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古蹟之古樓的前世今生

古樓的前世今生

在千年古城鄂州的十字街，聳立著一座古城樓，千百年來，關於此樓的來歷與名稱，學術界與民間一直是爭論不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此樓為三國東吳時期吳王安樂宮的端門；有人認為是三國吳王城的鼓樓；還有人認為是因東晉重臣庾亮而得名的庾樓……如此種種，孰是孰非，我們不妨來一一探源。

南樓———古樓的第一個名字

要討論這座古樓到底應該叫什麼名字，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首先說一下古樓最初的一個名字———“南樓”。目前所見最早提到“武昌南樓”的是成書於南朝劉宋年間的《世說新語》，書中記載：“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公元420年，宋武帝劉裕正式取代東晉王朝，改國號“宋”，史稱劉宋。

公元441年，距東晉滅亡僅21年，劉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於江州刺史任上開始編撰《世說新語》，武昌（今鄂州）一度歸江州管轄。無論是從作者劉義慶編撰此書時的地點，還是編撰此書的時間，我們都沒有太多的理由懷疑書中對此事記載的準確性和可信度。從此，南樓這個名稱便始終與這座千古名樓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是吳王安樂宮的端門嗎？

而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就是，南樓是否就是三國東吳安樂宮的端門。

關於南樓即是三國東吳時期吳王安樂宮的端門這一說法，始自於南宋時期編撰的《方輿勝覽》、《輿地紀勝》，按照這兩部文獻的表述，南樓所在位置就是當年三國吳王城城內。然而從南北朝之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蓋晉之武昌郡……吳之武昌郡，在其東也……”的記載可知，晉代武昌城就已經遷移到了三國吳王城的西面。僅以以上幾部文獻成書時間來看，距三國時期200餘年的《水經注》比距三國近千年的南宋《方輿勝覽》、《輿地紀勝》的可信度要更高。

北宋初年編撰的《太平寰宇記》中在提到南樓時也明確記載：“……然故城（吳王城）在今城東里餘，則端門非今南樓矣。”其後，明代編撰的《名勝志》也記載：“舊府縣誌均同，考吳安樂宮在今縣東一里餘，端門不應至此。”從此處記載也可得知，《名勝志》在考證此樓時還曾參閱過之前的各類舊版府縣誌，其中的記載也都否定了南樓即安樂宮端門的說法。而這兩處記載也印證了《水經注》的說法。

1981年至1984年，我市考古工作者會同省內及南京大學考古專家一同對鄂州三國吳王城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並進行了部分鑽探。初步確定了三國吳王城東至鳳凰路，南至江家灣（現吳都古肆一帶），西至熊家巷（今保險公司對面），北至長江。此範圍與史料中“鄂州城，即孫權所創……周環不過兩三里”的記載基本相符。這一考古發現聯繫南樓與熊家巷（吳王城西城垣）的距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安樂宮作為吳王孫權的主要宮殿，不可能建成主體在城內、而宮門在城外一里以外的奇特形制。史書中“……然故城在今城東里餘，則端門非今南樓矣”、“考吳安樂宮在今縣東一里餘，端門不應至此”的記載應是真實可信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南樓並非三國時期的古蹟，也就更談不上與吳王安樂宮的端門有任何關聯了。

是吳王古都的“鼓樓”嗎？

那麼，這座南樓是否又是三國吳王城的鼓樓呢？翻閱史料，我們可以看到，南北朝時期北魏大將李崇在任兗州刺史期間，因兗地多盜劫，李崇引用軍中望樓的做法創鼓樓之制，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盜竊始發便可擒拿，兗州盜匪因此為之一空，這一做法隨即被推廣至各州府。李崇也因此而受封為侯，加封安東將軍。所以北魏《魏書》中記載：“諸州置樓懸鼓,自（李）崇始也。”也就是說，各州府城內設置鼓樓的這一做法，開始於北魏大將李崇任兗州刺史任上。李崇任兗州刺史是公元475年，東晉亡於公元420年，由此看來，東晉及更早的三國時期，並無“鼓樓”之說。而且，上文中也提到，古樓距三國吳王城舊址約一里，退一萬步說，即便三國時期設置鼓樓，也不可能設置在城外，遍觀國內諸多鼓樓遺蹟，也未曾見此怪異的建法。而且，即便說此樓是三國吳王城設置在西城外示警所用，那麼其城門道的走向也應是東西走向，而非南北走向。

由此可見，南樓為三國吳王城鼓樓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南樓為何又被稱為“庾樓”

由於地處城中心的原因，《武昌縣誌》記載：“……南樓在武昌縣南，南樓即譙樓，在城內縣署前。”由此可見，南樓曾經被當作譙樓使用，譙樓雖與鼓樓所起的功能大致相同，但從南北朝至今的歷代史料中，古樓一直被稱為“南樓”、“譙樓”、“庾公樓”等，我們並未發現曾被稱為“鼓樓”的記載，因此，南樓即使撇開三國吳王城的關係而僅稱“鼓樓”也是無據可依的。

那麼，南樓又為何被稱之為“庾樓”、“庾公樓”的呢？東晉時，重臣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並遷鎮武昌。在前文中，我們已經得知，晉代武昌城的城址已經遷移到了三國吳王城的西面。《世說新語箋疏》以及《晉書·庾亮列傳》中記載：“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因此，庾亮又被人稱為“南樓使君”、“南樓老子”，並留下了“庾亮南樓”、“胡床待月”、“庾監高樓”等典故。唐代著名詩人李白來到武昌陪御史中丞宋若思在此夜飲，聽人談起庾公當年故事後，也曾留下《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的詩句。

歷代文人墨客，如杜甫、元稹、黃庭堅等也有緬懷這段典故的詩文，無論這些詩文成文於今武昌蛇山南樓（始建於中唐）還是古武昌（今鄂州）南樓，都可看出南樓與庾亮的這段淵源聯繫之緊密。庾樓故此而得名，因此，又被稱為“庾亮樓”或“庾公樓”、“玩月樓”等。而且在光緒十一年重修的《武昌縣誌》中所收錄的《縣市圖》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此城樓在地圖中的標註也是“庾樓”。上世紀90年代，維修古樓時，其石匾額仍是青石鐫刻之“庾樓”，因破損而替換成今之所見大理石之匾額。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清晰而且是唯一的結論，那就是，古樓即“庾樓”，因庾亮登樓賞月而得名，這個說法是歷史的延續，有史可循、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