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汉字古籍就是这一文化的基本载体，使之得以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传承、扩散、发展、壮大。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古籍主要以纸本的形式存在，纸本载体为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纸本时代，特别是古代，文献的制作、管理、传播和利用有许多局限性，大致可以总结为六难。
得书难。在印刷术产生之前，书籍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少数人才能利用。汉代学者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因家贫无力购书，只能蹭书看。印刷术产生之后，书籍成本大大降低，更多的人可以得到书籍，但即使在这个时期，书籍仍然是贵重物品，特别是一些珍稀书籍，一般人很难得到。清代叶德辉有《藏书十约》，特别说明其书籍“不轻借抄”：“非有书可以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真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舟车行笥，其书无副本者，不得轻携。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从不得丛入藏书之室。” 到现代，即使在公立图书馆中，一些珍稀古籍仍然很难看到，更难复制。
藏书难。在纸本书时代，藏书也非易事。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曰：“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他说：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二者正复难兼。”爱好者未必有钱，而有钱者之好“多在狗马声色”。已有藏书的结局也大多不佳，“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计。”他列举了许多实例，或遇火焚水淹，或是人亡书散 。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情况要好一些，但遇战乱，或改朝换代，藏书大多会受到巨大损失。
传书难。早期书籍书写于简牍布帛之上，非常不易，因此口传是一重要途径，《尚书》后来有今古文之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术产生之后，印制书籍仍然费用高昂。李时珍《本草纲目》完成后，先是试图通过书商出版，未能成功，又献给朝廷，希望借助国家力量传布于世，也未成功，直到他逝世三年之后，书商胡承龙才将其刻版印行。
编书难。古代编书耗时、耗力、耗费资金，非常不易，特别是一些大部头的汇编书籍。《四库全书》的整理出版，凭借国家的力量，由纪晓岚等360多位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方才编成。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但其中收入不过3500多种文献，大约7.5亿字。
用书难。在纸本书时代，对文献的利用都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把握内容主要靠记忆，辅助以卡片、笔记之类，只是到近代，才有引得一类工具书可资利用，因此老一代成名学者往往都以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而著称。陈寅恪先生晚年失明，凭记忆引用大量史料而完成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在今天学者中是难以想象的。
改书难。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鲁鱼亥豕，而且流传时间越长，错误积累越多，但在纸本书时代，书已成形，除了改版，则无法修正错误，只能附加勘误表或校勘记。《明实录》500册，校勘记就有21册。
近代印刷技术发展大大改善了条件，但上述六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对于汉字古籍来说，数字化所导致的革命尤为巨大，开辟了其制作、管理、传播和利用的全新时代，当然也从根本上为解决上述六难奠定了基础。
袁林，男，1949年9月生，陕西南郑人。198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留系任教。1995年考取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1998年获博士学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另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自任教以来，出版著译4种，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获国家级科研奖励2项（中宣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省部级奖励6项。其主持完成传世文献数据库库和敦煌文献数据库两个大型历史文献全文数据库和汉籍数字图书馆。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页1629。
2.[清]叶启倬编《郋园先生全书·藏书十约》，民国二十四年长沙中国古书刻印社汇印本。
3.[清]阮元等《天一阁书目》卷首《天一阁藏书记》，清嘉庆十三年阮氏文选楼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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