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原的驛道牌樓
侯馬“闢”驛道
明嘉靖《曲沃縣志》記載：“侯馬驛，縣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1375年）建”；“侯馬遞運所，縣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建”；原來驛道、驛站與遞運所同年修建。這條驛道，就是明清時期貫穿南北的大通道，就是當時的“一級公路”。
開闢侯馬段驛道，先要劈開隘口村的“三道彎”。俗話說：“寧走十里太子灘，不走隘口三道彎。”中條山餘脈在這裡呈現著“m”型地貌，上面是陡峭的山巒，下面是陰森的溝壑，這樣週而復始地拐了“三道彎”，成為溝阻山障的要衝之地。
侯馬隘口的“三道彎”地形
驛道古道原在絳州金臺，因金臺到下一站要跨越汾河，古時涉水多有不便，於是朝廷不惜花重金劈開“三道彎”，修通了侯馬至蒙城的路段，才將驛站遷至曲沃縣侯馬鎮。
該《縣誌》還記載：“侯馬驛設駐節堂五間，前堂三間，廚房倉庫十四間，儀門三間，鼓樓三間，驛丞宅正堂，東南馬房二十間”。這裡將驛站的“官邸”、“公堂”、廚房、倉庫、儀門、馬舍都記得清清楚楚。而遞運所設施似乎簡陋些，只有“前後廳各三間，前後廂房各六間，大使宅東廳”等。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侯馬當時已經成為物流重鎮。
在侯馬驛站，其實是兩家官府驛所，一是驛站，一是遞運所。明朝時沒有專門的通訊設施和傳輸體系，千萬件文書信件，千萬裡關山阻隔，完全要靠馬匹和人力
進行傳輸工作。唐岑參《詠隴詩詞》寫道：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
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隴水不可停，嗚咽令人愁。
……
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驛站，按《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古時專供傳遞文書或來往官吏中途住宿、補給、換馬的場所。”對“遞夫”的解釋是：“古代在驛站間運送官方貨物的役僕”。這一站一所，一是以傳遞文書和官吏住宿為主，一是以轉運官方貨物為主。到了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遞運所併入驛站，兩個部門才統一起來。實際上，驛道掌控著大明帝國的氣息生機和經濟命脈。
驛站的接官亭
明嘉靖年間，西南出現反抗官府的農民起義，為了提高郵驛的績效性，明政府在驛道沿線增設急遞鋪，每十里設一遞鋪，每遞鋪駐五至十人。一旦有了戰事，急遞鋪設有烽火臺，緊急情況便點燃狼煙報警。平時郵差川流不息，通過快馬郵差接力傳遞，晝夜不停地傳輸文書信件。
曲沃縣境內的這段驛道，南起侯馬隘口，北至蒙城，長度60裡，可稱錦繡路段，黃金通道。蒙城為曲沃縣西北的蒙城村，《五代史·王峻傳》載：“蒙坑（城），晉絳之險也”；《魏書·安同傳》載：“汾東有蒙坑（城）,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這裡自然是軍事要塞。侯馬南部的鐵嶺關，是驛道上重要的關隘。它“東倚絕懸，南臨深溝大壑，北傍崇山峻嶺”。明嘉靖《曲沃縣志》稱：“扼晉秦之要衝，守河東之門戶”。該一關一塞之內是一馬平川地貌，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一到戰亂時期，分兵守好這一關一塞，驛站內儲存的物資，自能安一方百姓，撫一方平安。平常，太行山西麓的物資，汾河西段的物資，均紛紛屯集於侯馬重鎮，通過驛道輸入全國各地。
侯馬驛站設在驛道與東西官道交匯處，作為一箇中央直屬系統，驛站和運所的官吏都是由朝廷直接委派，多是外省通過科考錄取的仕官。從明清《曲沃縣志》看，他們在驛站獨立行事，也是說一不二的“小土司”。這樣，從洪武八年將驛道遷至汾河東側，在曲沃縣西南和西北設立兩處驛站，既繞開了雲雨天泥濘澀巴的汾河段，又避免了趟河涉水的不便局面。還確定了太行與呂梁間，京畿腹地與秦蜀間這條大通道的位置，奠定了侯馬這個八方通衢，南北物流重鎮的大格局。
軍事交通線
古代時戰爭頻仍，自然災害繁多。統治階級對道路及交通工具都極為重視。軒轅黃帝造車；秦始皇修馳道、直道、五步道；漢高祖修棧道、甬道；均是重視道路與交通的例證。在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人類與馬匹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關係。人類最偉大的一次征服，就是對馬的征服。從拉車到運輸，從騎射到郵運，馬匹為人類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也與人類結下了不解之緣。唐太宗李世民，曾將自己的六匹坐騎雕成石刻，帶入陵寢靈堂，表達了一代雄主的殷殷愛馬之心。
洪武八年將驛道改至汾河東側，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是源於軍事目的。大明王朝當時天下甫定，它最大的問題是邊患，邊患的重點在北方。元順帝當時雖然失國北逃，但三省六部安在，軍隊建制完整，北方的局勢仍十分嚴峻。《明太祖實錄》卷5載：洪武四年二月大同衛指揮耿忠報告：“大同地邊沙漠，元季孛羅鐵木耳亂兵殺掠，城郭空虛，土地荒殘，累年租稅不入。”明成祖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後，驛道又成為京城右翼重要的交通線。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派徐達率三十萬軍隊到北方戍邊，從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的廣袤地帶開山鑿石，夯土築牆。明《山西通志》載，在境內二千餘公里的長城上，“大同鎮邊軍堡有62個，小堡453個，墩臺1640座；太原鎮邊軍堡有64個，屯墾堡28個，墩臺76座……”北方地帶聚集著大批人力，其信息傳遞及軍需物資，自然要通過驛道傳輸。《明太祖實錄》67卷載：“洪武四年七月，北平、山西運糧困難，以白銀30萬兩，棉布10萬匹，就附近州縣而來，以給將士。”《實錄》172卷載：“洪武十八年給北平燕山等衛棉布44萬3千匹，太原衛棉布48萬匹。”這些軍需物資，無疑大部要經驛道輸送。《實錄》243卷又載：“洪武十八年築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堤岸，都是用人數萬，十數萬的工程”，此時驛道的負但顯得特別沉重。明洪武九年實施的山西大移民，數十萬人遷居華北各地，自然又給驛道增添了新的負擔。
除了客觀的因素以外，人為的因素也接踵而來。朱元璋的狐疑性格和猜忌心理，在用人上顯得十分刁鑽。他分封皇子時稱“不裂土、不臨民、不治事”，卻又規定可以“受命節制諸軍”，“公侯伯等不得與之均禮”。在選兵點將戍邊時，先是授人以重權，不久又以擁兵自重而反覆調動。政令不時在更改，將領頻繁遭撤換，用人不專與更廢無常，也加大了人員和物資的流動性。《解縉傳》不無埋怨地記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驛道的興衰與運營，與明朝的局勢息息相關。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後，局勢緩和了一百多年，驛道此時成為向西南、西北攤派勞役，徵收賦稅，進行物資交流的大通道。明天啟八年（1628年），陝西農民王嘉胤、高迎祥等扯旗造反，起義軍發展到十多萬人，西北地區成為明王朝的重災區。明政府通過驛道，將軍隊、輜重及後勤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前線。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可親眼看到六百里郵差，大汗淋漓驅馬疾馳的酷烈場面。
明朝的快馬郵差
李自成農民軍在西北奮戰十七年，其間在這條驛道上，穿著綠色郵服，揹著綠色郵包的郵差，經常晝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往京師傳送情報。郵差每到下一站，驛馬時已披掛整齊，郵差換馬不換人，匆匆進行飲食補給後又肩背郵包縱馬馳騁。他們雖跑得汗流浹背，但不敢多有幾分喘息之機。
農商大通道
元朝後期，漢人反對蒙族統治的鬥爭進行了三十年。朱明王朝建立之初，社會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明太祖實錄》卷5載：“山東、河南地區戰爭破壞最重，多是無人之地。”徐達攻克汴梁、河北後報告說：“時兵革連年，道路皆臻塞，人煙斷絕”。“有的地方積骸成堆，居民鮮少。”作為平民出身的草根皇帝，朱元璋對農民和下層尤為熟悉，對恢復農業，發展商貿非常重視。他令給皇子們做“麻鞋”，讓他們“躬身實踐”。他經常說：“四民之中農民最苦，春天雞叫就起床，趕牛下田耕種，插下秧子得除草、施肥，大太陽曬得汗水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他制定了一系列恢復農業，獎勵農商的辦法和措施，積極鼓勵農民種植水稻、小麥和棉花，大力推動農業、手工業和商貿業的發展。
《大明會典》記載：“洪武八年時發行‘大明寶鈔’紙幣,紙幣通行天下,便民交易”。《明太祖實錄》234卷載：“從十三年始,裁撤稅科司局464處。國家實行‘寬稅通商’之策,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均不徵稅，商貿業很快興盛起來。”記載南京的情況是：“商人貨物無處存放,有的停在船上,有的寄放城外”。《明宣宗實錄》記載的商貿城市有“開封、濟南、濟寧、德州、太原、平陽、蒲州、成都……”等數十個。
到清朝中期,除了官方商貿之外,私人商貿業也迅速發展。位於侯馬北部的丁村，丁氏家族以售糧為業而異軍突起。丁家每年向甘肅、寧夏輸送十萬石糧食,運輸成為最緊迫的問題。秋後為枯水季節，汾河下游舟楫收帆，貨物停運。丁家便將糧食打包裝車,沿驛道送往蒲州渡或風陵渡,沿黃河運往西北地區。每當這時候,最忙碌的是道路,最緊缺的是車輛，丁家除動用自家車隊外,還僱用大批民間車輛。車隊一律插著“丁”字旗，車伕們疾手揚鞭,吆聲迭起。此時車輪滾滾，馬蹄噠噠，運糧車隊也車水馬龍般地疾馳在驛道上。
“痼疾”生變
驛站的馬匹和驛夫，隨著時局的變化而增減。明嘉靖《曲沃縣志》載：“洪武八年時，侯馬設驛夫86人，驛馬79匹；蒙城設驛夫90人，驛馬40匹。到了嘉靖年間，侯馬僅設驛夫25人，驛馬25匹；另設驛騾24匹，騾夫24人。遞運所配備牛車和牛夫，多時有牛68頭，牛夫68人；牛車178輛，車伕26人。”該《縣誌》還記載：當時驛站和遞運所都是吃“皇糧”，驛站年付銀子39兩；遞運所年付銀子167兩。
掌管驛站的官吏叫“驛丞”，每驛設驛丞一人；掌管遞運所的官吏稱“大使”，每所設“大使”一人。驛丞和大使都是朝廷命官，都由外地調入。驛站晝夜不停地運營，除攤派馬匹、牛、騾及人力外，經常無止境徵用的是瑣碎的食用品。過往官吏及家眷食用的雞鴨禽類，成為驛站強徵的項目。
古代驛道留下的車轍印
侯馬市上馬鄉西陽呈村公所北房牆上，有一塊“曲沃縣革除鄉莊給驛站出納雞鴨”的石碑，記載清乾隆三十年，驛站為接待過往官吏，強行“採辦”雞鴨禽類，驛站官員滋擾百姓，加重百姓負擔，使“民艱之至”的事實。
驛站官員以“差官”自居，騷擾百姓漸成風氣，曲沃“一縣兩驛”的負擔尤顯沉重。百姓怨聲載道，矛盾經年積累，進而激化使“痼疾”升變。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侯馬南西莊村民群情激憤，推舉王壯士率員赴京告狀，控訴驛站的種種劣行。明英宗朱祁鎮是個十多歲的孩子，專權擅政的宦官王振想借機立威，將王壯士等人處於極刑。王壯士一行慷慨赴死，引頸就刑，演繹了一場壯懷激烈的苦情悲劇。四年後王振又導演“土木堡事變”，被禁軍將軍樊忠鐵錘擊斃。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曲沃知縣張坊再次上疏，直陳“一縣兩驛”的沉重負擔。山西巡撫喬光烈到平陽視察，也上奏為民請命，獲朝廷恩准。蒙城驛從此改遷太平縣史村（今襄汾縣城），曲沃縣終於甩掉了“一縣兩驛”的沉重包袱。
清順治時，清綠營旗兵長期駐防陝西，其軍官女眷按例往軍營“探親”，女眷們受不了馬車顛簸，“牛車”之風又一時興起。耕牛是百姓維繫生計的工具，經常大量徵用耕牛，自然激化與百姓的矛盾。《平陽府志》載，當時劉嗣美巡閱山西，他痛心疾首地上陳：“連年水雹蝗災，車牛十去八九。即有一二養牛者，年皆典衣鬻產，為剜肉醫瘡之計。……牛車一事久為晉之大害，初抵省時百姓啼泣而告，道府州縣接踵而申。……巡歷潞安、平陽兩府，百姓剝膚呻吟之苦，實不忍見。”劉嗣美還說：“晉為京石通衢，從京去陝，入京所必假之途。凡喇嘛差官，滿洲家口經過，需用牛車前行，一道作勢張威，恐嚇官吏。而驛站苦無牛車，地方官多寡盡訴百姓。村居愚民當此悍御之勢，俯首任其魚肉，不敢側視。……稍不如意，鞭撻車伕，力箠其牛，損壞其車，搜其乾糧盤費，常有車壞牛斃，……凍餓而死者，不可勝數。”驛官的野蠻形象，滿漢官吏的兇殘本性，由此可見一斑。
郵差的信使牌
中國封建社會沉溺了二千年，國人在恪守儒家的誠信敦厚、倫理道德之時，卻忽略了法家銳意改革、開拓進取的精神，致使國家萎靡、消沉了許多年。直到十八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時，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時，第一輛英國汽車闖進上海灘，汽車的“隆隆”聲終於震撼了華夏大地。汽車才成為勿容置疑的便捷交通工具。
此前此後，世間又發生了諸多變數：
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中國有了第一條正規鐵路；
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上海電報局繼太原建局後，在侯馬建立山西第二電報局，開辦電報業務；
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曲沃郵政局在侯馬設代辦局，十年後改為正式郵政局；
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侯馬建立差役局，專司貨物轉運業務；
民國十一年（公元1922年），太原至風陵渡公路通車，侯馬開辦貨物及長途電話業務；
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元旦，太原至風陵渡窄軌火車通車，隨之開辦郵電業務……
自洪武八年開闢侯馬段驛道，其間車轔轔，馬蕭蕭，走過了538年的歷程。民國二年（1913年）7月1日，這是一個被歷史銘記的日子，山西省政府下令裁撤驛站。驛站資產被查封，馬匹被拍賣，人員被遣散，驛站終於關門息業。
回顧驛道的郵差、馬匹、牛車、腳伕，這星星點點的古景視角，似乎顯得既古拙而又陳腐。但正是這些看似原始的設施，看似陳腐的器具，卻在推動著歷史的車輪，卻在創造著燦爛的古代文明。這裡傳承著一種精神，就是堅忍不拔、勇往直前、孜孜以求的精神，她是中華民族的國粹和靈魂。（圖片源於網絡，若有侵權請通知刪除）
閱讀更多 刮晉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