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政治制度的变化,往往会波及到这一时期文化与思想方面的转向。辛亥革命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君主政权,依附与其上的旧礼仪、旧制度、旧传统都大为改变。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废除祭孔典礼、禁止学校习读四书五经等命令使得教育界大为改观,虽然这些举措很早就有相应的思想背景,但是最终的落实还是依靠行政命令落实的。这不得不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思想文化这三者的关系的理论。

但是我们此处只将视野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政治事件与社会思潮之间的此起彼伏。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讨论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提到《新青年》,他是近代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内容和思想变化的非常快,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潮处在一个极大的变动当中。在五四运动之前,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最开始则与它的名字息息相关,就是介绍“青年文化”的杂志,从全国各个地域到整个世界的先进青年的行动,以鼓励青年自强。第二则因为两次政治复辟事件(袁世凯和张勋),开始大肆批评孔教以及军阀之间相互勾结,并且抨击传统礼仪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时间甚嚣尘上。在此之后,《新青年》触及到的社会和思想越来越深刻,提出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最后掀起思想革命的大潮。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青年》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其阵地上的知识分子却并不一定都能赞同它每一阶段的主张。譬如南社的领袖柳亚子,对于孔教对人的束缚,他极其反感,强烈批驳儒教,但是他却并不赞成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再如胡适,他致力于文学革命,但是却反对《新青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他就像是一辆疾驰的列车,每到一站,有人上车,也有人上车,但是总是在引领当时的社会思潮。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而《新青年》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思想中心一变再变,这与当时政治方面的动荡与混乱分不开。尤其是从第二个阶段开始。《新青年》在创刊之处,并无大的影响力,即便他的创刊人是陈独秀。但是到其开始宣扬伦理革命,在1917年受蔡元培邀请,北迁到北大,胡适和一大批北大的教授加入到其中,开始在举国的思想界有了巨大的力量。

清末以来,列强环伺,举国上下陷入危机当中。在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新旧两派争论激烈,直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才将民主共和的主张落实下来。新的政权和新的气象,使得共和政体的拥促者极其兴奋,各个摩拳擦掌,准备为这个新生的政权规划出一幅完美的建设蓝图。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但是仅仅三个月,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新思想和新事物立刻失去了它在政治上的依靠。到年底,新文化退潮,旧文化回流,一幕幕复古的闹剧上演,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旧的文化与传统不断恢复之际,整个旧文化回流的高潮来临了。1915年8月上旬,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开始为袁世凯的称帝制造舆论,紧接着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发起,各省军政大员派代表的北京,组织公民请愿团,袁世凯的亲信也不断去信劝进,请其“速正大位”。

在袁世凯激烈的称帝声浪中,共和民主的拥护者在这一刻才大梦初醒,即便是对旧有文化和传统抱有希望的人也愤怒不堪,都被欺骗了。就像钱玄同说的:“洪宪纪年像霹雳一声警醒他迷古的美梦……始知国粹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民国的成立和其开始的新现象,就像是画出了一个民主共和的美好愿景,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新的思想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热切建立的期盼的民国只不过是共和政体之下行着专制政治的“一团矛盾”。尤其是当传统的旧文化不断被军阀们所利用和提倡时,更是增加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恶劣印象,几乎是势不两立。就像李大钊所说的:“为了解决矛盾,之后破除一切。”《新青年》的领导陈独秀也非常愤慨:“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信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的干干净净不可。”

非儒反孔的言论再一次站到了思想界的高峰,一呼百应,举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响应《新青年》的号召,改造旧思想。他们以前认为国家不得安定是因为军阀内斗破坏,但是经历了袁世凯事件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转化出一种新的思维,军阀只是恶果并不是恶因,是就的文化和制度在人们思想当中作祟,不推反和清除这些旧的荆棘,那么他们不断会催生出作乱的军阀。这就是当袁世凯去世后,知识界盛传“袁世凯未死”的原因。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不久之后,袁世凯复辟事件在思想界引发的震动尚未消退,1917年7月张勋复辟,这一幕只有两个星期的闹剧不仅为《新青年》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催化作用,而且就连仅存的对于君主和传统保留期待的人也彻底失望了。发起筹安会的杨度在张勋事件之后,无不心痛的说“君主立宪自此之后成为过街老鼠”。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在复辟事件之前,周作人埋头于古文的写作,《新青年》在他的眼中只是非常普通的刊物,他甚至觉得其中有一些观点是谬误。但是当政坛上发生如此闹剧,他幡然醒悟,并且说:“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而周作人哥哥鲁迅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之前的鲁迅只是在默默抄录古碑文字,然而经历这一冲击,开始写小说,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狂人日记》,不仅响应文学革命使用白话文,而且直接攻击吃人的礼教。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谢袁世凯!

一种思想运动,其产生不易,想要扩散传播以及维持更加不易。在这其中,不能单就思想运动讨论思想问题,社会政治条件对政治思想的传播也有着相当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撰稿/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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