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省

”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个多月英勇奋战，七连决定向龙王庙一带转移，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六班“。这是被收录入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狼牙山五壮士》的开头第一段，这里提到了晋察冀这一敌后抗日根据地。看过抗战影视剧的朋友应该对“晋察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它是红军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根据地，不仅有利的保障了我军敌后武装力量的蓬勃发展，而且直插敌占区的核心地带，共计作战了3万2千多次，消灭了35万多的日军和伪军。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名称中”晋“是指的山西省、”冀“是指的河北省。这点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山西、河北两省的简称如今仍是晋、冀，那么这个”察“又是指的哪儿呢？目前我国一共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34个省级行政区，然而在这34个省级行政区中并没任何一个是以”察“为简称的。其实晋察冀根据地的名称中这个”察“子也是一个省的简称，只不过这个省的建制已被撤销，所以在今天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中就找不到这个简称”察“的省份了。

《我爱你塞北的雪》是一首曾广泛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塞北“一词指的就是北部的边塞，也就是我国的北方边陲一带。殊不知在民国时期”塞北“一词其实和华北、西北、东北一样是指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当时的东北因为有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因此统称东北三省或东三省；而当时的塞北则是指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合称”塞北四省“。晋察冀根据地名称中的”察“指的就是当时塞北四省中的察哈尔省，经过新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后作为地理行政区划的”塞北“一词已很少使用，成为对北部边陲的一种泛指。我们现在要探讨察哈尔省被撤销的原因，那么不妨先了解一下包括察哈尔省在内的塞北四省当初的成立背景。事实上我们今天对历史上曾存在过的这几个省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晋察冀根据地、绥远抗战、热河事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一系列事件均与这几个省有关，说陌生是因为这几个省究竟是何时成立、何时消失鲜为人知。如果我们现在翻开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图就不难发现：这几个省基本上都分布在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断得出：这几个省的成立与撤销可能与中央政府的对蒙政策有关。

我国的行省制起源于元代：忽必烈仿汉制建元称帝后在中央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同时在全国各设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10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而如今的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明太祖朱元璋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仅主管民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有明一代各省军政、民政、财政、刑狱等事务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别执掌，遇有大事需三司会商。明代还出现了如今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明代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东北、西藏等地设有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等行政管辖机构，这些地区相比内地行省有更大的自治权限。明朝内地的行政区划被后世称为”两京十三省“：所谓两京是指北直隶和南直隶；所谓十三省是指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清朝入关后改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为省，因此后世在习惯上也称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为省。清初在得自明朝的中原汉地仍基本保留原有的行政建制：仅改北直隶为直隶省，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三年（1664年）将湖广行省拆分为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将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二省。康熙七年（1668年）将陕西省分为陕西、甘肃二省，至此全国共有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个行省，合称”内地十八省“。在中原汉地之外清王朝还维持着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治，这些地区一般根据当地特定因俗而治，因此并不设立和内地一样的行省：清王朝在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设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在外蒙古设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在新疆设有伊犁将军辖区；在西藏和青海分别设有办事大臣辖区。内地十八省加上盛京、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五个将军辖区以及青海、西藏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基本构成了清代前期的行政区划版图。注意我这里使用了基本上一词，这时因为以上这些行政区划都没覆盖今天的内蒙古地区。

内蒙古地区在清代前期的行政区划版图中是极为特殊的存在：这里仍维持着传统的盟旗制度，无论是内地的省制或是清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将军辖区、办事大臣辖区等行政管辖机构均未覆盖内蒙古地区。到了近代在列强入侵带来的边疆危机刺激下清朝的行政区划版图进行了一定调整：1884年清政府将原伊犁将军辖区改为新疆行省；1885年鉴于台湾的重要性将其由隶属于福建的一个府正式设立为一个省；1907年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被改设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如果将这时的中国地区与今天进行对比会发现：直隶省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奉天省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除了已成为独立国家的外蒙古以及4个直辖市和香港、澳门两国特别行政区之外已基本上和今天的中国行政区划地图大致相似了。为什么又使用了基本上一词呢？因为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当时宁夏和海南还不是单独的省级行政区；青海和西藏是办事大臣辖区，而如今的青海和西藏分别是省和自治区；当时的新疆是省，而今天的新疆是自治区；至于内蒙古此时仍延续着传统的盟旗制度。清代对蒙古地区的治理是比较复杂的：清代的蒙古诸部大体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分，漠南蒙古诸部生活的地区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漠北蒙古诸部生活的地区就是今天的蒙古国，漠西蒙古诸部生活的地区就是今天新疆天山以北的地区。这其中漠南蒙古是最先被清朝征服的：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君王就着力于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但漠南蒙古诸部并非铁板一块——各部和后金（清）政权的关系也并不一致。清朝在征服漠南蒙古诸部的过程曾遭遇一个顽强的对手就是当时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

自从元顺帝被明朝从大都城（今北京）逐回草原后原始的游牧经济无法支撑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于是蒙古草原迅速恢复到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诸部林立的状态。明末的察哈尔部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也是当时漠南蒙古诸部的霸主，当时朝鲜李氏王朝和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分别构成了后金（清）政权东西两翼的重大威胁，成为清王朝在入关灭明前必须先行消除的侧翼隐患。如果将当时明朝、蒙古、后金三方的博弈视为一出“新三国演义”，那么明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蒙古地域广大、骑兵彪悍；后金无论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是最弱的。然而就是看似最弱的后金却在明朝与蒙古的夹缝之间悄然壮大兴起，当时的后金利用蒙古内部的分裂格局与科尔沁等部会盟、联姻。1593年蒙古科尔沁部参加了讨伐建州的九部之役，后参加的科尔沁部明安和喀尔喀部劳萨与努尔哈赤“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1619年明朝大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后金的现实使明朝和蒙古这对宿敌看到了新兴的后金的力量，于是作为当时的漠南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宗主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随即邀约了喀尔喀五部配合明朝协防铁岭，然而由蒙古和明朝组成的联军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就连蒙古军队的主将齐赛诺延都成为了女真人的俘虏。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成为蒙古诸部中率先臣属于后金者。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这一时期后金对蒙古诸部采取政治安抚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与归附自己的蒙古部落进行会盟、联姻，而集中主要精力打击身为漠南蒙古各部盟主的察哈尔部。后来的孝庄太后和她的姑姑哲哲皇后以及姐姐宸妃海兰珠都是在这时嫁入后金宫廷的。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讨伐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彻底统一漠南蒙古诸部并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次年皇太极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清，他自己则由大汗改为皇帝，此举标志着皇太极正式以汉法构建自己的国家，应该说此时他已有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意图。

皇太极的称帝改元之举不仅标志着他以将入主中原作为奋斗目标，也标志着他对漠南蒙古诸部的彻底征服。清军入关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持续打击终于消灭了漠西蒙古中最为强大的准噶尔部，至此清朝完成了对蒙古诸部的征服。清朝在使蒙古诸部臣服后如何治理蒙古部落的问题随之提上议事日程：清朝将蒙古诸部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分别实行盟旗制与札萨克制，根据部落、地域分而治之——分设札萨克旗、都统旗、总管旗、喇嘛旗进行统治。内属蒙古包括八旗察哈尔、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各旗由朝廷任命官员治理，与内地的州、县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有一定自治权，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喀尔喀四部、青海蒙古和伊犁准部等。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为一盟，设正、副盟长，掌管会盟事宜，并对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管。在中央，则由理藩院统管蒙古事务。清朝对蒙古诸部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可以主要分为四类：漠南模式——作为在清军入关清就已被征服的漠南蒙古诸部一直与清皇室保持着联姻关系；漠北模式——漠北喀尔喀蒙古同时受到漠南蒙古、准噶尔部以及俄罗斯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清王朝对其的控制力度始终不及漠南诸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的威胁下归附清朝，此后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主要采取政治上的会盟以及推行喇嘛教等措施加以控制，使之成为防御沙俄的屏藩；青海模式——被噶尔丹打败的和硕特部进入青海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和硕特部和西藏的达赖政权合作共同统治青藏高原，随着准噶尔势力被清军驱逐出青藏高原之后和硕特部成为了清朝治理青海的一支重要力量；土尔扈特模式——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清政府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整个有清一代始终综合运用会盟、联姻、册封、朝贡以及推行喇嘛教等多种方式实现对蒙古诸部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多领域的全方位控制。

现在我们单说清朝治理蒙古诸部的漠南模式，也就是施行于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的模式：一方面清王朝与漠南蒙古诸部始终保持着和亲、会盟等联系，以致于清朝历代皇帝均有一个蒙古汗号，同时清朝皇室的血脉中也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另一方面清王朝为防止蒙古诸部重新联合成为统一的武装力量始终致力于维持蒙古诸部的分裂局面，为此清朝按满洲八旗模式对漠南蒙古诸部进行改造而创设了盟旗制度：清朝在蒙古各要地设置驻防将军大臣以监控和统辖个盟旗。清朝对蒙古的行政治理机构分为自治和官治两种类型：所谓官治类型是指由中央派遣驻扎蒙古各地的将军、都统、大臣等；自治类型是指盟旗制度下蒙古诸部的札萨克组织。当时中央派驻的将军或都统主要集中驻扎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热河都统驻热河（今河北承德），治理游牧蒙古，但关于城内汉人之治理与直隶总督合议；察哈尔都统驻直隶宣化府（今张家口），管辖内蒙古察哈尔部，关于城内汉人的治理问题与热河同例；绥远将军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管辖土默特部，关于城内汉人的治理与热河、察哈尔无异。晚清时期日本和沙俄势力加紧向蒙古地区渗透扩张，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移民实边和蒙地改省的建议：所谓移民实边就是从中原内地向蒙古地区移民以强化边防；所谓蒙地改省就是将蒙古地区设置为类似于中原内地的省份。辛亥革命后沙俄趁机煽动外蒙独立：1912年冬至1913年外蒙叛军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内蒙古。翻开地图不难发现：内蒙古面积狭长、地域辽阔，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格局下实在难以做到首尾兼顾，于是将内蒙古拆分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部分的方案再次被人提及。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将清政府时期处于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内蒙古地区拆分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并设置都统管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以《建国大纲》中仅有省制而无特别强之规定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改设为省。

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省的设立在当时的形势下对稳定边疆局势、巩固中央政府对内蒙古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使内蒙古处于被新设的行省分割统治的局面之下，以致于当时就有人说：“若干年后内蒙古之名将不复存在”。客观上而言：这是在当时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边疆危局下以牺牲蒙古族同胞的利益来强化对当地控制力度的应急政策。随着民族危机的解除这种应急政策的负面效应表现得日益明显：当地部分别有用心的王公贵族利用当时蒙古族同胞对改省的抗拒心理阴谋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甚至试图策动内蒙古独立。1945年10月出身蒙古土默特部的乌兰夫同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派解散以蒙奸博英达赉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内蒙古那些别有用心的王公贵族制造分裂的阴谋落空了。1946年8月乌兰夫开诚布公地向中央提出：蒙古族人民迫切希望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恢复历史上的内蒙古版图。中央表示：对蒙古族人民的要求充分理解并决心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9月内蒙古全境解放，12月2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在对历史上内蒙古版图拆分基础上的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至此已完成其全部历史使命，不过三省也并不是同一天一下就撤销的：当时内蒙古辖下的察哈尔盟南部与察哈尔省北部毗邻，交界地区蒙汉杂居、土地交叉，农牧业矛盾较为尖锐。为维护当地的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建设有必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经过反复协商和多次实地勘察于1950年9月完成了内蒙古察哈尔盟与察哈尔省之间的划界工作，原属察哈尔省管辖的多伦、宝昌、化德3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到了1952年中央正是撤销察哈尔省的建制，将其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3月6日绥远省撤销建制，其辖区全部并入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1月1日国务院根据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决议决定撤销热河省建制，在承认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指导下将热河省以农业为主的承德地区和北票、朝阳、阜新、建平等县分别划归河北省和辽宁省；将以牧业为主或农牧并举的翁牛特旗、喀喇沁旗、敖汉旗、赤峰县、宁城县、乌丹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