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大婚，由於宮內沒錢，只好打起了《四庫全書》的主意，這件事溥儀始終沒敢寫入《我的前半生》中。因為這是其祖先乾隆皇帝的畢生心血。而他僅在書中以曲筆方式寫道：“鄭孝胥的開源之策，想把《四庫全書》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遭受當局的阻止，把書全部扣下了。”
那麼到底是印書還是賣書？事實真相，果真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所說的嗎？其實完全不是。查看歷史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到溥儀在此處撒了謊。經查看鄭孝胥原始日記，直到溥儀出宮後，鄭孝胥仍確有出版《四庫全書》的打算，但與溥儀賣掉《四庫全書》是兩碼事。這也反映出此事引發的社會反響巨大，以及溥儀避重就輕的真實心態。
當時皇上即將大婚錢卻不夠，溥儀召各位帝師前來研究對策。結果有人出了一個餿主意，辦法只有一個字——借。
無奈之下，溥儀只能親自發話，讓內務府出面向各大銀行和商鋪借錢，但明擺著溥儀哪有還款能力。談來談去，只好拿宮中珍寶當成抵押物。陸續，遜清皇室以這種厚臉皮的方式先後向京城各大銀行借款百萬兩銀子。
說來溥儀怎麼能錢不緊呢？僅拿“吃”這項來說，自從遜位以來，遜清宮內始終維持過去的“御膳房”。他受西方影響，還建起了一個專做西餐的“番菜膳房”，開支驚人。據說1921年以前，每年宮內平均開支都不少於360萬兩銀子，寅吃卯糧，入不敷出。還有一個確切的數字，即在溥儀結婚前一年，不算日常花銷，僅算內務府的恩賞一項，共計年支出870597兩銀子。
溥儀既然委託皇叔載濤全權籌辦大婚，商量來商量去，還是按照皇叔載濤的主意，在京城的報紙上刊登廣告，出售宮內的國寶《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由乾隆主持編纂的一套規模巨大的歷史叢書，歷經多年才完成，擇選國內優秀書法人才，先後謄寫了整整7套。分別收藏於北京紫禁城、圓明園以及奉天（即如今的瀋陽）、承德、杭州等7處。可惜遲至民國時期，《四庫全書》僅剩下完整的4套，此乃真正的國寶。為了防止再發生意外，民國政府遂在1914年把瀋陽那套《四庫全書》專門押運到京城，小心翼翼收藏在故宮的三大殿內。
溥儀和婉容
1922年3月的一天，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各大報紙登載了一則消息：清室準備把奉天版全套《四庫全書》以百萬元高價對外“出售”。溥儀唯恐這樁生意落空，還特意派了宮內府大臣逐一向駐京各國使館詢問買主。同時，還專門派一位熟悉日本人的皇親前去向日本駐京公使接洽，低三下四地詢問日本人願不願意購買這套奉天版的《四庫全書》。
外人不知，溥儀對宮中珍藏國寶摸底早就開始了，他曾親派內務府大臣和幾位帝師以及第一位陪溥儀在南海瀛臺讀書的啟蒙太監張謙和，協助查清各宮的奇珍異寶。
溥儀開啟國寶封條
據張謙和稱，乾隆皇帝去世前，把畢生酷愛的宮中數萬件超級國寶收藏集中在一處且打上封條，全部“封藏”於建福宮內，任何人不可擅動。
而溥儀當即讓他同赴建福宮，一探究竟。結果，確如張謙和所說，建福宮殿門上貼著厚厚的陳舊封條，多年來紋絲沒動。
溥儀下令打開殿門。於是，張謙和領著幾個心腹太監小心翼翼啟開了封條，推開門進去一看，殿內專用的收藏大躺櫃上，儘管塵土老厚，卻擺放得十分整齊。幾個太監瞧著溥儀的臉色，沒敢動手。這是宮內的規矩，皇上沒讓動，誰也不敢動。溥儀終於發話，開箱。他們發現裡面裝的都是乾隆皇帝在世時鑑賞過的宮廷珍寶。經清點，僅建福宮一處，各種古玩和珍稀古字畫至少有幾萬件之多，無一不是世間罕見的奇珍異寶，皆可算得上宮內頂尖級的古董。
可以說溥儀此次的開啟國寶封條，誘發了上世紀最大的國寶流失案。溥儀曾指令內務府派人去總統府交涉，請求民國政府把多年拖欠的銀子補發，以使大婚能正常籌備。從宮內檔案可以查到，民國財政部當時致函內務府略帶歉意地解釋說：由於民國政府財政實在困難，皇室優待費沒能按時撥發，為襄助宣統大婚，特意從關稅中下撥十萬大洋，其中兩萬塊算是民國政府的賀禮。實際上這十萬大洋仍難以彌補溥儀大婚的費用和債務，僅是杯水車薪。於是，溥儀無奈之下，便盯上了《四庫全書》。
聽到清室經濟緊張，打算賣掉這套宮藏奉天版《四庫全書》，據說日本公使館非常重視，當即給國內拍了一封電報。很快，日本國內明確指示務必把這套《四庫全書》弄到手。緊接著，日本派人跟宮內府進行多次頻繁的秘密交涉。
當溥儀為首的遜清皇室打算把國寶《四庫全書》賣給日本人的消息披露之時，1922年4月1日，以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馬衡、周作人等為首的7名教授公開站出來，發表了一份嚴正聲明——《為清室盜賣四庫全書敬告國人》，將矛頭對準溥儀，“今愛新覺羅·溥儀，竟膽敢私行盜賣與外國人，不但譭棄寶書貽民國之恥辱，抑且盜竊公產幹刑律之條文。同人等身屬民國國民，斷不容坐視不問。茲擬請北京大學速函教育部，請其將此事提請國務會議，派員徹底清查，務須將盜賣主者，向法廳提起訴訟，科以應得之罪。”他們強烈要求把《四庫全書》從故宮三大殿內轉移至其他地方，以擺脫溥儀的控制。
瞬間，京城媒體掀起了一場“風暴”，本來張勳復辟那次，溥儀就遭到全社會反對，再要賣掉《四庫全書》，那豈不成了人民公敵嗎？溥儀左思右想，迫於國內各界人士強烈反對，只得被迫放棄了把《四庫全書》賣給日本人的打算。
對於這件事，就連當時的軍閥也十分憤慨。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溥儀欲賣掉《四庫全書》，激起社會公憤，甚至有人公開提出廢止溥儀及皇族的《清室優待條件》：“今日報言，吳佩孚言於黎元洪，欲止皇室優待條件……清室聞之大恐。”
2011年，由故宮博物院和偽滿皇宮博物院聯手舉辦的《“末代皇帝”溥儀紫禁城用品展》。
溥儀和金編鐘傳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舉辦八十大壽慶典，其祝壽之禮是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的金編鐘。令人稱奇的是，銅編鐘歷來以大小而定音域不同，可這十六隻金編鐘大小無異，每個鍾內卻含不同程度的銅質。這不僅是稀世文物珍品，也是康乾盛世的綜合國力象徵。
鮮為人知的是，溥儀靠賣《四庫全書》籌措大婚費用這第一招失敗後，又實施了第二招：私下用金編鐘等宮中珍寶，向北京鹽業銀行抵押40萬元。北京鹽業銀行遂將金編鐘密藏在東交民巷保險庫裡。
這樣疑問就來了，一是有關溥儀抵押金編鐘等私下籤訂的合同，當事人提供是在1924年5月31日才簽訂。而大婚則在1922年12月1日舉行。二是，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榮源把歷代帝后寶冊押進四大銀行。”顯然，溥儀是在企圖撇清此事純屬榮源個人行為，而與自己無關。
那到底與溥儀有無關係，什麼才是歷史真相？這先要說到金編鐘等珍寶抵押的鹽業銀行。它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是大收藏家張伯駒的父親——張鎮芳。由於他是袁世凱的姻親，經袁世凱特批創辦了這家銀行，還在京、津、滬設立分行。可又如何扯上金編鐘這些稀世珍寶了呢？
當時具體負責溥儀大婚籌備資金的叫鍾凱，是內務府郎中，由於不敢在京城活動，只好由他出面專程赴天津聯繫出售金編鐘。不料，其他貪官唯恐他一人獨吞回扣，於是在報紙上披露了此事。最終，溥儀只好把40多箱珍寶抵押給鹽業銀行。
在此之前，溥儀的岳父榮源與內務大臣紹英、耆齡等將一批珍貴文物以80萬元抵押給鹽業銀行。其中金編鐘僅作價抵押40萬元，月息1分，期限1年。榮源的具體聯繫人，就是嶽乾齋。嶽乾齋是京城大郊亭人，15歲起，就在東四牌樓元成錢鋪學徒，精通金融業，最終當上了鹽業銀行北京行經理。
那麼到底什麼時間，宮中開始出賣或說抵押這些國寶的呢？據考，後來成為鹽業銀行董事長的張伯駒的證明是最可信的。他在1966年撰寫的文史資料中回憶說：“關於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大約在1919年以前，這些古物初由英國匯豐銀行抵押，後轉到鹽業銀行和大陸銀行。溥儀結婚時，又押了一批，計20萬元，先後計60萬元。”
這和溥儀大婚前籌資時間是基本吻合的。所謂溥儀婚後所籤合同，是為掩人耳目。至於溥儀將此歸為榮源的個人行為，顯然是溥儀丟車保帥的策略。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稱：民國內務部突然頒佈了針對清宮販賣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蹟保存法草案”。溥儀明知違法，只好把罪名推到岳父身上了。此時，榮源已死去多年。
因溥儀無力償還抵押利息，這筆款項連本帶利達200多萬元，溥儀大婚前只得讓內務府又把宮內明清兩代的一批大小元寶賣給了鹽業銀行。由於嶽乾齋另有想法，始終不公開這筆錢的細賬。其實，民國政府與溥儀為首的清室早有約定，宮內珍寶絕不可賣出宮外。溥儀私下派岳父榮源到鹽業銀行抵押借款，純屬違法行為。鹽業銀行只能把金編鐘等珍寶密藏在最保險的外國使館區的銀行保險金庫。
這樣在嶽乾齋與總行經理幕後交易下，這筆珍寶便驟然變成了銀行體外循環的一筆私賬。他們還對外聲稱，若抵押到期則對外公開拍賣。
當溥儀聽說國寶即將變賣，可急壞了。宮內珍寶將失去，更要命的是這將暴露其違法行為。溥儀立即直接派遣最信任的帝師陳寶琛出面，找到鹽業銀行的負責人，態度十分強硬：“這批抵押品是歷史文物，絕不能視為一般物品，應當妥善保管，絕不可以還不上款為由，自行處理。”
在來回交涉中，鹽業銀行聽出了溥儀的真正本意，就是清室無錢可贖。看得出，宮內的溥儀經濟上十分窘迫。談到最後，陳寶琛透露了溥儀的底牌：銀行再付給他十幾萬元就算完事。
但是，鹽業銀行根本沒搭理溥儀，最終仍把國寶全部沒收。溥儀吃了一個啞巴虧。不僅如此，這批國寶最終被兩個行長作低價收購，私自瓜分了。嶽乾齋怕溥儀發現，又把慈禧和隆裕的金印以及數十個慈禧封為貴人的、隆裕的純金冊封頁，悄悄拿到廊房頭條几家金店全部融化賣掉。
國寶金編鐘的下落
1924年，溥儀出宮到了天津。而僅隔幾條馬路的天津鹽業銀行，面臨如何處理清室古董抵押而不出意外的問題。
在此之前，銀行曾找過溥儀的七叔載濤，用錢封住了他的嘴，讓他出具一個偽證，說是皇室抵押品已贖回。迫於各種壓力，載濤只好照辦。
接著總行派北京行經理陳亦侯接任天津行經理並將金編鐘藏在京城。金編鐘的秘密交易，不久被《京報》披露。
觀眾在展覽現場觀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金編鐘。
隨即，陳亦侯秘密將金編鐘轉移天津。突然有一天，陳亦侯家來了一位時髦的日本姑娘——日本駐津領事館副領事的女兒。她送上昂貴禮品，企圖弄清金編鐘下落。不料，陳亦侯一口回絕。
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一群日本憲兵闖入陳亦侯家，翻了一個底朝天。結果根本沒找到什麼金編鐘。日本人失望而去。當日本軍隊佔領天津法租界後，陳亦侯發去加急電報，請示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萬沒想到的是，回覆電報僅一個字：毀！這一下把陳亦侯氣懵了。
陳亦侯找到朋友，天津鹽業銀行董事胡仲文，二人連夜把金編鐘裝入四個木箱，從法租界銀行地下庫房夾層轉移到英租界地下室。
不出所料，金編鐘前腳轉移，後腳日本人就到了。陳亦侯被日本人抓起來軟硬兼施。關押多日後，由於沒任何證據只得無罪釋放。
金編鐘歷經劫難。1945年冬，嶽乾齋病逝。同年溥儀被蘇軍俘獲。金編鐘知情者越來越少。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財政部長孔祥熙來到天津，派秘書來打探金編鐘下落。可巧他是陳亦侯的早年同學，還沒問起金編鐘，陳亦侯便以攻為守，剛一見面便大發起了脾氣：“我不知你們這些人安的什麼心呵？掉腦袋的事兒扔給我，日本鬼子差點兒要了我命！過去讓我銷燬，如今是不是又找我來要？你們去找吳鼎昌吧，是他叫毀的！”陳亦侯把事兒全推到吳鼎昌身上，僥倖又逃過了一劫。
之後，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親自指令天津警察局長李漢元查找金編鐘下落，說這些金編鐘屬於“敵偽逆產”，必須沒收。陳亦侯要以漢奸罪論處！
李漢元叫來陳亦侯，讓他直接看這張密令。陳亦侯問起他：“你說，它值多少錢？”哪知，李漢元微微一笑，說：“依我看呀，頂多就值一根洋火棍。”原來，早年陳亦侯曾經搭救過李漢元的性命。此時，李漢元當著陳亦侯的面，用一根洋火把密令輕輕點燃燒掉了。
新中國成立之際，陳亦侯正在上海。1949年天津解放的第三天，胡仲文向天津市軍管會獻出了秘藏多年的金編鐘。不久陳亦侯從上海飛抵天津，表示這是他和胡仲文的共同心願。如今金編鐘已在故宮珍寶館正式展出。
何為文物？文以載道，物乃國寶。文物的價值，不在於物而在於人文。金編鐘的沉浮曲折，堪映百年滄桑。由溥儀大婚引發的曲折故事，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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