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当别人问我家里几口人的时候，我都会说四口人——爸、妈、哥哥和我，不会说家里还有个爷爷——因为他是个傻子。
小时候，我以他为耻。谁会希望别人说你有一个傻爷爷呢？
二爷经常到学校来接我，每次我都是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低着头疾步走开。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对着二爷吼：你能不能不要来接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这是一个多奇怪的场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对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嚷嚷，这个老人还是小男孩的爷爷。
二爷只是傻笑着不说话，以后我在学校门口也再没见过他。
二爷的生长环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候。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直到现在，他们记忆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贫穷”和“饥饿”组成的。
二爷在那个环境下发了一场高烧，当时家里连吃饭都是问题，更没有钱去看病，只能指望着他自己扛过来。二爷是扛过来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说话结巴、不明事理、除了吃喝拉撒以外基本什么都不知道了，连钱都不认识。
二爷在父亲结婚的时候分到了我家，家里凭空多了一双筷子，经济负担更重了。幸好二爷年纪也不算大，干不了技术活，体力活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就在村子里的工地上干杂活，也算有个着落。
二爷平日里去干活儿，没活儿的时候就吃饱了饭去大街上转悠。他无法融入到村民的圈子里，反而那些人总是调侃他。二爷从来不会回嘴，只能站在一旁跟着周围人附和——别人大笑他也跟着傻笑——尽管笑的还是他自己。
村子里办丧事有个习俗：搭舞台唱大戏。有时候农村的某些习俗着实让人匪夷所思：人死是悲，但偏偏花钱去请一群人又唱又跳取悦别人，还称之为“祭奠”。
二爷很喜欢凑这个热闹，每逢有人家办丧事，他就过去帮忙，人家也不给他钱，心善的会给他几包和别人同档次的烟；小心眼的完全就把他当苦力，只管一顿饭，连低档次的烟也不给。尽管这样，二爷还是乐此不疲，并且风雨无阻的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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