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
中國與現有（現存）國際（世界）秩序（包括全球治理）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是一個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經歷了非常複雜的演變。本文主要從中國對待國際秩序的態度、中國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的角度回顧中國外交的70年。
本文主要使用過去70年中國與國際秩序之間關係的一些主要“話語”或者“敘事”來分析中國與國際秩序之間關係的演變：第一，從“另起爐灶”到開始加入代表現有國際秩序（1945年後）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和聯合國體系）。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大約從1949年到1979年；第二，正式地從1978年起，在幾乎參與了所有的國際組織後的21世紀初，“崛起了”的中國卻重申“不另起爐灶”，以“不”的方式再次提到“另起爐灶”。這是一個比第一階段更長的過程；而2013年到今天則屬於“新時代”，可以概括為從“發起建設國際組織”（如亞投行、新開發銀行、新的全球化——“一帶一路”等）到推動“新的全球治理”。
“革命外交”時代的“另起爐灶 ”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冷戰爆發初期誕生的“革命”國家。“另起爐灶”是對外交的“革命”。“為了同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兩斷，維護新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毛澤東主張“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一律不予承認，將駐在舊中國的各國使節只當作普通僑民而不當作外交代表看待，對舊中國同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和協定要重新審查處理，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特權，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不過，說是“另起爐灶”，另一方面，並沒有“另起爐灶”，新中國參加了當時的蘇聯“爐灶”，即“一邊倒”。不過，“一邊倒”不久，在美蘇冷戰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與其他亞非國家之間發起了“和平共處”為主題的亞非會議。亞非會議是中國實際上在冷戰時的“另起爐灶”，成為在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的前奏。不過，在既不屬於蘇聯集團，又與美國敵對的情況下，中國幾乎是一個完全缺少起碼國際聯繫的國家，只通過當時的香港和歐洲一些國家維持著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極少貿易。不能與外部接觸和循環使中國在當時大體上成為一個封閉系統，而封閉系統往往發生內部的衝突。這就是中國持續了10年的文革。“文革外交”也是受“另起爐灶”的驅使，以“輸出革命”——試圖以另一種方式改變封閉狀態，維持了與一些小國家（亞洲的斯里蘭卡、歐洲的阿爾巴尼亞，以及廣大的非洲等的合作），卻惡化了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也缺少基於中國國內經濟發展而形成的國際市場聯繫的支持，一些援非項目，如坦贊鐵路，耗資巨大，在當時並沒有發揮實際意義。
“ 入世之後”全面融入現有國際秩序
1978年後，中國逐步徹底告別了“另起爐灶”、“革命外交”，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下，開始積極參加國際經濟組織，尤其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過，在冷戰結束前，中國來不及參加全部的國際經濟組織。冷戰結束後，中國計劃的恢復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中的席位——“復關”的努力沒有來得及完成，GATT就被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面取代了，中國不得不在1995年變“復關”為“入世”。“入世”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象徵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決心和全面融入已有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政治意志。這種意志當時是如此的強烈，“另起爐灶”似乎進入中國對外關係的歷史。國際上，由於中國堅定“入世”，不再擔心中國“另起爐灶”。在國內，中國對參與全球化、搭乘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中國成為現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深信不疑。
2002年-2005年期間，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非正式的國際論述。國際社會旋即廣泛注意到這一論述。後來，這一論述改為正式的“和平發展”（字面上以區別於鄧小平生前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和平與發展”）。不管是“和平崛起”還是“和平發展”，因為都是“和平”的，都意味著中國自改革開放開始參與世界秩序的持續。
“和平崛起”的敘述不算完善，也終於沒有發展成為一個具有更進一步說服力的宏觀外交理論，但是，其傳遞出來的中國斷然否定自己是改變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的含義是明確的。不過，國際社會，主要是來自周邊的東南亞國家、跨太平洋的美國等，表達了對中國另一種擔心：已經進入國際秩序的中國還不是國際共同體的“利益攸關方”，承擔的國際責任不夠。
2009年金融危機後，尤其是2010年以後，“另起爐灶”再次成為一個問題。這主要是當時的中美互動造成的。美國奧巴馬政府決定“轉向亞洲”——與中國等勢力建立新的平衡（“再平衡”），迫使中國不得不“西進”——在亞歐大陸（具體表現為發起和建立上海合作組織）和非洲等開闢新的國際聯繫，而“西進”很快轉化為公開探索新的道路，即“一帶一路”。這幾乎是21世紀的“另起爐灶”。不過，中國卻強烈否定這是“另起爐灶”，不斷重申，中國“不另起爐灶”。
本來，由於中國已經參加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根本無需說明“不另起爐灶”，中國卻在“大國崛起”的情況下不得不“不另起爐灶”。也即是說，在已經全面參加了已有國際秩序又在重申“不另起爐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秩序主要維護者
特朗普在美國執政的這3年（2017年1月以來），美國政府對待已有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態度大變。而英國脫離已經參加了40多年的遠超越地區組織的歐洲秩序（脫歐）更是加劇了已有世界秩序的動盪與危機。“去全球化”風起雲湧。在這一被描述為“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中國外交在大幅度地推進包括“一帶一路”的國際計劃，在“新的全球治理”的旗號下從“積極參與”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治理，以分享“中國發展經驗”或者“中國發展知識”的名義，輸出“中國發展模式”；中國重申“不干涉別國內政”，卻探索“建設性介入”；“不結盟”但結伴，“不稱霸”但“引領”。中國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發揮“中國作用”，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這些情況，既不是傳統的“另起爐灶”——中國成為現有國際秩序（如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維護者。
世界的國際秩序向何處去？中國與國際秩序的未來是何種關係？這是最近幾年國際上激烈爭論的大問題。
中國克服了“另起爐灶”的衝動，在“不另起爐灶”的堅持中，從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大大受益，在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的條件下，造就了長期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過，中國面對的危機是，中國曾經受益的這一秩序正在遠去。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持續了70多年、在冷戰後在經濟上包括了中國的開放、包容的“自由國際秩序”可能已經壽終正寢，美國不得不重建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已經提議WTO去掉“差別化”。而“無差別化”的主張如果付諸實施，則等於重建全球貿易治理。
在對付其他重大的全球挑戰上，聯合國主導、歐盟等帶頭已經達成了一些全球協議，如對付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但是，美國等已經退出《巴黎協定》。國際集體行動正在遭遇重大挑戰。一些國家可能跟隨美國（最近繼巴西之後，新加坡也宣佈不再堅持在WTO中的“發展中地位”），另一些國家（如歐盟國家）則不顧美國缺席而繼續追求原來達成的多邊協議。
即使中國再重申“不另起爐灶”，未來中國的發展和治理不再如改革開放年代那樣受益於既有的、穩定的、有保障的自由國際秩序。世界繼續在動盪中，未來無非是有序或者無序兩種情況。而中國可能為有序貢獻。中國組織的國際組織並不能讓一些關鍵國家（如美國）參加，而美國假如也構建其新的世界秩序，中國將不再被納入。世界在秩序上可能走向分裂，多個秩序並存、相互競爭、相互衝突。（作者為著名國際政治學者、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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