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為紅軍醫院院長的傅連暲大夫，也在翻山的途中，不得不扔掉自己的代步工具，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唯一一頂貨真價實的轎子，從此開始徒步行軍的旅程。
鳳凰衛視2012年5月7日《鳳凰大視野》，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1933年5月，剛剛與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的蔣介石，集結50萬國民黨軍對江西、福建兩省的中央蘇區展開自1930年以來的，第五次大規模進攻，經過一年的時間，10萬中央紅軍在蘇區的地盤被縮得越來越小，戰爭資源也消耗殆盡。這支1927年由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的紅色武裝，陷入了自成立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為了避免與蔣介石的50萬國民黨軍進行最後的決戰，中央紅軍決定撤出江西蘇區，與鄰省湖南西部賀龍、肖克的紅軍二六軍團會師，以實現對蘇區的戰略反攻。
1934年10月10日，八萬六千名中央紅軍官兵從江西瑞金出發，踏上了西去的道路，轟動20世紀的長征，就此拉開帷幕。而當時在蘇區的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也幾乎全部參加了這次軍事轉移行動。至1934年11月底，中央紅軍連過三道封鎖線，卻因攜帶大量輜重物資而影響行進的速度，錯過了最佳的渡江時機，與湘軍及桂軍在湘江之畔，形成了決戰的態勢。
11月25日，湘江之戰在廣西全州打響，紅軍戰士血染湘江，至12月初全部紅軍部隊渡過湘江為止。這支在2個月前還有八萬六千人的紅色武裝，此時僅剩三萬餘人。
與此同時，蔣介石的中央軍同湘軍、桂軍一起在通往湖南西部的道路上，設置了第五道封鎖線，希望通過南北夾攻的方式，將中央紅軍消滅在湖南西部。此時的中央紅軍，已無力再進行大規模的突圍行動，它的每一步前進方向，都將決定這支紅色武裝和中共黨組織的生死。
陳曉楠：雖然在長征初期，紅軍一直處於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但是毛澤東依然在長征結束之後，把這一次征途稱為是打著紅燈走夜路，因為在長征的途中，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部署情況，幾乎全部被負責無限電偵察的軍委二局掌握著，並且及時供給了中央紅軍指揮系統以供其運籌紅軍前進的方向。而這種利用情報，先於對手尋找戰機的作戰方式，早在1931年底就在中央蘇區初見雛形了。
解說：1931年12月，27歲的曾希聖從上海輾轉香港來到蘇區，這個21歲考入黃埔軍校，卻因病退學，22歲參加北伐，並加入中國共產黨，訓練過武漢工人糾察隊，並且在上海搞過情報的年輕人，剛到蘇區就被委以重任。
曾小紅（曾希聖之女）：到了蘇區以後呢，那個時候中革軍委正在籌建組成，那麼他當時就被任命為偵察科長，因為父親過去在上海工作嘛，也幹過這些工作嘛，但是隨後又成軍委下面的總參又成立了三局，三個局，這個偵察科就設立為偵察局，後來又改為情報局，那就叫二局。
解說：在歷次與國民黨軍隊的戰鬥中，紅軍不但繳獲了大量的槍支彈藥，還繳獲了一批電臺。然而在最初的戰鬥中，面對這個嗒嗒作響的怪物，紅軍戰士不知該如何應對，隨即把電臺給砸爛了。
時為中央紅軍領導人的毛澤東聞訊後，當即叮囑紅四軍參謀長郭化若，在下達作戰命令時加一條，要各路紅軍注意收集無線電臺和無線電人員。1930年12月，紅軍在龍崗戰鬥中不但活捉了國民黨中將師長張輝瓚，而且繳獲了一批電臺，可是，不懂技術的戰士又把電臺砸壞了，只剩下一部電臺還能勉強收報。於是紅軍利用這最初的半部電臺，建立起第一支無線電隊，由於發報機已經損壞，這支無線電隊最初無法進行通訊聯絡，只能抄收敵人的電報獲取情報。
在隨後的三次反圍剿戰鬥中，紅軍相繼繳獲了多部電臺，無線電隊升級為無線電總隊，並建立了專門偵聽，偵收敵臺的偵察臺。
郝在今（作家）：當時紅軍搞電臺的時候，他自己缺乏人才，紅軍在作戰中完整的俘虜了國民黨的一個電臺，包括電臺臺長和技術員都俘虜了，這樣紅軍就動員這批人參軍，說你也可以回家，我們給路費，你也可以自願參軍，這有一批技術員啊，還是有一定覺悟的，主動報名參加紅軍，從此紅軍有了第一批夠格的技術人員。
當時紅軍的待遇，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一個月五塊大洋的薪水，給這些技術人員多少呢？臺長50塊銀元一個月，報務員20塊銀元一個月，一個最好的技術人員100塊銀元一個月。
解說：雖然在曾希聖到達蘇區的時候，紅軍已經有了無線電偵察電臺，但是，當時曾希聖負責的偵察部門依然依靠傳統的人力偵察和諜報偵察獲取情報，由於這種偵察方式無法全面的摸清敵情，並且存在一定的滯後性，也由此導致了紅軍在1932年5月贛州戰役的失利。
曾小紅：因為你靠人這種動態的人有多少，什麼怎麼動這都很難啊，所以沒想過他的敵情化一下子就變成這樣。
解說：贛州戰役的失敗使曾希聖陷入了他投身革命以來最痛苦的一段時間。此時，在他的內心裡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或者引咎辭職，或者找到一種方法，給紅軍提供準確的情報。在幾個晝夜的冥思苦想中，曾希聖記起了一段在山東做兵運工作時與一個國民黨報務員的對話，這個報務員告訴他，軍用密碼電報是可以破譯的，這段對話讓曾希聖有了通過無線電偵察敵情的靈感。
1937年，美國的SFB莫爾斯利用長短電脈信號實現世界上第一次無線電電報通訊，隨後無線電通訊被廣泛應用在軍事和民用領域。1873年，法國駐華人員威基傑參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選擇了常用漢字6800多個編成了一部漢字電碼本，即無線電通訊明碼。
伴隨著科技的發展，世界各國軍隊開始利用密碼對自己的無線電通訊加密，並且嘗試著利用無線電偵察對手的軍事情報。到了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各部隊之間的無線電通訊，也在明碼通訊的基礎上，開始編輯各自的通訊密碼。如何能讀懂那些猶如天書一般的無線電電報密碼，成為通過無線電偵察和通曉敵情的第一個難關。
曾希聖隨即佈置二局的偵收臺，大量抄收國民黨軍的電報往來，並且和三軍團支援過來的優秀報務員年僅17歲的曹祥仁一起晝夜研究，卻依然沒有找到其中規律。此時，一次戰鬥的意外繳獲給二局帶來新的突破口。
曾小紅：然後在到打宜黃戰役的時候，那次我們殲滅了敵人的一個師的大部戰爭剛一停息，一個師部被我們那個，然後（曾希聖）就帶人衝到師部電臺裡去，就想找到敵人的密碼，因為敵人當時打的也比較倉促，他進去以後沒有發現密電，密本沒有，很多的電文都沒有來得及銷燬，他們蒐羅了兩大箱子電文，就把它帶回去了，最後找出來有一封電報，上面已經譯出來了三十多個字，其他的還沒譯完，這就是個特別好的一個缺口。
解說：就是這三十多個已經譯出的密碼，讓曾希聖和曹祥仁可以順藤摸瓜，終於在1932年秋，破獲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份密碼，展密。在展密的基礎上，二局又破獲了第二份密碼，並很快運用到戰鬥偵察中。與此同時，紅軍的另一名優秀報務員16歲的鄒畢兆也被調到二局進行破譯工作。雖然國民黨軍隊隨後發現了紅軍有無線電偵察能力，隨即聘請外國專家對其無線電密碼進行優化，但是在新密啟用不久，就被二局破獲了。在1932年12月，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利用無線電偵察系統巧妙的躲過國民黨軍隊的鋒芒，取得了戰鬥的最終勝利。
在接連取得戰鬥勝利的同時，紅軍內部卻悄然發生著一種變化，即使像曾希聖這樣經常在紅軍指揮中樞活動的人，也未必能夠很明確的覺察到那個創建朱毛紅軍，並且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湖南毛澤東，在軍委指揮系統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了。
陳曉楠：作為朱毛紅軍的創始人，踏上長征征途的毛澤東，此時的身份除了一個名義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和政治局委員之外，沒有任何軍事職務，而這種被賦閒的狀態，自1932年寧都會議起，已經持續了2年的時間，在此期間，紅軍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洋顧問李德的手裡。
解說：1933年9月，33歲的德國人奧托·布勞恩受共產國際委派，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中央蘇區，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初到瑞金的李德很快獲得了曾經留學蘇聯的蘇區負責人博古的好感，兩人經常用俄語交換意見，博古也逐漸對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比自己大7歲，有著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教育背景的老大哥產生充分的信任，並且將實際指揮紅軍進行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指揮權交給了李德。
伍星（伍修權之女）：曾小紅：他來了以後那，給他專門修了一個房子，在一片大家回憶也是在一個稻田的中間，一個孤立的房子，所以大家都叫，管這個房子叫獨立房子，後來變成李德的代號了，所以大家一說那個李德，就說那個獨立房子，這就知道是李德那。
解說：李德在蘇區的住房一共分為三間，中間的一間是作戰室和會議室，左邊的一間是李德的住所，右邊的一間是立德在蘇區的俄文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的宿舍，和其他紅軍官兵相比，伍修權有著更多的機會接觸這位來自共產國際的洋顧問。
伍星：這個洋顧問他的個性很強，毛病也挺多的，就是他特別的驕傲自大，而且特別自以為是，這個作風也很簡單粗暴，經常的就是無緣無故的發脾氣，也不能容忍別人對他提意見。
解說：與傲慢的態度相比，讓紅軍官兵更加無法忍受的是李德的軍事指揮，雖然在李德初到蘇區的時候，很多紅軍官兵都曾對這位洋顧問短促出擊，和守土衛國拒敵國門之外的戰法充滿幻想和好感。在1933年，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中央紅軍擴大了根據地，生活條件也改善了很多，很多貧農出身的幹部害怕原來誘敵深入的戰術會把自己辛勤置下的罈罈罐罐打破，而此時李德守土衛國的戰術，正符合了當時紅軍普遍存在的心理。
然而，李德的戰術不僅沒有擴大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果實，反而使紅軍原有的根據地面積越來越小，損失卻是越來越大。這也招致紅軍很多官兵甚至是彭德懷的不滿。
伍星：比如說五次圍剿期間廣昌戰鬥，這大概是1934年的三四月間吧，這時候呢，敵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來進攻廣昌，廣昌是彭德懷在守，紅三軍團，彭德懷再三說廣昌是不能固守，因為廣昌沒有這個城牆，李德就不相信，他因為那個時候國民黨用的方法就是堡壘戰，步步為營，這樣，李德跟他對著幹，他也是來修堡壘，堡壘對堡壘，這麼跟國民黨來打，他就是要構築永久性工事。
當時彭德懷回憶這些事，六七架飛機同時轟炸，他們一個營的戰士，就這樣全都在這工事裡頭，都給炸了，全犧牲了，當時彭德懷就很生氣，就說李德，說你這是主觀主義和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就罵李德，就跟李德說，你這是崽賣爺田心不疼。
陳曉楠：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所有中央紅軍的作戰部署，都是由三人團發佈的，這三個人分別是博古、李德，還有周恩來，與此同時被拿掉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除了搞搞調查做做報告，更多的時間只能一個人在住所裡看點書。在那段被陳毅稱為是鬼都不上門的賦閒歲月裡，毛澤東開始反思和總結自己在政治道路上的失誤和教訓，同時，他也密切關注著紅軍的行動。
解說：由於前線失利，戰事吃緊，外加國軍飛機頻繁的對中央蘇區政府所在地進行空襲，1934年7月，原本居住在瑞金沙洲壩的毛澤東跟隨中央領導機關遷往瑞金城西，二十公里的雲石山古寺里居住。當時毛澤東被安排住在左廂房，居住在右廂房的是時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在這段賦閒歲月裡，毛澤東經常坐在寺院後，一棵大樟樹下的青石凳上讀書，或者與張聞天促膝長談，相互交換對於時局的看法。正是由於這次機緣使曾經留學蘇聯，並且有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經歷的張聞天的思想開始轉變，他逐漸認同了毛澤東的戰略思維和軍事主張。
在長征突破湘江之前，騎馬的張聞天經常和坐擔架的毛澤東走在一起，而和他們同行的還有同坐擔架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在其傳記《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有過這樣一段記述：“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講習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三藩市當過編輯的洛甫，以及傷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爾什維克王稼祥之間進行，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搖晃不定的擔架上發表議論的毛澤東不是什麼鄉巴佬，而俄國人和中國布爾什維克人卻常常這樣描繪他，這隻能說明他們自己是多麼愚昧無知。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
這是本書的第七章所記述的內容，標題叫做擔架上的陰謀，而此時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這三個人也逐漸形成了相對於軍事三人團而言的在野三人團。
另一方面，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懷疑李德軍事指揮能力的聲音也在中央紅軍中越發高漲。特別是經過湘江血戰，部隊因為大批輜重所累，貽誤戰機以致大量減員後，對李德和軍事三人團指揮的不滿，已達到了頂點。
周軍（《毛澤東的神來之筆》作者）：再加上湘江之戰失敗以後，李德說話的分量一下就降低了不少，紅34師在湘江以東失敗以後，有一天李德在行軍，他就看到周子昆了，周子昆實際上他當時已經不在34師了，但是李德把他記錯了，李德就把他叫住，你這個34師師長，你這個部隊在湘江以東失敗了，跟你老婆在這扯閒談，這樣就叫警衛班把這個人綁起來，把周子昆綁起來，這樣擱中央蘇區肯定就綁起來了，洋顧問說一句話肯定綁起來。那個時候大家不動，看了看就不動，不動最後他沒辦法，最後是毛出來解的圍，毛說這人交給我處理吧，就算了。毛當時就提出來，我們要討論失敗的原因。
解說：洋顧問處理周子昆事件，以毛澤東打圓場圓滿落幕，毛澤東提出的，討論失敗原因，也得到了軍事三人團成員之一週恩來的支持。此時的周恩來也對李德和博古很有意見，在過湘南之前，周恩來就曾向三人團建議多聽取毛澤東的建議，卻被李德、博古以毛澤東懂什麼頂了回來。
周恩來答應毛澤東，在形勢稍緩和的時候即召開會議，討論這個失敗的原因，然而會議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並沒有確定。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緊鑼密鼓的調兵遣將，這位在20世紀初從各路諸侯的角逐中脫穎而出的黃埔軍校校長在軍事指揮中，素以多看對手一招而聞名四方，早在湘江血戰之前半個月的1934年11月17日，也就是他任命的湘粵桂邊追剿軍總司令何鍵發佈《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之後的幾天，他就對中央紅軍有可能突破湘江防線有了預見。
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後，蔣介石的對策也當即發出，他把圍剿紅軍的重點確定在防止紅軍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湘西要道上，12月1日，湘軍何鍵將追剿總部從衡陽遷到更靠近湘西的邵陽，同時調整部署，擺下了一個從新寧經城步、遂寧、靖縣，並向北延伸至會同、洪江的彎弧形大縱深堡壘群，準備與紅軍決一死戰。而白崇禧的桂軍雖然也將所部兩個軍五個師的兵力編成一個追擊隊和一個預備隊做出向紅軍追擊的姿態，但在這個被稱作小諸葛的廣西人心裡，卻與被肖賀的二六軍團在湘西鬧得夜不能寐的何鍵有著不同的盤算。
周軍：何鍵“剿共”比他們幾個都積極，白崇禧不一樣，白崇禧（統治的）廣西，自從百色起義以後，他的統治一直比較穩固，他的聯保統治搞得比較穩固，他剿紅軍呢，他是這樣一個態度，就是說，如果能佔便宜，不付血本能幹就幹，如果要付血本，不幹。
解說：白崇禧、蔣介石忙於調兵遣將的同時，中央紅軍也在忙著整理行裝，準備翻越他們自瑞金出發後的第一座高山，海拔2142.5米的越城嶺主峰，貓兒山。雖然這座別名老山界，區分黔桂兩省的界山，與紅軍之後翻越的川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嶺相比，尚屬小兒科級別，但是作為紅軍翻越的第一座大山，毛澤東依然用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的詞句形容了當時翻山的難度和險境。
作為紅軍醫院院長的傅連暲大夫，也在翻山的途中，不得不扔掉自己的代步工具，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唯一一頂貨真價實的轎子，從此開始徒步行軍的旅程。
陳曉楠：紅軍翻越老山界的故事，後來被陸定一寫成了文章《老山界》，並且收錄進了蘇教版和滬教版的初中語文課本當中，融進了一代人的童年記憶，文中描寫了老山界的高，以及紅軍翻越老山界時的樂觀精神，卻並沒有提到翻過老山界之後，紅軍的境遇。在跨出老山界之後，如果紅軍仍然按照原定的計劃向湘西進軍的話，那麼今天我們所知的中國歷史，將從1934年的冬天被徹底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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