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幾年不斷有活動家爭取、抗議，只為女性自由墮胎的權力。
子宮屬於女性，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又從未真正屬於女性。墮胎本該天然是女性的權力，卻至今需要向別人去爭取。
新石器時代起，子宮不再屬於女性
子宮作為生產工具，必須為其社會貢獻生產力的歷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1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
彼時，人類出於優生學的考慮，確立了亂倫的禁忌，通婚（exogamy)漸成常態。通婚無非兩種，一是入贅（Matrilocality），即男方離開自幼成長的部落，到女方的部落安家；二是出嫁（Patrilocality)，即女方嫁入男方部族。
考古學和人類學都沒有找到“入贅”被絕大多數原始部族採納的證明。原因很可能非常簡單——男人沒有子宮。
沒有子宮，少了懷孕和分娩的負擔，狩獵，搶掠和征戰之類的蠻力活，便落在了男性身上（女性當然也參與狩獵和征戰，只是人數上不及男性），再加上男孩在成長過程中，多和年長男性扎堆，極易被“尚武，拜肌肉男”的原始叢林生存法則洗腦，久而久之，便養成了好勇鬥狠的習性。
女性懷孕的能力成為一種互易品
果真如此的話，如何確保“好鬥的”入贅男忠於他的新部落呢？萬一他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完了還逃回出生地，養兵恤民，伺機復仇怎麼辦？相比之下，女性就顯得平和許多。小雞變大雞隻要16-24周，嬰兒到成人卻需要16年。艱難的懷胎和分娩，漫長的養育期，再加上原始社會苛刻的生存環境……一切都在不捨晝夜地，加固著母親和孩子之間的紐帶。因此當時的人相信，出嫁制比入贅制省心。只要生了孩子，女人就會忠於她的孩子，從而忠於孩子的部族。
因此，比起穀物，騾子和布匹，女性因其獨特的生理構造（擁有子宮），成了人類社會最早的互易品之一。
女性成為互易品，進入交換市場，在法國人類學家和人種學者Claude Levi-Strauss的眼裡，是“人類歷史上，導致女性淪為從屬地位的首要原因”。他寫道：“出嫁不是兩廂情願的，而是部族之間的交易。”
交易的過程，便是女性被物化（Reified) 的過程。物化的物質基礎是女性的子宮，即交易籌碼。子宮意味著生育力，亦即未來的生產力。那些在生育潛力上被看好的女人，動輒身價不菲。法國人類學家Claude Meillassoux也大致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漫長的孕期和原始年代高發的分娩死亡率，導致了女性（子宮）成為搶手貨，並引發了部族之間連綿不絕的戰爭。勝者（通常是男性），擄走女人，殺死抵抗者，迫使沉默的大多數為奴，同時把自己晉升為統治階級。作為戰利品的女性及其子宮，便理所當然地淪為了統治階級的私有財產，從而失去了它（子宮）和它的主體應有的話語權和行動權。
法國人類學家Claude Meillassoux
統治階級需要生產力，所以數千年來，子宮似乎只有一個功能，生育。
Neanderthal時代（約70000年前），男性比女性普遍長命，多活八年不算稀罕, 而女性從月經初潮到死亡，卻只有17年左右的時間（按當時女性的平均壽命30歲計），就這麼短短十幾年，除了要對抗洪水，饑荒和猛獸以外，她們還要頻繁地對抗懷孕和各種可能出現的孕期反應。她們“懷完一個又一個，基本上沒有正常的月經。”在助產技術基本為零，分娩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如此頻繁的分娩不傷身嗎？答案是肯定的，然而頻繁分娩給女性身體帶來的傷害，和高昂的分娩死亡率相比，根本就是雞頭魚刺。
女性的生育，決定權在男性
從七萬年前一路穿越到前現代時期，女性不得不將生命中最寶貴的二、三十年交付給孕期，生個十胎八胎，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都曾是一種“常態”。 1935年納粹德國為提高雅利安人的出生率創造的生育營“Lebensborn”，和1940年代非洲的班圖（Bantu)人，為對抗居高不下的嬰幼兒死亡率，讓其婦女人均生育12次，兩者之間，在對待“子宮”的態度上並無天壤之別，儘管一個是擁有精密軍工技術的現代德國，一個是還在削弓做箭的非洲土著。
有人也許會說，有什麼辦法呢？避孕技術不發達嘛。事實上，早在古埃及時代，古埃及的化學家們就已在嘗試各種千奇百怪的避孕法。他們相信蜜糖，或滑膩，油性的液體能減緩精子動力，而乳酸則能殺精，因此他們在阿拉伯樹膠（acacia)中提煉出了乳酸。他們還想到了鱷魚的糞便，因為它也是酸性的……沒錯，當年的避孕技術很不科學，但如果“避孕”被看作一項“子宮福利”的話，它其實完全能夠在古埃及煉丹術士的鼓勵下，慢慢發展起來的。
遺憾的是，20世紀以前，子宮基本上沒有這項福利的。公元前2000後，人類的性行為模式，便成了統治階級嚴格規範的對象。所有的社會（無一例外都是男權社會）都或多或少地反對過避孕和墮胎。
比如在西方，直到20世紀前葉，許多羅馬天主教信徒仍堅信“避孕”是一種“本質上的邪惡（Intrinsically evil）。公元6世紀到11世紀，基督教社會對避孕的懲罰是極嚴厲的。避孕等同於homicide(過失殺人)，甚至——咬和gang交都會被視為過失殺人，刑期3到15年不等。13世紀，物理學家和哲學家Peter of Spain好不容易發明了26種避孕藥，神職人員卻把它們一一藏進書裡，並蓋棺定論：“這些藥方絕不予採用。”
反對墮胎的理論基礎看起來石磨般厚，其實只有一個，就是“God’s will（神旨）”。受孕是一個“人類的種子，經神所賜，得神保佑，經由神之手，放入子宮花托的神聖過程”。《舊約》亦說“Be fruitful, Be multiply(請像水果一樣豐盛多產吧)！
神旨是哪來的呢？當然是男信徒捎來的。因為在早期的基督教社會里，只有男信徒才能在神和人之間斡旋。女信徒雖然可以搞些慈善活動，卻不能主持祭祀，不能接近聖壇，不能公開授課，不能大聲祈禱，也不能為自己的新生兒洗禮。公元二世紀的雅典神學家Clement of Alexandria概括：“女人可以做男人做的事，不過男人永遠比女人做得好。”
只要是稍有平等意識的現代人看來，這樣的信條都荒謬且令人惱火。然而在彼時的歐洲，從中世紀到19世紀前葉，那些為女人傳授避孕法的遊醫們被當成女巫燒死；那些秘密墮胎的女人被判苦修，流放或吊刑。 絕大部分女人別無選擇，只能“服從神旨”。
傳授避孕方法的遊醫被當作女巫
中世紀的教徒們普遍相信，胎動發生在受孕40天左右，一旦有了胎動，生命就形成了。胎動後墮胎，就是過失殺人，所以中世紀的歐洲法律普遍規定胎動後的墮胎是非法的——這並不等於說胎動前的墮胎就是合法的，只不過比起流放或死刑，量刑較輕而已。諷刺的是，“因為貧窮擠不出餘糧，只好殺死新生兒”這種中世紀普遍的殺嬰行為，比起墮胎來，卻算不上什麼大罪（《Birth Control& Abortion in the Middle Ages》on Medievallist.net）。
一天工作16小時，還必須不停當母親
節育變成剛需，是從工業革命（1760-1840)開始的。工業革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女性因此得以走出家門，進入勞工市場。根據一項1883年的一項統計，英國女性在棉花，羊毛，亞麻，絲綢，蕾絲和製陶業等勞工市場中佔據了大量的比重。21歲以上的女性就佔據了59.5%的亞麻勞工市場，71.3%的絲綢市場，以及37.7%的羊毛市場。
但繁重的體力活卻沒有令她們獲得和男性同等的待遇，30歲左右的女工所掙的工薪僅為同齡男工的三分之一。生活的艱鉅，令避孕和墮胎成了女工們企盼的頭等大事。
根據當時的記載，“女工們每天在窒息的，震耳欲聾的紡織車間裡辛苦作業，下班後，還得回到工廠附近破爛的住宅區，回到某隻地窖，某個蟲鼠為患的貧民窟，或一隻沒有廚房和飲用水的木棚裡。食物是一丁點培根碎肉加土豆。在這樣的環境裡，頻繁懷孕，意外流產，死胎或嬰兒夭折，一次又一次地動搖著她們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即使男孩們能僥倖活到五六歲，也難逃礦地童工的命運，女孩們則被送進紡織廠，每天工作16個小時。”
工業革命開始，女工成為勞動力
在1833年的那次統計裡，年齡12歲以下的女孩，佔據了英國51.8%的棉花勞工市場。
然而，為了捍衛維多利亞時代“女人應該像維多利亞女王(女王生了九個孩子)看齊的”中產階級價值觀，19世紀初的英國法律不但不放鬆墮胎政策，還加重了對它的懲罰。1837年，The Ellenborough Act刪除了自13世紀以來“胎動前”和“胎動後”的界限，不管什麼時期墮胎都一律嚴懲。
墮胎是一部屬於全體女性的血淚史
1861年，墮胎的最高判決為終身監禁。貧困女性為此痛苦不堪，有些人卻把這層女性苦難歸咎為“窮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夠節制（Lack of sexual discipline)”。墮胎無門，不少女人只好偷偷把孩子生下來，再送到教會設立的孤兒院或醫院裡去。19世紀，單倫敦棄兒醫院（Founding Hospital)，就收留過約4500名女性的棄兒。
當時，有一位名叫Francis Place的英國社會改革家，出於悲憫，四處遊說，向女人們推薦一種簡單（粗暴）卻似乎有效的“避孕神器”——一隻像小球那麼大的海綿，加點潤滑劑，栓上一根絲線，便可推進推出，且對陰道和個人健康都“無損傷” 。據說這隻“海綿球”曾幫助過一些女性度過難關。19世紀中下葉，橡膠避孕套在英國小範圍內地普及了起來，但只有中上層階級的男人才比較願意用它，其目的，與其說為了避孕，不如說為了防性病。海綿球也好，避孕套也好，因受眾狹窄，它們遠遠無法滿足廣大勞動女性對避孕和墮胎的迫切需要。於是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地下墮胎市場便像暗井般冒了出來。
Francis Place
地下墮胎市場五花八門。比如在英國，受悲劇事件“謝菲爾德金屬水管含鉛毒並導致胎兒神秘流產”的啟發，包含了大量鉛毒的“鉛膏”流行了起來，直到一戰前，鉛膏曾一度是英格蘭地下墮胎市場慣用的殺手鐧。除了鉛膏，還有毛線鉤針。1923年，在德國的New Brunswick，當地法院就曾審理過一起“鉤針墮胎事件”，Emily Frontin，一位年輕的女性，在“被鉤針”後出現傷寒等併發症，搶救無效，香消玉損。
82歲的英國女士Diane Munday曾對《獨立報》（2017.3.30)講述過自己的墮胎經歷：“（1950年代）女人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墮胎，喝漂白劑，推挪沉重傢俱，用鉤針等等，或求助於地下墮胎市場。那裡面的從業人員談不上專業，她們也許有過一些護士經驗，或曾在醫院工作過……因此死亡是在所難免的。為了逃避警察追究，也為了保全家庭名譽，有的醫生們會在死亡證明上把‘非法墮胎’改為‘意外流產’。” Diane Munday 認識的一位女裁縫，就在地下墮胎市場裡送了命。做此營生的女人們，倒不是存心要殺人的，只是社會禁忌太堅硬，女性地位太低下，而技術條件又太落後。
在英國現實主義電影大師Mike Leigh的作品《Vera Drake》中，Vera Drake就是一位幫人墮胎的地下游醫。Vera Drake暗地行事，不收一分錢，也不多說話，在1950年代初的英國，Vera Drake那樣的女人，就像穿著黑衣的天使，漂浮在貧民窟上空。儘管影片最後，她還是被判了18個月的監禁。
電影中的Vera Drake出於悲憫，幫助貧困女性用土法墮胎
最後被判18個月的監禁
1950-1960年代初，近10萬英國婦女曾求助於非法墮胎市場。同一時期，美國亦有近百萬女性鋌而走險，進了黑市。1936年到1955年的俄羅斯女性，其遭遇也是一樣的，斯大林絕不容許墮胎；為增加人口，1950年代，我國也曾將“禁止墮胎”寫入立法，後來人口暴漲，對待墮胎的態度才逐漸鬆弛下來。
我們自由了嗎？
感謝19-20世紀女性爭取選舉權運動，亦感謝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反戰運動和第二次女權運動，1967年，英國（除了北愛爾蘭）終於實現了墮胎合法化，只要在約28到24周內墮胎，刑法將不予追究。同年，美國的Colorado州也首次實現了美國境內墮胎非罪化。1970年代，隨著第二次女權運動的深入，西方國家不得不將女性的墮胎權和生育權置入首要議席。目前，世上絕大多數女性都已經獲得了墮胎權。
但這並不意味著，兩百年抗爭取得的果實，可以做成一隻草莓蛋糕，放入歷史的冰箱永久保鮮。權利是無法保鮮的。你不用它，不捍衛它，它就可能比草莓還要速朽。
當川普說：“我憎恨墮胎，我憎恨它。我憎恨一切支持它的理念。當我聽到人們在討論墮胎權，我就全身哆嗦（NBC,1999)”；當他當選美國總統，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對女性的鄙視，對迴歸“白人基督教稱爵年代”的熱望時，墮胎非法化，沒準會像近年的波蘭那樣，被極右政權重新推回歷史的陰暗舞臺；同樣的可能性，在1983年就已實現了墮胎合法化的土耳其，則變成了現實：2015年，37家土耳其國立醫院中只有3家肯為女性做墮胎手術（《衛報》2015.2.4）；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好不容易宣佈了墮胎非罪化，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選，卻選出了簡直可以和川普媲美的極右派總統Jair Bolsonaro……
至今，世上仍有37個國家不允許墮胎，在那些不能隨便出聲的地方，女人們的子宮仍被牢牢地掌控在男權，教條和政客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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