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的小朝廷中，溥儀優哉遊哉地過著關門皇帝的生活，但有了《清室優待條件》作後盾，溥儀錯誤地滿以為可以“理直氣壯”地在他的小天地內為所欲為，獨自稱尊。
1922年前後，由於北京經常受到戰火的威脅，深恐溥儀一旦不能在宮內居住時，就無處可以避亂，就由我父親（載濤）在天津英租界13號路代溥儀買了一所樓房。我們也考慮到一旦離開宮內，對於生活費用以及出洋留學的經費，勢必感到極大的困難，因此，未雨綢繆，做了一些準備。
從1922年起，就秘密地把宮內所收藏的古版書籍（大部分是宋版）和歷朝名人的字畫（大部分是手卷），分批運出宮。這批書籍、字畫為數很多，由宮內運出時，也費了相當大的周折。因為宮內各宮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宮太監負責保管，如果溥儀要把某宮的物品賞人，不但在某宮的賬本上要記清楚，還要拿到司房載明某種物品賞給某人，然後再開一條子，才能把物品攜帶出宮。當時，我們想了一個自以為非常巧妙的辦法，就是把這大批的古物以賞給溥傑為名， 有時也用賞給我為名，利用我和溥傑每天下學出宮的機會， 一批一批地帶出宮去。
拿宮中的寶貝做抵押
溥儀從北京故宮中運出的珍寶、古玩、金銀器皿雖然無記載， 但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和從後來的流散情況看，數量也不少。溥儀的堂弟溥佳幼年時曾作為溥儀的英文伴讀，經常出入宮禁，他曾回憶說：“溥儀出宮的前兩天，我們趁養心殿無人的時候，從保險櫃裡取出些便於攜帶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裝在兩個小手提箱內，準備帶出宮去。”
溥儀從小就喜歡玉器，見得多了自然也就對玉器有了一定的鑑賞水平。溥儀從北京故宮盜運的珠寶翠玉中以玉飾為最精，價值也很昂貴， 其中玻璃翠玉有許多，大小形狀不等，都是難得的珍品，還有重幾十克的金剛寶石、印尼產貓眼石、紅寶石、翡翠等珍寶。
其實，溥儀在和溥傑有計劃地運國寶之前，就已打起了宮中寶物的主意。因為溥儀不僅維持了舊有的“御膳房”，而且還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兩處膳房每月的花銷就高達1300多元。1921年以前，內務府公佈的“交進”和“奉旨”支出的“恩賞”等款項，每年就要87萬多兩白銀。據說每年小朝廷的總開支都不少於360萬兩。
錢不夠用，民國政府又時常拖欠，怎麼辦？溥儀他們首先想到的辦法就是借。於是，溥儀命人向商號、銀行借錢，但是大筆的錢，溥儀他們根本就還不起。於是，就拿宮中的寶貝做抵押。遜清皇室就用這種方式向各大商號、銀行共借款超過100萬元。
後來，“小朝廷”認為這是個賠本買賣，於是開始積極籌款， 即拍賣宮中的金銀、珠寶、古玩。還於1922年1月，刊登了一份公開出售珍寶古玩的招商廣告。招商廣告一經發出，就立即獲得了京師銀行、富商大賈，甚至是外國駐華使館洋人的注目。雖然無法確定這次拍賣遜清皇室一共賣出了多少國寶，但從他們發出的發貨通知單來看，各商家可謂是滿載而歸了。
在天津，變賣大量國寶
1924年11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馮玉祥組織的臨時執政府攝政內閣召開會議，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規定“清室應該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
下午三點，溥儀與皇后婉容、淑妃文繡以攜帶生活用品、首飾為名帶著部分珠寶玉器，乘坐民國政府準備的汽車，由鹿鍾麟、張璧陪同，駛出紫禁城，到達後海北沿的醇親王府他的生父載灃家。溥儀看到王府門前及四周佈滿了荷槍實彈的國民軍士兵，就徑直向王府走去。
此時的溥儀是一種怎樣的心情，無人知曉，人們只是看到他緊緊地閉著嘴，神情嚴肅沮喪，帶有一絲無以名狀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幾分欣慰之色，原來溥儀想到了他和溥傑從北京故宮中運出的奇珍異寶，雖然曾在醇親王府內集中存放了一段時間，但慶幸的是已全部轉移到天津日租界那個安全所在，這就足以保證他一生的榮華富貴。
溥儀秘密潛往天津後，開始了他長達七年的“寓公”生活。在天津時期，溥儀為了達到“復辟祖業”的政治目的，拉攏、收買各類軍閥，使大量的古玩珍寶散佚，為了滿足他那揮霍無度、浩繁無邊的開支，溥儀又把手中的國寶變賣，換為金錢。溥儀究竟賣了多少件書法字畫，無案可查，很難摸清底數。但有資料較為翔實地記載了“三希堂”中的“二希”，即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兩件墨跡便是溥儀在天津時賣出的。
這樣的稀世之寶，竟被溥儀賣給了古董商郭世五。郭世五何許人也？此人乃琉璃廠古玩商人，善於經營，有理財管理能力，曾任袁世凱時代的總務局局長。郭世五之子為投靠國民黨財閥宋子文，於是用“二希”為覲見禮。但此賄賂醜聞暴露後，引起全國上下輿論譁然，宋子文在無法掩飾之下，只好忍痛將原物歸還郭家。後來郭世五之子以經濟拮据為由，還是把“二希”抵押在香港銀行。
為了實現復辟的迷夢，溥儀就如同“病急亂投醫”一樣，不論是軍閥，還是解甲的軍人，或是窮途政客，溥儀和他們交往的親疏，決定於他們對復辟的態度，對於他們也不再過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時溥儀對他所做的復辟夢，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經質，只要有人口頭上對他表示支持，願意為他效勞，他的心裡就會得到滿足，就會答應對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著聯繫軍人、擁護復辟這張門票，便可走進張園。一批批的光桿司令和失意政客湧進了租界。他們的眼睛不是來看這位無權無勢的“遜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儀手中的文物珍寶、金錢古玩上。一個叫劉鳳池的失意小軍閥，小有計謀，人稱之為“小諸葛”，有人向溥儀吹其為“現代的諸葛亮，得此一人，勝於臥龍鳳雛，復辟大業，已有九成把握”。劉鳳池見了溥儀，在吹噓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後， 建議溥儀拿出些古玩字畫和金錶、玉器給他。他可以拿這些東西出去給溥儀聯絡軍界人物，以便使他們共同“贊襄復辟大業”，這樣的“香餌”溥儀怎能不吞？於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錢的東西。後來劉鳳池竟指名要這要那。有一次他說去活動張作霖的部下鄒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動其心也，應送其珍珠、好寶石或鑽石，按萬元左右貴重物予之，當有幾十倍大利在也”。為了拉攏奉系的榮臻、馬占山、張作相，劉鳳池指明要各送十顆朝珠；為了拉攏一個姓穆的軍閥，他指明要珠頂冠上的那顆珠子。這些人從來沒有拿出什麼實際成績給溥儀，只是無止境地伸手，既要東西又要錢，溥儀抱著少有的耐心，對他們寄予深深的期望。
賣的沒有買的精
東陵事件的發生，打破了溥儀依靠軍閥政客實現復辟的幻想，從而加速了溥儀依靠外力圖謀復辟的步伐。清東陵位於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 1928 年軍閥孫殿英將乾隆和慈禧太后的陵寢盜掘一空，這件事給溥儀極大的刺激，認為這是和他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溥儀在張園擺上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就像辦喪事一樣，每天舉行三次祭奠，使整個張園都籠罩在悲哀悽慘的氣氛之中。溥儀悲痛至極，衝著先祖的靈位發誓：“祖塋被掘，此乃是我身為後世的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報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靈。”溥儀的心中確立了這樣一種觀念：軍閥、政客實不可用，對他們完全喪失了信心，從以往的“依賴”、“利用”，轉向了“敵視”和“拋棄”。在此觀念支配下， 溥儀與各軍國主義國家駐天津領事、駐軍司令官，開始了頻繁的往來和勾結，加緊步伐走向“藉助外力”、“還政於清”賣國投敵的道路。
溥儀在天津的數年中，究竟變賣抵押了多少件書法名畫，無案可稽， 很難摸清底細。溥儀住進天津張園後，開支很大，急需款項，經人介紹，把從故宮裡帶出來的東西賣到天津的鍋店街萬昌古玩店，賣價一萬多元。這些國寶都是罕見的珍品，天津古玩業聞聽此事，非常眼紅。當時麵粉售價是每袋二元，一萬多元的價錢在民間是非常可觀的數字，但溥儀不久就揮霍一空。溥儀就又拿出幾件珠寶讓人售賣，並叮囑售賣人多到幾家古玩店估價，然後再賣，以防上當受騙。經辦人先到恆利金店估價六萬元， 又到天寶、物華金店和東馬路、鍋店街一帶的古玩店，都估價在五萬元到六萬元之間，最後仍賣給了鍋店街萬昌古玩店，以六萬多一點的價格成交。為什麼各家古玩店和金店估計的價格如此接近呢？這裡面就涉及新中國成立前天津古玩行的生意經“夥貨”起到了作用。當時天津許多古玩店在遇到珍貴珠寶古玩時，相互間就要抬價競爭，結果會大傷元氣。為了避免這種經濟損失，遇到有珍貴珠寶古玩出賣時，幾家古玩店、金店臨時組織起來，出資合作，約定將價位壓到一定的價錢以內，以後不論哪家收到貨物，所得利潤平分。
當這批國寶在恆利金店以六萬元的價格沒有成交時， 現場在座的有一位北京客人肖麻子，對古玩珠寶非常在行。據他鑑定這是一批稀有國寶，能夠賺到大錢，就提議這批珠寶為“夥貨”。當時他就給十家較大的金店、古玩店報信，見到這批貨物的估價不超過六萬元，不論哪家成交，都作為“夥貨”，所得利潤大家平分，結果萬昌古玩店順利成交。事後，肖麻子得到了這十家古玩店、金店的報酬共計3000元。怕上當的溥儀還是上了當。溥儀對這兩次的賣價都不滿意，後來他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寶賣給了法國古玩商人羅森泰，售價總計60餘萬元。
偽滿洲國，瘋狂的禁衛軍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9日中午時分，神情沮喪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來到偽滿皇宮向“皇帝陛下”通報重要情況。他們通知溥儀：即日帶領家屬離開“新京”遷往通化。
此時的溥儀異常惶恐，但他感到和他同行的家屬、用人以及行李等物甚多，特別是偽滿洲宮中所藏的那批國寶怎麼辦？當天實在是無法動身，於是溥儀向山田乙三等人苦苦哀求，結果總算得到了“緩限三天”的“恩准”。山田乙三剛走，溥儀就把隨侍和內廷學生找來，慌慌張張對他們說：“要上通化大栗子溝了，趕緊收拾東西。”接著，又親自向他們具體佈置了收拾哪些東西和怎樣分類裝箱等事。溥儀還從衣兜裡掏出一支槍比劃一下說：“情況緊急！你們每人都帶上一支，以防萬一。”
溥儀親自帶著幾個人打開庫房，先把一幅幅手卷、字畫等打開，由他親自挑選精品，足足挑了大半天，挑出了一批晉、唐、宋、元的書法名畫。為了能多帶一些，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綾包袱皮一概扔掉，塞入長條木箱中，明知此法會使國寶大受損傷，但此時哪顧得上攜帶、保管中的絕對安全問題，只想著用什麼辦法能更多地裝運帶走，為的是增加他將來求生存的保險係數。
對於其他的物品的挑選，溥儀既無心思也無精力一一過目。溥儀的堂侄不知從哪裡拾來一個照相機的鏡頭，對溥儀說：“帶著它吧？”溥儀很生氣地一把抓過來往地上一扔，很不耐煩地說：“拿它幹什麼！”是呀，在這種時候，即使是一架高級照相機的鏡頭又值幾個錢？連那些被公認為海內孤本的宋版書還滿地亂扔呢！
當溥儀匆匆逃離長春偽滿皇宮時，不可能帶走全部財物，其中大部分還是在偽滿皇宮中散失的。溥儀出逃，偽滿皇宮徒有空殼，它和它的主人一樣已是風雨飄搖。守衛偽滿皇宮的近衛軍、禁衛軍和宮內人員此時感到時機已到，便捷足先登， 首先進行了一番洗劫，盡情搶掠溥儀未來得及帶走的宮中寶物，什麼好拿什麼，什麼貴拿什麼。
搶劫偽滿皇宮中的書法名畫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引起的。有個值勤的禁衛軍走過小白樓（溥儀存放國寶的地方）時，也許正在想著“皇帝”出逃之後他自己的退路，也許還在想著混亂之中自己怎樣才能趁機撈一把。
他望著緊緊關閉的小白樓的門窗，產生了好奇心，平日裡總是門窗緊閉、不許人靠前的小白樓裡到底有什麼東西？他走到窗戶前向裡面觀望，發現有許多木箱疊在一起。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一不做、二不休，竟自破門而入，打開大木箱，發現箱中又疊放著更多的小木匣，打開一個小木匣，裡面有黃底白花綾包皮裹著的圓柱形物品。
他以為是一卷綾錦， 再將包打開，發現是色錦作包首的卷子，上貼書籤， 帶纏於卷中，帶上附有白玉撇子，且背面刻有圖案、書畫名字和作者姓名，並填有赤金， 真是精美絕倫，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又打開卷子一看，上面有字有畫， 一連打開好幾卷，在他看來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倒不如一匹錦緞有價值。
這個禁衛軍起初對這些字畫興味索然，只是順便拿走了幾卷，便悄悄地回到了保康門內的警衛室。但這引起了排長的注意，他略知這些字畫的價值，便琢磨著要把這一發現暫時隱瞞起來，以便進一步有組織地偷運。可是，另一些禁衛軍得知內情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尤其是幾個念過國高的有些文化，而且還有個別曾當過小學美術教員，對古代書畫家的姓名多少有些印象，更瞭解古書畫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這千載難逢的偷寶發財的信息無法隱瞞，迅速傳播也是無法控制的。很快，小白樓就成了貪婪目光注視的焦點，擔任警衛的近衛軍、禁衛軍都在值勤換班前進入小白樓大肆搶奪，由暗偷到明取，這些國寶立時成為爭奪的中心。
儘管此時有關國寶的消息已引起了轟動，但在頭兩天波及的範圍畢竟有限。因為按照規定，只有值勤人員才能進入宮內，而值勤有一定的鐘點，他們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行事。
小白樓內的空間多為大木箱佔去，活動空間有限，開箱開匣需要時間，稍微有點古書畫常識的還想開卷看一看，挑選一下，這樣一來免不了又要耽誤一些時間，勢必影響急欲從中搶寶的其他人。爭奪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從開始拿幾件就心滿意足發展到後來的你爭我奪，甚至有人為了爭奪一件書卷彼此各不相讓，各搶得一半了事，有的書卷被搶奪撕扯成了三段、四段。
蘇聯官員“以智取寶”
1945年8月19日，溥儀在瀋陽機場候機，準備前往日本時，被蘇聯紅軍空降逮捕。溥儀一行在離開瀋陽時，他的隨從人員除一般物品外，還帶了兩隻大皮箱。被俘虜後，當時押送溥儀的蘇軍官員認為，箱子內可能裝著皇帝的“龍衣龍袍”， 但當他們第一次檢查這些行李時，看見裡面價值連城的珠寶後，所有在場的人都目瞪口呆。去赤塔的途中，溥儀出於一種誠心，把其中的一些珠寶作為禮品送給押送他的官兵，其中有手錶、煙壺、領帶夾及其他首飾之類的物件。到達哈巴羅夫斯克後，兩箱珠寶被沒收。1946 年4月2日，當地珠寶收買局的代表發那耶爾斯基當著內務局財政司一處處長庫茲涅佐夫上尉和出納員戈拉西緬諾克的面，對這些財物作出評估，檔案記載：111 種珠寶被估價為473975盧布；一隻18K金嵌一顆1.7克拉的珍珠戒指，定價為400盧布；一對嵌有四塊3.3克拉瑪瑙的23K金耳墜，估價600盧布。
在這批明顯被低估的珠寶中，確有稀世珍品：重量分別為 213.3 克拉和 596 克拉的兩隻純金金盤、用一塊鑽石和兩塊紅寶石（總重量34.8克拉 ) 裝飾的 23K金蟲形表、鑲嵌有小石榴石裝飾的金首飾盒、罕見的中式純金戒指，形同蜘蛛、上嵌珍珠的純金髮針（蜘蛛的頭部是絹瑪瑙所做，雙翅為瑪瑙，眼睛是珍珠，頸部用九顆高純度珍珠裝飾)。蘇聯國家安全總部官員認為，不經法院審理和正式調查就沒收這批珠寶是“不合法的”，故而決定“以智取寶”。
1945年5月10日，第四十五號拘留所所長、克格勃官員捷尼索夫少校，從哈巴羅夫斯克將溥儀接到位於郊區的內務局，於是就有了以下對話：
古得利亞夫佐夫上校：你好， 溥儀先生。我們請你來，不是審訊， 而是隨便談談。溥儀先生，您打算怎樣處置您的珠寶呢？我們蘇聯現正為恢復國民經濟發行公債，假如您同意把自己的財寶獻給蘇聯政府， 那是再好不過了。
溥儀：我自己一直沒有機會提出這個問題，既然你們開口了，我很願意把自己的全部珍寶捐獻給蘇聯政府。說罷，有人已擺上了紙筆，讓溥儀留下筆墨。溥儀當時這樣寫道：“我懇求蘇聯政府接受我的珠寶以利戰後發展國民經濟。”蘇方簽字的人員是克格勃官員古得利亞夫佐夫上校。從此，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攜帶的這些中國珠寶歸屬蘇聯，被運到莫斯科轉交國家保管局。這就是溥儀給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聲明，要求接受屬於他個人的貴重物品，把它們作為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戰後基金的實際過程。
溥儀為了達到留在蘇聯的目的，為了能為他向上說好話，不惜討好蘇聯的官員和拘留所管理人員，對他們畢恭畢敬，對他們的各種索取要求有求必應，在恐嚇和敲詐面前更是戰戰兢兢地把身邊的貴重物品大把撒出去。
一直到今天，還有大批國寶流落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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