学系，成为著名数学家廖山涛的弟子。
据说当时有一道考试题，由于出题老师的失误，导致题目无解。而全国200多考生中，指出无解的，只有张筑生一个人。
后来，北大的老师也承认题本身有问题，因此凡作错了的，不扣分，唯张筑生加了10分，当时就有老师说，“张筑生的水平根本用不着来读研究生，他完全可以给研究生开课。”
在78级数学系53名研究生中，大伙对张筑生都很尊重，“一半是学友，一半是老师。”他经常在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
1981年9月，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张筑生作为研究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高喊“专业如宗教”，并立志要为中国数学赶上并超越国际水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数学那么枯燥，数学是你的宗教吗？”
“人世间没有枯燥的事，兴趣就是佛灯，投入就是神明，爱专业就是力量。”
张筑生是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
整个研究生三年，他都醉心于数学，全天泡在图书馆。馋了，就去菜市场买一斤抄手皮，一斤鲜味绞肉，回校包抄手，用煤油炉子煮着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82年的硕士毕业论文里，他直接就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猜想给搞定了。结果，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
可惜，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校长非常谨慎。
第二年，反过味来的北大校长张龙翔专门请100多位专家给张筑生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博士论文答辩。你没有看错，是100多位专家！那场面，那声势，在北大100年校史上绝无仅有！
就这样，1983年，张筑生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博士。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他那张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还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
再后来，经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推荐，张筑生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
正是在美国，这所爱因斯坦的母校，张筑生感受到了中国数学界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所以，当1986年初从美国归来，领导让他讲“数学分析”与“微分动力系统”的基础课，并致力于编写一套新编教材时，张筑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不过，领导之所以把这个“硬任务”交给张筑生，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基础扎实，分析能力强，私下的原因却是压根儿没人干。
曾有一位熟悉内情的数学系教师劝张筑生，“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教基础课，编写基础教材，不算科研成果，费力不讨好。”
的确，张筑生当时刚刚46岁，如日中天，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而且以他的聪明与悟性，几年之内搞个博导或者学科带头人是指日可待。
但是，张筑生却这么想，“发达国家是一日千里搞科研，我们是几十年如一日搞政治，惭愧，对不起国家与人民啊！”
结果，基础课一讲就是12年，教材一编写就是5年。
那5年间，张筑生日夜苦思冥想，并把自己的文学造诣融入到教材中，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
1996年，《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结果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轰动。
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的陈天权，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
张筑生的导师廖山涛院士从不轻易表扬谁，唯独对这本教材例外，“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青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老师没有看错，4年后的2000年，该书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著作二等奖，而当年的一等奖空缺。
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张筑生一生只写了三本书，除了这套《数学分析新讲》外，还有《微分动力系统原理》以及《微分拓扑讲义》。
也正是著作少、科研成果少，在高校根本就吃不开。
当时，北大数学院有教授62人，包括他的师弟，一共有45名博导，唯独张筑生前前后后评了五、六次都没评上博导。
没有博导头衔，自然好住房、高工资、高福利就轮不到。张筑生倒是很看得开，“我的工作量不够，科研成果不多，也属正常。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
但是，即便这样，老天还是与张筑生开了个玩笑。
就在那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就查出了鼻咽癌。3年后，鼻咽癌转移到了肝部，在生命的最后5年，他唾腺损坏，全身骨头疼，肝癌引发腰部以下浮肿，又得了严重的结肠炎，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
学院劝他全休，他却坚持上课，并说鼻咽癌初期可治愈，影响不大，化疗他也挺得住。张筑生对前来劝他去医院的人说，“你们让我去医院就是让我去死！”
而且， 1995年，即他患鼻咽癌4年后，被任命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1997年到2001年他死之前，一直是国家队主教练。
说是主教练，其实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是带中学生，北大大并不承认其成果。很多教授都敬而远之，以各种理由拒绝。
但是张筑生却认为“个人名利事小，国家荣誉事大。”又说：“事总得有人干呀。”
从此，张筑生带着半身的癌细胞，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经常白天上课，晚上再查阅资料，想法设法为那些中学生搞出具备新意、难度、有代表性的题目，尽管自己虚弱到一碰到粉笔尘就浮肿。
此后5年，他带领一帮数学尖子，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
当年的数学奥赛世界冠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姚健钢博士，提起张筑生，总是唏嘘不已，“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非常艰苦。”
北大教授赵春来曾经说过，“我做过一次教练，就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件差事的艰苦性，而张筑生为了搞这个奥赛，连命都搭了进去。”
是啊，春蚕到死丝方尽。2001年9月后，张筑生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连路都走不成了。
从他在蓝旗营的家到学校东门大约只有500米的路程，张筑生却要历尽艰辛。
先请夫人叫出租车到楼下，再慢慢地从没有电梯的六楼下到五楼，乘电梯下去，一步一步挪到出租车上；到了学校，夫人扶他上楼，走进教室。每节课，张筑生都要拼尽自己全身的力气才能讲几十分钟。而每一次上完课，全体都像洗过澡一样。
2002年1月11日下午，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208室，这是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7名学生监考。
当时张筑生拿起花名册，一个一个点名，而后又认真地宣布了考试纪律，然后才让学生们开始答卷。
整整3个小时，张筑生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像。几十年来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苛刻的习惯，在监考期间坚决不允许自己去厕所。
考试终于结束了，张筑生却再也挪不动半步。
25天后的2月6日，他与世长辞。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曾贴满了悼念文章。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
2001年春节前，张筑生的一位老友过去探望他，“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过去四川大学的老友若相问，我何言以对？”
张筑生想了一下，说：“你就说张筑生一生努力了，于心无愧。告知亲朋好友，筑生不久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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