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大夫，也在翻山的途中，不得不扔掉自己的代步工具，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顶货真价实的轿子，从此开始徒步行军的旅程。
凤凰卫视2012年5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33年5月，刚刚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蒋介石，集结50万国民党军对江西、福建两省的中央苏区展开自1930年以来的，第五次大规模进攻，经过一年的时间，10万中央红军在苏区的地盘被缩得越来越小，战争资源也消耗殆尽。这支1927年由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红色武装，陷入了自成立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为了避免与蒋介石的50万国民党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中央红军决定撤出江西苏区，与邻省湖南西部贺龙、肖克的红军二六军团会师，以实现对苏区的战略反攻。
1934年10月10日，八万六千名中央红军官兵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西去的道路，轰动20世纪的长征，就此拉开帷幕。而当时在苏区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也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军事转移行动。至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连过三道封锁线，却因携带大量辎重物资而影响行进的速度，错过了最佳的渡江时机，与湘军及桂军在湘江之畔，形成了决战的态势。
11月25日，湘江之战在广西全州打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至12月初全部红军部队渡过湘江为止。这支在2个月前还有八万六千人的红色武装，此时仅剩三万余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同湘军、桂军一起在通往湖南西部的道路上，设置了第五道封锁线，希望通过南北夹攻的方式，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湖南西部。此时的中央红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突围行动，它的每一步前进方向，都将决定这支红色武装和中共党组织的生死。
陈晓楠：虽然在长征初期，红军一直处于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但是毛泽东依然在长征结束之后，把这一次征途称为是打着红灯走夜路，因为在长征的途中，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情况，几乎全部被负责无限电侦察的军委二局掌握着，并且及时供给了中央红军指挥系统以供其运筹红军前进的方向。而这种利用情报，先于对手寻找战机的作战方式，早在1931年底就在中央苏区初见雏形了。
解说：1931年12月，27岁的曾希圣从上海辗转香港来到苏区，这个21岁考入黄埔军校，却因病退学，22岁参加北伐，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训练过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且在上海搞过情报的年轻人，刚到苏区就被委以重任。
曾小红（曾希圣之女）：到了苏区以后呢，那个时候中革军委正在筹建组成，那么他当时就被任命为侦察科长，因为父亲过去在上海工作嘛，也干过这些工作嘛，但是随后又成军委下面的总参又成立了三局，三个局，这个侦察科就设立为侦察局，后来又改为情报局，那就叫二局。
解说：在历次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红军不但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一批电台。然而在最初的战斗中，面对这个嗒嗒作响的怪物，红军战士不知该如何应对，随即把电台给砸烂了。
时为中央红军领导人的毛泽东闻讯后，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红军在龙岗战斗中不但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电台还能勉强收报。于是红军利用这最初的半部电台，建立起第一支无线电队，由于发报机已经损坏，这支无线电队最初无法进行通讯联络，只能抄收敌人的电报获取情报。
在随后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相继缴获了多部电台，无线电队升级为无线电总队，并建立了专门侦听，侦收敌台的侦察台。
郝在今（作家）：当时红军搞电台的时候，他自己缺乏人才，红军在作战中完整的俘虏了国民党的一个电台，包括电台台长和技术员都俘虏了，这样红军就动员这批人参军，说你也可以回家，我们给路费，你也可以自愿参军，这有一批技术员啊，还是有一定觉悟的，主动报名参加红军，从此红军有了第一批够格的技术人员。
当时红军的待遇，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一个月五块大洋的薪水，给这些技术人员多少呢？台长50块银元一个月，报务员20块银元一个月，一个最好的技术人员100块银元一个月。
解说：虽然在曾希圣到达苏区的时候，红军已经有了无线电侦察电台，但是，当时曾希圣负责的侦察部门依然依靠传统的人力侦察和谍报侦察获取情报，由于这种侦察方式无法全面的摸清敌情，并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由此导致了红军在1932年5月赣州战役的失利。
曾小红：因为你靠人这种动态的人有多少，什么怎么动这都很难啊，所以没想过他的敌情化一下子就变成这样。
解说：赣州战役的失败使曾希圣陷入了他投身革命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此时，在他的内心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引咎辞职，或者找到一种方法，给红军提供准确的情报。在几个昼夜的冥思苦想中，曾希圣记起了一段在山东做兵运工作时与一个国民党报务员的对话，这个报务员告诉他，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破译的，这段对话让曾希圣有了通过无线电侦察敌情的灵感。
1937年，美国的SFB莫尔斯利用长短电脉信号实现世界上第一次无线电电报通讯，随后无线电通讯被广泛应用在军事和民用领域。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择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了一部汉字电码本，即无线电通讯明码。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军队开始利用密码对自己的无线电通讯加密，并且尝试着利用无线电侦察对手的军事情报。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各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也在明码通讯的基础上，开始编辑各自的通讯密码。如何能读懂那些犹如天书一般的无线电电报密码，成为通过无线电侦察和通晓敌情的第一个难关。
曾希圣随即布置二局的侦收台，大量抄收国民党军的电报往来，并且和三军团支援过来的优秀报务员年仅17岁的曹祥仁一起昼夜研究，却依然没有找到其中规律。此时，一次战斗的意外缴获给二局带来新的突破口。
曾小红：然后在到打宜黄战役的时候，那次我们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师的大部战争刚一停息，一个师部被我们那个，然后（曾希圣）就带人冲到师部电台里去，就想找到敌人的密码，因为敌人当时打的也比较仓促，他进去以后没有发现密电，密本没有，很多的电文都没有来得及销毁，他们搜罗了两大箱子电文，就把它带回去了，最后找出来有一封电报，上面已经译出来了三十多个字，其他的还没译完，这就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缺口。
解说：就是这三十多个已经译出的密码，让曾希圣和曹祥仁可以顺藤摸瓜，终于在1932年秋，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份密码，展密。在展密的基础上，二局又破获了第二份密码，并很快运用到战斗侦察中。与此同时，红军的另一名优秀报务员16岁的邹毕兆也被调到二局进行破译工作。虽然国民党军队随后发现了红军有无线电侦察能力，随即聘请外国专家对其无线电密码进行优化，但是在新密启用不久，就被二局破获了。在1932年12月，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利用无线电侦察系统巧妙的躲过国民党军队的锋芒，取得了战斗的最终胜利。
在接连取得战斗胜利的同时，红军内部却悄然发生着一种变化，即使像曾希圣这样经常在红军指挥中枢活动的人，也未必能够很明确的觉察到那个创建朱毛红军，并且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湖南毛泽东，在军委指挥系统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
陈晓楠：作为朱毛红军的创始人，踏上长征征途的毛泽东，此时的身份除了一个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之外，没有任何军事职务，而这种被赋闲的状态，自1932年宁都会议起，已经持续了2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洋顾问李德的手里。
解说：1933年9月，33岁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委派，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初到瑞金的李德很快获得了曾经留学苏联的苏区负责人博古的好感，两人经常用俄语交换意见，博古也逐渐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比自己大7岁，有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教育背景的老大哥产生充分的信任，并且将实际指挥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
伍星（伍修权之女）：曾小红：他来了以后那，给他专门修了一个房子，在一片大家回忆也是在一个稻田的中间，一个孤立的房子，所以大家都叫，管这个房子叫独立房子，后来变成李德的代号了，所以大家一说那个李德，就说那个独立房子，这就知道是李德那。
解说：李德在苏区的住房一共分为三间，中间的一间是作战室和会议室，左边的一间是李德的住所，右边的一间是立德在苏区的俄文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的宿舍，和其他红军官兵相比，伍修权有着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洋顾问。
伍星：这个洋顾问他的个性很强，毛病也挺多的，就是他特别的骄傲自大，而且特别自以为是，这个作风也很简单粗暴，经常的就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也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提意见。
解说：与傲慢的态度相比，让红军官兵更加无法忍受的是李德的军事指挥，虽然在李德初到苏区的时候，很多红军官兵都曾对这位洋顾问短促出击，和守土卫国拒敌国门之外的战法充满幻想和好感。在1933年，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央红军扩大了根据地，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很多，很多贫农出身的干部害怕原来诱敌深入的战术会把自己辛勤置下的坛坛罐罐打破，而此时李德守土卫国的战术，正符合了当时红军普遍存在的心理。
然而，李德的战术不仅没有扩大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果实，反而使红军原有的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小，损失却是越来越大。这也招致红军很多官兵甚至是彭德怀的不满。
伍星：比如说五次围剿期间广昌战斗，这大概是1934年的三四月间吧，这时候呢，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来进攻广昌，广昌是彭德怀在守，红三军团，彭德怀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因为广昌没有这个城墙，李德就不相信，他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用的方法就是堡垒战，步步为营，这样，李德跟他对着干，他也是来修堡垒，堡垒对堡垒，这么跟国民党来打，他就是要构筑永久性工事。
当时彭德怀回忆这些事，六七架飞机同时轰炸，他们一个营的战士，就这样全都在这工事里头，都给炸了，全牺牲了，当时彭德怀就很生气，就说李德，说你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就骂李德，就跟李德说，你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陈晓楠：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所有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都是由三人团发布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博古、李德，还有周恩来，与此同时被拿掉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除了搞搞调查做做报告，更多的时间只能一个人在住所里看点书。在那段被陈毅称为是鬼都不上门的赋闲岁月里，毛泽东开始反思和总结自己在政治道路上的失误和教训，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红军的行动。
解说：由于前线失利，战事吃紧，外加国军飞机频繁的对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进行空袭，1934年7月，原本居住在瑞金沙洲坝的毛泽东跟随中央领导机关迁往瑞金城西，二十公里的云石山古寺里居住。当时毛泽东被安排住在左厢房，居住在右厢房的是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在这段赋闲岁月里，毛泽东经常坐在寺院后，一棵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或者与张闻天促膝长谈，相互交换对于时局的看法。正是由于这次机缘使曾经留学苏联，并且有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经历的张闻天的思想开始转变，他逐渐认同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军事主张。
在长征突破湘江之前，骑马的张闻天经常和坐担架的毛泽东走在一起，而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同坐担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传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讲习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三藩市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人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
这是本书的第七章所记述的内容，标题叫做担架上的阴谋，而此时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这三个人也逐渐形成了相对于军事三人团而言的在野三人团。
另一方面，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怀疑李德军事指挥能力的声音也在中央红军中越发高涨。特别是经过湘江血战，部队因为大批辎重所累，贻误战机以致大量减员后，对李德和军事三人团指挥的不满，已达到了顶点。
周军（《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作者）：再加上湘江之战失败以后，李德说话的分量一下就降低了不少，红34师在湘江以东失败以后，有一天李德在行军，他就看到周子昆了，周子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不在34师了，但是李德把他记错了，李德就把他叫住，你这个34师师长，你这个部队在湘江以东失败了，跟你老婆在这扯闲谈，这样就叫警卫班把这个人绑起来，把周子昆绑起来，这样搁中央苏区肯定就绑起来了，洋顾问说一句话肯定绑起来。那个时候大家不动，看了看就不动，不动最后他没办法，最后是毛出来解的围，毛说这人交给我处理吧，就算了。毛当时就提出来，我们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解说：洋顾问处理周子昆事件，以毛泽东打圆场圆满落幕，毛泽东提出的，讨论失败原因，也得到了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周恩来的支持。此时的周恩来也对李德和博古很有意见，在过湘南之前，周恩来就曾向三人团建议多听取毛泽东的建议，却被李德、博古以毛泽东懂什么顶了回来。
周恩来答应毛泽东，在形势稍缓和的时候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失败的原因，然而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没有确定。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这位在20世纪初从各路诸侯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的黄埔军校校长在军事指挥中，素以多看对手一招而闻名四方，早在湘江血战之前半个月的1934年11月17日，也就是他任命的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布《第一次追剿计划及命令》之后的几天，他就对中央红军有可能突破湘江防线有了预见。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的对策也当即发出，他把围剿红军的重点确定在防止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湘西要道上，12月1日，湘军何键将追剿总部从衡阳迁到更靠近湘西的邵阳，同时调整部署，摆下了一个从新宁经城步、遂宁、靖县，并向北延伸至会同、洪江的弯弧形大纵深堡垒群，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而白崇禧的桂军虽然也将所部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编成一个追击队和一个预备队做出向红军追击的姿态，但在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广西人心里，却与被肖贺的二六军团在湘西闹得夜不能寐的何键有着不同的盘算。
周军：何键“剿共”比他们几个都积极，白崇禧不一样，白崇禧（统治的）广西，自从百色起义以后，他的统治一直比较稳固，他的联保统治搞得比较稳固，他剿红军呢，他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能占便宜，不付血本能干就干，如果要付血本，不干。
解说：白崇禧、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央红军也在忙着整理行装，准备翻越他们自瑞金出发后的第一座高山，海拔2142.5米的越城岭主峰，猫儿山。虽然这座别名老山界，区分黔桂两省的界山，与红军之后翻越的川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相比，尚属小儿科级别，但是作为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山，毛泽东依然用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词句形容了当时翻山的难度和险境。
作为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大夫，也在翻山的途中，不得不扔掉自己的代步工具，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顶货真价实的轿子，从此开始徒步行军的旅程。
陈晓楠：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后来被陆定一写成了文章《老山界》，并且收录进了苏教版和沪教版的初中语文课本当中，融进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文中描写了老山界的高，以及红军翻越老山界时的乐观精神，却并没有提到翻过老山界之后，红军的境遇。在跨出老山界之后，如果红军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向湘西进军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将从1934年的冬天被彻底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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